试论我国批捕权的优化配置

论文摘要 对于如何完善我国批捕权的配置，首先可以从域外批捕权的配置现状入手，并分析我国批捕权配置现状，进而提出完善我国批捕权配置的设想。本文以此逻辑结构论述批捕权的配置，一方面，简略阐述了国内及域外批捕权配置的特征，为我国批捕权配置新设想的论述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具体阐述了批捕权配置中的具体争议焦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改进思路。

论文关键词 批捕权 逮捕程序 诉讼结构 程序正当化 中立性

一、域外批捕权的配置现状

（一）英美法系国家批捕权的配置

英美法系国家中，在羁押适用条件方面，实行羁押的情况都是除了羁押以外，没有任何附带于释放的条件能够担保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按时到庭，并不受犯罪轻重的限制。在英国，审判前的羁押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例如，为了收集或保全犯罪证据，犯罪证据有必要由询问犯罪嫌疑人来取得的，构成犯罪的原因比较严重的等等。并且，不是所有可能被处监禁刑的犯罪嫌疑人都要被羁押，必须符合法定要求才可以。在美国，当法官在认定没有什么条件能够合理地保证被捕人按照要求出庭以及任何其他人和社会的安全时，应当命令在审判前将他羁押，且必须有“清楚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

在羁押适用的程序方面，英美法系要求法官在签发羁押令之前须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庭审，或者由法官直接讯问犯罪嫌疑人。其中，英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必须要参加庭审，但法官可以决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参加。通过控辩双方充分讨论，最终决定是否需要签发羁押令。例如，美国法律要求法官在命令羁押之前必须举行听审程序，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证人出庭，询问对方证人，提交书证物证等。

（二）大陆法系国家批捕权的配置

大陆法系国家中，在羁押适用条件方面，以德国为例，犯罪嫌疑人若需要被羁押，必须有重大嫌疑并具备羁押的法定原因，法定原因一般指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藏匿，有伪造、变造、毁灭证据的行为，或串供行为等。以法国为例，法国的羁押实质要件包括罪行要件和必要性或危险性要件两种。所以，从法国有关羁押适用的要件可看出法国羁押规定有着“预防性”的色彩。

在羁押适用的程序方面，都是由法官决定是否进行羁押。例如，依照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警察将被逮捕人解送管辖法院或者最近的地方法院后，法官应立即或最迟于次日审问犯罪嫌疑人。” 当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必要进行羁押的，应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

（三）两种法系关于批捕权配置的比较与分析

两大法系关于羁押的规定，明确了羁押的权限的行使倾向于审判机关，由法官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司法审查，以此达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

然而，对两种法系关于羁押权限的配置的比较与分析中可看出其共同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羁押权限都是由法院行使，决定羁押法院与审判法院是分离的。在羁押的必要性审查中，通过言辞辩论等方式进行充分辩论并质证，形成控辩双方对抗，裁判方居中裁断的局面，进而形成了有效的三方制约机制。第二，域外法律对羁押的规定有着严格的实质条件及程序条件限制，在实体要件方面，外国法律对羁押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总体上的立法目的为尽量减少羁押人数，与中国逮捕条件相比，国外更为严格，切实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在程序要件方面，多数国家对羁押的审查都要经过言辞辩论程序，这与我国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程序大为不同。

二、有关我国批捕权设置的争论

随着司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关于我国审查逮捕权的配置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其中争议最大的焦点则是否应该与西方一致，让法院独立行使批捕权。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应当由检察院行使批捕权，但应对现行法律的规定加以完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和“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应该以此为基点，力图重构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形态。

（一）有关由法院行使批捕权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应仿照西方诉讼模式，审查批捕权应当全部收归法院享有，不应由检察院行使，主要理由如下：首先，由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行使批捕权更能体现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和审判中立的理念。审判中立是对审判的基本要求，为了保证审判中立，负责控告和审判的机关应该严格分离，而且控辩双方主体在审判中的诉讼地位必须平等。其次，由法院行使批捕权更能体现程序上的公正。在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平等，法庭居中裁判是程序公正的重要表现之一。法院中立性可以保证法院较好的行使批准逮捕的权利。而相比于法院，检察院既承担控诉职能，又承担监督审查职能，其中立性的效果从理论上看远不及法院。最后，由法院行使批捕权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公正实现。我国审查批捕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效仿西方，对批捕进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向司法审查化转移。

（二）有关由检察院行使批捕权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在坚持检察院决定逮捕的前提下，我国批捕制度的改革应着重于加强批捕检察官的中立性。在检察院办理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侦查与逮捕的界限模糊的现象比较普遍，主要表现在：第一，负责批捕的检察官违反规定提前介入侦查程序；第二，审批过程中，为保证办案质量，批捕部门与侦查机关进行沟通与协商；第三，作出不予逮捕的决定后，批捕部门通常列出补充侦查提纲，提出具体侦查建议。虽然后两种表现的出发点大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但是这反映了各职能部门相互制约与监督的界限很模糊，不能一味重视效率而忽略了司法公正。实践中的这些做法会严重影响批捕权行使的中立性。因此，应当明确，侦捕分离不仅仅是指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和批捕部门的机构分离，其核心在于职能分离，通过改善检察院的部分职能来保证逮捕决定的公正中立。

三、我国批捕权配置的设想

（一）维持批捕权配置状态的原因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批捕权的配置应维持现行法律规定。批捕权配置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我国的审查逮捕制度与国外通行做法有所不同，未实行完全由法院审查逮捕的模式，而是主要由检察机关审查批捕为主，法院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有批捕的权利。笔者认为，采取现行法律规定的模式有其相对合理性。

首先，从检察院的职能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承担着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法律监督职责。与其他国家相同，我国检察机关也像各国检察机关一样行使公诉权，但又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公诉权只是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之一，仅凭提起公诉这一项职能并不能决定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定位。我国法律明确检察院的定性是监督机关，检察院有权对司法程序进行监督。所以，由监督机关批准逮捕并无不妥。

其次，从法院的职能来看，人民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并不是法官个人。这意味着，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只是部分吸收了司法独立的内容，并未承认法官个人独立，尤其表现在审判委员会制度上面。另外，依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符合逮捕条件应满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等要件，而这一要件则涉及到了定罪量刑的实体性条件。在这种法院体制和逮捕条件下，如果由法院负责批捕审查，就难免对案件先入为主，形成审判预断，不利于审判阶段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

最后，从我国国情的角度来看，我国法律规定的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权力配置颇具有中国特色。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与西方三权分立有着本质的区别，全面照搬西方模式并不可取。其实，对比于西方国家，我国由检察院批准逮捕在实质上都是为了进一步保障人权。例如，法国由预审法官批准逮捕，预审法官审查被追诉人有力或不利的证据，而我国法律规定的检察院的职责不仅是追诉机关，更是监督机关，故就批准逮捕这一方面，检察院的职责与法国预审法官的职责颇为相似。

（二）强化检察院行使批捕权的程序正当化

强化检察院行使批捕权的程序正当化，要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强化控、辩、审三方的三角诉讼结构是审查逮捕程序正当性的前提。在我国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充当裁判者角色，可以看作为三角诉讼结构中“审”的一方，而公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则分别充当着三角诉讼结构中的“控、辩”双方。因此，现行法律对批捕权配置的规定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为了进一步完善此构造，就要正确处理好检察院中作为裁判者的审查逮捕部门和做为公诉方的公诉部门的关系。若无法处理两部门之间的关系，则会使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失衡，使三方组合成为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两方组合，失去了应有的中立性和平衡性。

要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就应当把侦查监督与审查逮捕分离，从职能上将二者区分开。由专门的人员从事侦查监督工作，审查逮捕部门则专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把包括追捕在内的侦查监督职能从审查逮捕部门剥离出来。这种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使审查逮捕部门能够集中精力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成为单纯的裁判者，进而体现出程序正义。

（三）强化检察官行使批捕权的中立性

在完善逮捕程序的程序正当化之后，应进一步完善检察官在行使批捕权的中立性。坚持检察官的中立性，笔者提出以下两点意见：第一，要检察官在进行审查批捕中履行客观公正的义务，这是由我国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决定的。例如，检察官在办案期间既要搜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搜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自觉遵守回避等有关规定等。简而言之，检察官在办案时，要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要惩罚犯罪，也要保障人权，要客观地行使公诉权。 第二，建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即谁办案谁负责，集体办案集体负责的制度。检察官应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即在承办案件中作出决定的责任和若有不利后果的过错责任。此责任制的目的在于让检察官明确自己的职权范围，并对检察官的职权进行了有效制约，有利于侦查和检查监督的分离，进而提升检察官的中立性。

根据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应坚持现有对逮捕权的配置的规定，但是要借鉴域外各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自身实际，对现有审查批捕制度进行合理的完善。要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强化检察院行使批捕权的程序正当化，完善检察官制约监督机制，建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保证检察官在批捕的过程中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