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与商汤始居地考辨

内容提要清华简《汤处于汤丘》记载商汤娶妻有莘时所居之地为“汤丘”。通过古音考察与古文字比对，可以确定“汤丘”即“唐丘”，大约位于晋南一带，今垣曲商城或许就是“汤丘”之遗迹。经考证可知，夏商之际，陕西合阳一带存在一个有莘国，这使我们关于“汤丘”在今垣曲的推断变得更加合理。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商汤灭夏前所居之“亳”，并不是商汤的始居地。如果“汤丘”是今之垣曲商城的话，则可为“西亳说”，也就是为判定偃师尸乡沟商城为“亳”，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撑。

关键词汤丘垣曲商城有莘亳尸乡沟商城

〔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9-0100-08

2015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了新一批整理成果。这批成果共收录《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竹简六篇。这六篇除了《命训》见于今本《逸周本》以外，其他五篇均为传世文献、以往出土材料所未见之逸篇。其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显然属于先秦时代流行的有关商汤和伊尹的传说。自清华简公布起，已有六篇关于商汤和伊尹史料被整理了出来。这六篇分别是《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尹至》《尹诰》文辞古奥，从词汇和句法特征来看，当属于西周或西周以前的资料；而《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三篇文辞较浅，属于战国时代流传的商汤、伊尹故事。不过，即便是战国时代的传说故事，也会有可能闪现出某些上古时代的史影。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曾指出：“在关于伟大人物们的传说中，事实和神话传说的混合，证明着带有怪异性虚构的传奇却能具有历史事实的基础。”①王国维也认为：

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②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很多学者都认为在神话传说中可能包含着部分信史，因此，从传说中剥离出所隐藏的史实便可成为一种治史的方法。在当代中国学界，许多学者都尝试过以上述观念来研究人类早期的历史，如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把氏、伏羲氏、女娲氏、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神话传说称作“父权制阶段以前的史影”，③黄懿陆也将《山海经》

*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清华简与古史新建”（2015RC27）

①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③ 王锺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当中的神话视为远古历史文化的载体。黄懿陆：《〈山海经〉考古：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页。单就清华简而言，也曾有学者试图从其中的一些传说故事中挖掘史实遗迹，如刘国忠就认为：“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虽然是一篇属于‘怪力乱神’的文献，但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所以，他尝试根据篇中所述的伊尹与夏桀、商汤的关系，去分析古史传说中“伊尹间夏”的有关情形。刘国忠：《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伊尹间夏》，《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就《汤处于汤丘》中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来研究分析夏商之际的一些历史悬案，并以此求教于俊秀群彦。

2015年第9期

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与商汤始居地考辨

一

《汤处于汤丘》由19支竹简组成，简长约445厘米，宽约06厘米。此篇与另一篇《汤在啻门》形制、字迹相同，内容相关，当出于同一抄手。清华简整理人员指出：“《汉书・艺文志》载《伊尹》五十一篇，已佚失不存。历来学者多以为《吕氏春秋・本味》篇是道家或小说家伊尹派之言。《汤处于汤丘》与《汤在啻门》两篇皆讲述了伊尹故事。本篇中的一些内容见于《墨子・贵义》、《吕氏春秋・本味》、《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不排除有可能为《伊尹》书的佚篇。……作者强调‘敬天’、‘尊君’、‘利民’思想，与战国时期黄老刑名思想很接近，这对于研究早期黄老刑名之学的产生，乃至形成，有一定的参考意义。”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第134、135页。《汤处于汤丘》虽然属于战国时代的伊尹传说，这一历史文本中也会包含着一定的原始资料，从中发掘出殷商时代的某些历史信息也并非是无稽之谈。首先，《汤处于汤丘》文本主体部分与《墨子・贵义》大体相似，这说明此篇文献并完全不是战国中期某些文士所臆造。其次，《汤处于汤丘》某些词汇还保留这一定的古老痕迹，如文献出现的“如台”一词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代用语。如《盘庚上》中有“卜稽曰其如台”之句，《高宗肜日》中有“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中有“今王其如台”。《汤处于汤丘》尽管打上了战国时期黄老刑名之学的烙印，但保留原始信息的特点也一样能使我们寻找到某些隐匿于历史深处的有价值的信息。

《汤处于汤丘》一开始就说：“汤处于汤丘，取妻于有莘。有莘媵以小臣，小臣善为食，烹之和。”④这是“汤丘”一词首度出现在文献典籍当中。那么这个“汤丘”在什么地方呢？汤之妻所在的“有莘”又在什么地方？有关这两个地点，《汤处于汤丘》一文并没确定其位置所在。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探讨，以期给出相对准确的答案。

汤取妻于有莘氏，有莘氏以小臣伊尹媵之，伊尹为厨人。这些说法在先秦时期甚为流行，如《墨子》云：“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墨子・尚贤上》。又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中》。又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当中也说：“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吕氏春秋・本味》中有更为细致的描述：

有晔吓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J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晔希有晔喜豢伞R烈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晔舷玻以伊尹媵女。

按照传统的说法，伊尹曾协助商汤灭夏，在灭夏前，伊尹或曾有间夏的举动。如《竹书纪年》谓：“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方诗铭、王修龄辑证：《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页。《国语・晋语一》谓：“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伊尹在探得夏虚实后回到商汤身边，并向商汤报告了夏的情况。清华简《尹至》就记载说：“惟尹自夏徂白（亳）”，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第128页。可见，商汤在灭夏前已然居亳，但按照清华简《汤处于汤丘》的记载，商汤最初以娶妻的形式得到小臣伊尹，其时是身处汤丘，而不是灭夏前夕所居之亳。那么，这里的“汤丘”应该是在哪里呢？

“汤”和“唐”在上古音韵系统里属于端母阳部，故可通用。在殷墟甲骨文中“汤”往往作“唐”，如“卜，上甲，唐，大，大甲”（《通纂》253），如“贞，勿大，贞于唐，……”（《通纂》254），如“甲寅卜，贞，于唐，牛”（《通纂》256），如“辛亥卜，出贞，其鼓酉彡告于唐，牛。”（《通纂》257），又如“丁酉卜，大贞，告其鼓于唐衣，亡，九月”（《通纂》258）。上述“唐”即“汤”也，对此，王国维曾有十分经典的论证：

唐与大丁、大甲连文，而又居其首，疑即汤也。《说文・口部》：“埃古文唐，从口易。”与汤字形相近。《博古图》所载《齐侯D钟》铭曰：“成唐，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处禹之都。”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汤其孰能当之？《太平御览》八十二及九百一十二引《归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博物志》六亦云，案唐亦即汤也。卜辞之唐， 必汤之本字，后转作埃遂通作汤。”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9，中华书局，1961年，第428～429页。

既然“唐”系“汤”之本字，那么人以“唐”为名，当有所本。甲骨文有“贞：作大邑于唐土”（《英藏》1105正）的记载，有“贞帝唐邑”（《合集》14208）的记载，又有“贞使人往于唐”（《合集》5544）、“丁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合集》12400正）的记载，则“唐”为一地名，其义明矣！由于商汤居之，则以之为名号了。“汤丘”即“唐丘”是也，“唐丘”为商汤始居之地，因而其有“唐”之名。清华简《汤处于汤丘》的出现，使得王国维“唐”系“汤”之本字的推断更为坐实。

既然商汤的始居之地为“汤丘”，那么这个“汤丘”在何方位呢？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恐怕还得认真考证。《史记・晋世家》记载曰：“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左传》定公四年则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性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史记索隐》有解释曰：“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这一传统说法在考古学层面也有证据支持，邹衡认为位于山西翼城县城西的曲村――天马遗址就是西周所封之“唐”。邹衡：《论故绛与唐》，《夏商周考古论文集（再续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6页。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整理者从“翼城西”这一说法。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第136页。

如果说周初叔虞所封之唐在“翼城西”，那么商代的唐又是在哪里呢？这一问题恐怕还得到甲骨文卜辞中去寻找答案。我们来看下面几条卜辞：“自长、友、唐，方征……a示易，戊中亦有来自西告牛家……出设新星”（《合集》6063反），“癸[卯卜，，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四日丙午[允有来艰自西，长]友、唐告曰：[方征我奠]，入于苋，[亦a]”（《合集》8236） ，“……来艰自西……方征我……苋，亦a”（《合集》6062），“唐告曰：方……于苋，亦a……申亦有来自西……”（《续存》下297）。以上几条卜辞显示，“长、友、唐”等邦国自西前来报告有关方的军情，鉴于商代晚期统治的核心地区在豫北，则其西为晋南之地。根据上述卜辞，不难判断“长、友、唐”与方皆在晋南。按照陈梦家的说法，“”即“邛”，“邛在中条山，东界b而西邻唐”，而武丁时代的“唐在安邑一代”。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274页。安邑，即今山西夏县西北。

据说帝尧初封于陶，后迁于唐，故称陶唐氏。甲骨文中的“唐”写作“”“”“”等，从字形上来看，放佛是一个有盖子的陶器。上古时期的陶器主要用作煮汤的炊具，故又会演化为“汤”字。甲骨文中并无“陶”字，所以可推断“唐”字就是“陶”字之初文。甲骨文中的“尧”写作“”，放佛一个人肩扛陶器的形态。故“陶”“唐”“尧”关系紧密，标示着陶唐氏乃是一个制陶业相当发达的部落。今人何光岳也曾指出：“陶唐氏制陶技术相当进步。正因其擅长制陶器，故被称为陶氏族。”何光岳：《陶唐氏的来源》，《河北学刊》1985年第2期。

《帝王世纪》称：“尧为天子，都平阳”，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第38页。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市。近年来，随着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尧都平阳的历史痕迹逐渐显露了出来。陶寺遗址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史前时代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其“王都”气魄与观象台基址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帝尧时代。苏秉琦就指出，晋南的陶寺文化，标志着中国的古史传说进入了“协和万邦”的尧舜时代。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7年，第133、134页。陶寺遗址坐落在山西襄汾县的陶寺乡，此地正在翼城县西北不远处。不过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商代后期的“唐”却在夏县一带。这一差异如何解释呢？我们猜测，商代后期的“唐”或许已经不是陶唐氏，而是殷人的同族邦国，正如西周初期叔虞所封之唐乃姬姓国一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夏立国后，陶唐氏势衰，因此发生了迁徙：

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陶唐氏衰落后，迁出了晋南地区。唐地遂有新的诸侯入驻。西周如此，商代可能也是如此。钟柏生就曾指出甲骨文中的“唐”，“不论是在翼城或夏县，两地相距甚近，殷之唐地则定于翼城、夏县附近。”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年，第192页。若武丁时代的“唐”在翼城、夏县附近，那么商汤所居住之“汤丘”也当距离这一地域不远。

《说文解字》对于“丘”字解释说：“，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69页。《尚书・禹贡》云：“降丘宅土”，对于此句，郑玄和孔颖达均解释为洪水退后，居民下丘居土。顾颉刚也认为“丘”这个名字是和水患有关系的。顾颉刚：《说丘》，《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第5～6页。钱穆则认为：“盖古人自畏平地低湿，故居丘，不因洪水也。”钱穆：《中国古代山居考》，《中国学术思想论丛（一）》，《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5页。且不管古人居丘是否与洪水有关，但“丘”为高地却是不争的事实。“汤丘”即使不是丘陵，也一定是相对四周较高的台地。

1984年，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这一古城遗址“位于镇南亳清河与黄河之间陡起的台地上，台地高出亳清河河滩约55米，高出黄河河滩约50米，海拔高度约为240-250米左右。台地之上北高南低，西部略平坦，与鸡笼山等丘陵相连。其余三面环水。”⑦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编著：《垣曲商城（一）：1985-1986年度的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74页。从地貌角度着眼，此处是符合“丘”的一般特征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对垣曲商城有关标本进行了碳14测定，其结果表明，垣曲商城的二里头晚期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而二里岗下层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00±80年，也就是说，其早商文化要早于晚夏文化。⑦这与与夏商交接时代的特点比较吻合。邹衡曾指出：

此城的南墙下压有属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灰坑，可见此城的始建期有可能早到二里岗期下层。再从几年来出土的陶器来看，虽然属二里岗期上层者居多，但属二里岗期下层者亦不少，由此也可以旁证二里岗下层的绝对年代一般属早商早期，也可到夏代末年，应该包括成汤在内。邹衡：《汤都垣曲亳说考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更有学者根据“垣曲商城遗址时间早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这一情况，提出垣曲商城应该是亳都。陈昌远、陈隆文：《论山西垣曲商城遗址与“汤始居亳”之历史地理考察》，《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不过，鉴于垣曲商城规模远远小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其为亳都的可能性不大。王睿通过研究指出，垣曲商城“城址的地理环境、本身的结构、布局和墓葬情况充分说明了它是一个军事性卫城。”不仅如此，他还推断说：“从当时的文化背景分析，垣曲商城应该是为控制当地的夏人势力而修建的。”王睿：《垣曲商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8年第8期。这一看法十分有见地。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垣曲商城非常有可能就是商汤所居住的“汤丘”。另：垣曲东南也就是今垣曲商城附近又有瓠丘，《左传》襄公元年记载：“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瓠丘”大概是与“汤丘”一样的隆起地带。

二

《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记载“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可见，先商文化中以鸟为图腾，这一特征也已被甲骨文所证实。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而东方的二集团也以鸟为图腾，于是早就有学者提出先商文化源出自东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3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1～234页。近来也有学者认为承袭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系而来的岳石文化就是先商文化。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人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先商文化虽受岳石文化影响，但却不是承袭岳石文化而来，如属于下七垣先商文化类型的鹤壁刘庄墓地所呈现的面貌，就与岳石文化十分不同。李伯谦：《先商考古的重大突破：读〈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有感》，《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27日，第4版。

先商文化最早来自何地，除了已经大致否定的“东方说”，还有“幽燕说”“幽燕说”论者认为，契母名简狄，为有皇现女，“狄”和“弧倍加斜狈绞献逯特点。又契为玄王，玄为北方之色。有皇现女作北音。这些都是商人起于北方的讯息。《荀子》和《世本》都说契之子昭明居砥石，砥石据干志耿等考证，在今之辽河水域，正与红山文化区域相对应。且红山文化的祭祀与玉器文化与商文化也有渊源关系。见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冀中说”“冀中说”论者认为，在王亥和王恒的时候，商人曾迁徙至保定一带，在那里放牧牛羊，并和当地的有易部落发生了冲突。顾颉刚通过研究《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和旅上九“丧牛于易”，认定有易部落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1929年第6期。等几种。关于殷墟卜辞中常常出现的“C”，很多学者都认为其乃为“商”之来源。关于“C”，有学者认为是古漳水流域。杨树达：《释滴》，《积微居甲文说》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页。发现于河北磁县的下七垣文化类型应该是漳水先商文化的代表，有学者精确指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第一期开始的先商文化，很有可能只是商先公冥以来的文化遗存”。王震中：《先商的文化与年代》，《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不过有的学者如李学勤先生认为“C”乃是沁水，原因是与“C”临近的盂、雍、向、榆、宁等地皆在沁阳一带。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3页。在现今沁河下游流域也散布着很多先商文化遗迹。这些遗迹被统一命名为“辉卫型”，其与“漳河型”同属于先商文化。邹衡：《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7期。邹衡曾认为先商文化的中心地点“应该就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但它后来南下发展，其趋向是自北向南，由“漳河型”发展到“辉卫型”。杨贵金：《沁水下游的夏文化与先商文化》，《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辉卫型”先商文化沿沁河北上，便可到达晋南，因而出现与夏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452页。这一局面。沁阳市向西行不久便可以达到垣曲商城，其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夏商之际，商汤出现在垣曲从先商文化的迁移轨迹上来看，是比较有合理性的。这也说明，垣曲商城其为“汤丘”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汤处于汤丘》云：“汤处于汤丘，取妻于有莘”。“有莘”又作“有辍保关于“有莘”，不但在前述《墨子》《天问》《吕氏春秋》等文献中有所记载，而且在《孟子》和《世本》中也有也屡见提及。《孟子・万章上》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世本》曰： “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秦嘉谟辑补：《世本》卷1，《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5页。在出土彝器中也不乏有莘的身影，如西周晚期的《叔向父簋》记载：“叔向父作姒尊簋”（《集成》8149-8152）。“”即“莘”是也，从《叔向父簋》来看，有莘乃是姒姓国，与夏同宗。《世本》“夏启封支子于莘”秦嘉谟辑补：《世本》卷7中，《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263页。的记载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个有莘国其地望又是在哪里呢？《元和郡县图志》有关“陈留县”条有记载曰：“故莘城在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地也。《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7，中华书局，1983年，第177页。陈留县在今河南开封东南，杜金鹏就认为夏商之际的有莘国就在陈留县一带。杜金鹏：《商汤伐桀之史实与其历史地理问题》，《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张富祥通过考证进一步指出：“莘族作为夏后氏的属族，应该很早就向东部地区迁移，大概至迟到夏商之际，其主支已以今豫东与鲁西南交界地区为活动中心了。”张富祥：《古莘国推考》，《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莘族主支在夏商时代有没有向东迁移先不考虑，我们关心的是，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莘族生活过的迹象？如果没有，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周文王“在洽之阳，在渭之濉比⒌搅溯饭之女太姒？旧注皆以《诗经・大雅・大明》中的“莘”在今陕西合阳南，也就是说陕西合阳这个地方直到商末还存在一个古莘国。《水经注》有云：“河水又迳A阳城东……故有莘邑矣，为太姒之国。”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4，中华书局，2007年，第105页。《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夏阳县”条有解释云：“古有莘国，汉A阳县之地……县南有莘城，即古莘国，文王妃太姒即此国之女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中华书局，1983年，第39页。以上皆可为陕西合阳一带有古莘国存在之佐证。我们判断，古莘国最早的封地当在陕西合阳一带，但在后来，有一部分莘族人东迁，形成东莘国，莘人东迁时间待考。陕西合阳一带的古莘国一直延续至周文王时代。

《楚辞・天问》当中说：“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当是被东莘国所误导。商汤应该没有深入东方到陈留县一带娶妻，而是娶妻于陕西合阳一带的古莘国。如果垣曲商城为“汤丘”的话，那么商汤娶亲于陕西合阳一带的古莘国就十分合理了。今之垣曲与合阳只相隔夏县、临猗两县，就两部族的姻亲关系来言，起码地理位置是十分合适的。

《孟子》曾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葛”肯定是距离商汤所在区域不远的封国。《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关于“葛城”一条释曰：“垣曲县西南五里。汤始征葛即此。俗名葛伯寨。”《大清一统志》卷一一八也云：“葛寨桥，在垣曲县南五里。”《山西通志》卷五又曰：“县南四十里葛伯寨，在汤山下，相传葛伯阻兵。”以上众说虽系晚出，亦可备注于此，以供考证。

三

在先秦的历史典籍中，皆称汤灭夏之前居在“亳”之地。如《墨子・非命》当中说：“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孟子・滕文公下》则云：“汤居亳，与葛为邻。”《管子・轻重》云：“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荀子・王霸》云：“汤以亳，武王以z，皆百里之地也。”《战国策・楚策四》中谓：“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逸周书・殷祝》则曰：“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不仅如此，出土文献中也屡见有关于“亳”的记载，如殷墟卜辞中多次出现“亳土”（《甲骨文合集》28106-28113），又如有卜辞曰：“今步于亳”（《甲骨文合集》36567）。“薄”与“亳”皆为并母阳部字，故可相通。但是这个“亳”具体在什么地方，相关的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致使后世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先秦时代，并没有任何典籍涉及“亳”的地望，只是在汉晋以来才有了这方面内容的探讨，而且说法越来越多，可见这其中的确有层累形成的痕迹。要想对“亳”有更深入地了解，恐怕还得从“亳”的词义角度入手去认真研究。

在甲骨文中，“亳”字作“”“”“”“”“”“”“”，对于这个字，学者们有不同的解说，如丁山以其为“小城之上著有台观”，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第27页。刘蕙孙以其为“手建的观”，后来逐渐演化为社稷亭。刘蕙孙：《从古文字“亳”字探讨郑州商城问题》，《考古》1983年第5期。张锴生则以其为长满树木的祭坛，张锴生：《商“亳”探源》，《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商志认为“亳”字像高楼重屋，应该是商都的专有称谓。商志：《说商亳及其它》，《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196页。朱彦民也认为“亳”系有特殊意义的高台建筑。朱彦民：《商族的迁徙与冀中南之亳》，《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袁广阔认为“亳”为社庙。袁广阔：《关于商代亳都的思考》，《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0页。李维明指出，“亳”是设置在商都特殊的祭祀场所。李维明：《“亳”辨》，《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总之，这些解释均把“亳”理解为建筑物，部分学者还认为“亳”为特殊的建筑，应与祭祀等宗教行为有关。商族在历史上常常迁徙，不常厥邑。王国维对先商社会“自契至于汤八迁”曾有详细的考证。见王国维：《说自自契至于汤八迁》，《观堂集林》卷12，第515～518页。大概商族搬迁到哪里，这个具有宗教意义的“亳”也就随之到哪里。但到了商汤伐夏桀的前夕，“亳”应该被固定在了某处，成为商汤部落中心的专指。

围绕着“亳”在何地这一问题，古往今来总共形成“郑亳说”“西亳说”“北亳说”“杜亳说”“南亳说”“内黄说”“商州说”“汤阴说”“幽燕说”“博县说”“濮阳说”“垣亳说”“濮亳说”“磁县说”“焦作说”“大师姑亳说”等16种说法。刘琼：《商汤都亳研究综述》，《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在这16说法当中，只有“西亳说”“郑亳说”“垣亳说”“焦作说”“大师姑亳说”具备大型商城遗址。大师姑遗址一般被认定为是夏代城址，王文华、陈万卿、丁兰坡：《河南荥阳大师姑夏代城址的发掘与研究》，《文物》2004年第11期。而垣曲商城与焦作府城商城规模相对较小，故皆可排除，于是只剩下偃师“西亳”与郑州“郑亳”最具备“亳”的特征。

“西亳说”与“郑亳说”都有考古学的支持。“西亳说”的提出者为徐旭生，其将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大致定为商汤之亳都，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4期。1983年偃师尸乡沟商城发现后，愚勤又将此商城定为亳都。愚勤：《关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年代和性质》，《考古》1986年第3期。“西亳说”由此而形成，其支持者有方酉生、孙飞、田昌五、黄石林、高炜等人。“郑亳说”的提出者为邹衡，他认为郑州二里岗商城即汤都亳，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随后有郑杰祥、李维明、张国硕等学者跟进力挺并反对“西亳说”。如邹衡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或早商文化。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对于偃师尸乡沟商城，他认为其应为“太甲所放处桐宫”，邹衡：《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因此否定“西亳说”。当然，持“西亳说”的学者对“郑亳说”也多有质疑，在“郑亳说”创立之前安金槐指出郑州二里岗商城为商代第十任君主仲丁所迁之J，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J都》，《文物》1961年第Z1期。并非是亳都。方酉生也郑州二里岗商城为J都。方酉生：《论汤都西亳――兼论探索夏文化的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1期。田昌五等认为郑州商城早期为太甲城，晚期为J都。田昌五、方辉：《论郑州商城》，《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李锋从地望、周围环境、早商文化分布等角度分析，认为郑州商城为J都是十分合理的。李锋：《郑州商城J都说合理性辑补》，《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仇士华等人根据碳14测定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不可能是亳都。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

综上可见，“西亳说”论者和“郑亳说”论者都有考古学意义上的遗址为支撑，因此各执一词，互有攻守。当然，无论“西亳说”还是“郑亳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才出现了互相质疑的局面。不过，就双方具体论辩的情况来看，“西亳论”者对“郑亳说”的质疑要更加强势一些，但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把“郑亳说”彻底压倒。也就是说，自“西亳说”和“郑亳说”形成对峙起来，这种格局便基本没有被打破。要想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则有待于地下出土资料的进一步发现，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的公布，为我们判断商汤始居地及其灭夏前所居之亳的具体方位，提供了某些宝贵的信息。

如果商汤娶有莘之时所居住的“汤丘”是今垣曲商城的话，则可为偃师“西亳说”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撑。一般来说，在河南、山西一带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类型正好对应着夏人活动的区域，其上承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下接二里岗下层早商文化。这种青铜文化为夏文化遗存的观点目前已被史学界普遍接受。其中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表现出高度的集权、社会阶层分化和行政机构内部专业分工，这正是早期国家所应有的特征”。许宏：《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所以学界一般以二里头遗址为桀都斟。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考古》1995年第2期；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70、229页。如果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桀都斟，商汤所居“汤丘”在垣曲商城的话，商汤果欲谋夏，挥师东南直取斟就可以了。垣曲商城所在地垣曲县古城镇与偃师的直线距离在90公里左右，与郑州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60公里。处于“汤丘”的商汤，果欲谋取斟，实在没必要舍近逐远，挥师到郑州一带建立亳都，然后再打回偃师来。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偃师尸乡沟商城内的人骨、兽骨、木炭进行碳14测定，得出的数据并拟合后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60年之间，用AMS测得的数据并拟合后在公元前1605年至公元前1365年之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第67～68页。其上限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定的夏商分界公元前1600年高度吻合。在1900年，考古人员在1983年发现的尸乡沟商城城址内发现了一个时代更为久远的小城，这表明尸乡沟商城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扩建时间就指向公元前1600年，即商汤伐夏桀特定的时间段。这说明，偃师尸乡沟商城作为“亳”建立于商汤伐夏桀的前夕，但其并不是商汤始居之地。商汤始居之地是在垣曲的“汤丘”，之所以要离开“汤丘”来到洛河北岸建立一座新的亳都，就是为了与桀都斟隔河对峙，等待适当的时候谋取斟。

《诗经・商颂・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对此，郑玄笺曰：“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韦”即“豕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孔甲时代的刘累被封在豕韦。《括地志》云： “刘累故城在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乃刘累之故地也。”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3，中华书局，1980年，第171页。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即偃师的缑氏镇和府店。顾国也当距离此地不远，可见韦、顾两国是拱卫斟的重要力量。商汤在偃师尸乡沟建立亳都，势必会与韦、顾二国发生冲突。翦除韦、顾二国后，商汤又战胜了来自东方的夏桀同盟军昆吾。《左氏》昭公十二年曾谈及昆吾“旧许是宅”，则昆吾为夏人的东方盟国。或许昆吾从东方发兵来救夏桀，商汤于“J”迎头重创了昆吾。《吕氏春秋・简选》记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J”，这里的“J”当在河南荥阳的成皋一带。

不过论述到这里容易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商汤在偃师尸乡沟建立亳都，夏桀首都是在二里头的斟，这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甚至可视为一地，那么为什么在清华简《尹至》《尹诰》中，为什么要称“夏”为“西邑”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第128、133页。或者“西邑夏”④呢？我们推测，商汤由“汤丘”南下，在偃师尸乡沟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都邑“亳”后，迫于压力，夏桀应该是采取了西退的策略以避其锋。商汤伐夏桀最后的几次战争尽是发生在洛阳西北方向的河曲之地，就很能说明问题。《尚书・汤誓序》云：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z”，上博简《容成氏》记载商汤伐桀，“自戎遂”，⑦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郑杰祥通过考证指出，“z”其实就是“戎遂”，戎山就是z山，也就是现在的中条山，“此山位于黄河由南向东的拐角以内，因此又称为河曲之地，与黄河西岸的‘莘之墟’”⑧⑨郑杰祥：《商汤伐桀线路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隔河相望。《国语》佚文说：“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莘之墟”在陕西合阳一带，不必赘述；《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鸣条在安邑之西”，安邑，在今夏县一带，“鸣条”当距离此地不远。上博简《容成氏》记载：“桀乃逃之鬲山是（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门。”这里的“鬲山氏”，李零认为在今山西垣曲、永济一带，⑦而“高神之门”，按照郑杰祥的考证在中条山一带。⑧又按照《史记》记载，鸣条战役之后，商汤又讨伐了三，“三”，郑杰祥考证其在山西闻喜县一带。⑨这些大战均发生在河曲之地，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夏桀退出斟西迁的证据。夏桀之所以要退出斟西迁，合理的解释则是商汤从“汤丘”南下，于偃师尸乡沟建立亳都，兵锋直指斟的缘故。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