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的“潜伏”人生

电视连续剧《潜伏》征服了多少现代人！但那是文艺作品，英雄的典型性格可以在典型环境中加以塑造，故事情节当然是虚构的。这里笔者推出一位现年已102岁、卧底敌营十年的中共特工王黎夫。

电视连续剧《潜伏》征服了多少现代人！但那是文艺作品，英雄的典型性格可以在典型环境中加以塑造，故事情节当然是虚构的。这里笔者推出一位现年已102岁……卧底敌营十年的中共特工。金秋之季，笔者三探西湖深处的浙江医院高干疗养区，采访了在那里安度晚年的原浙江省人民政府代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外事办公室主任王黎夫老先生。

“爱英哎，取一本我的画册，送给朱先生！”富有磁性又饱蕴情意的唤妻声，竟出自这位坐在轮椅里的期颐老人，他的夫人现年60岁，是一位老红军的女儿。

新乡，寻找党组织成朱瑞学生

1930年5月，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豫东兰封展开中原大战。这年8月，在北平北师大校园，激进学生、群众集会，响应南方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省或几省取得革命胜利的号召，举起了“镰刀斧头”的小红旗，朝新华门南街开始游行。此时，在北大、北师大、辅仁大学旁听的热血青年王黎夫，也加入了示威潮流，结果被阎锡山的北平市“国民政府”逮捕。当时被捕者有70多人，后因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节制东北、华北，行营入驻北平，他们被释放了。

“在狱中，我遇到了与我同年、同在辅仁大学听课的白坚，抗战时他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是一机部副部长。狱友中还有北大、北师大、朝阳大学的老师范文澜先生。我的同志潘训（即潘漠华）也在狱中，他是浙江人，‘湖畔诗社’创始人，在上海参加‘中国左联’后，来北平筹建‘北方左联’。出狱后，我追随他搞左联活动。1932年我回新乡过完春节，返北平，而他在天津被捕后光荣牺牲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王黎夫由家乡奔河南省会开封，因为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就参加一些自发性的抗日救亡活动。适逢的联络秘书周小舟由延安往返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途经开封时与其邂逅。王、周在“一二·九”运动中相识，如今周就向王指点，要真正抗日，就到延安去找党中央。随后不久，王黎夫在新乡邀约了两人，西行到西安，找到了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我们在办事处遇到刚到延安不久的胡乔木。他与我们年纪一样，才华横溢，是青年训练班的副主任。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就随手给延安方面写了封介绍信。于是我们乘上八路军的货车北行肤施（延安）了。哪晓得才走到泾水畔的云阳，一处与共产党双方势力接交的关卡，就被八路军方面劝阻了。他们再三说，日寇正在大举沿平汉线南下，中原向是逐鹿之地，豫北是门户，已成危亡之地，那里正需要像你这样有地位、有知识的青年组织抗日救亡，云云。我一下联想到自己的大地主家庭背景，也可称新乡一霸。但怎么啦，我18岁参加共产党，这是我的信仰！这里拗不过他们，我只好折回，到了东边的三原。”

在渭北名邑三原，王黎夫发现职业革命工作者魏恩民（即魏文伯）在三原中学教书。多次出入敌人监狱的魏文伯，曾是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当然知晓王黎夫身份，但在五方杂厝的三原潜伏，开展地下工作，纪律不允许他多言，既然党组织希望王黎夫返乡工作，他就给了十块大洋，充作回乡旅费，劝他回乡，一样是抗日救亡。但这颗种子，他铭记在心了。

王黎夫回到新乡后，在地方上算得是一个人物，很快就接任《豫北日报》编辑姚雪垠职，主编副刊，同时在民众团体“豫北动员委员会”做宣传员，十分活跃。但为找不到党，一腔爱国热血无处可洒而苦恼，暂住城厢一家招待所客房。不久，一位不速之客也住进这间客房。他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拎着只时髦小皮箱，自称叫王百评，是来新乡找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的。这样，他俩一住就两个星期，无多交谈。其间，军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进驻豫北要地新乡，司令长官是兼任河南省长的程潜将军，代表其在豫北活动的是他的旧属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代主任，时任长官部少将秘书长兼政训处长李世璋，一位拥有共产党员、员双重身份的反蒋活动家。有一天，王百评靠在床上，两眼直愣，轻轻叹了口气。王黎夫主动但又谨慎探问。王答：“我在找一个人，但一直没有找到，难呀！”

“您找谁？我是本地人，也许知道。”

“王黎夫，一个大学生，时代青年。”

王黎夫听了，不作回音，也不动声色，只说“我帮你找找看”。

过了两天，“王黎夫”还是没有下落。他俩聊天问起“府上”时，王百评随口说了句“湖北黄岗”，有心的王黎夫眼睛一亮，“黄岗有个魏家塘，可地灵人杰呀。” 精于此道的王百评多日来并不闲游，已经探知“庐山真面目”，因此慷慨地说：“是的，出了魏恩民。在下也是魏家塘人。”

“啊！魏文伯是你……”

“是家叔，我从他口中知道王黎夫其人其事，但不知他在何处……”

“就在你眼前呀！”

后来王黎夫知道，这个王百评的真名实姓叫魏梦龄，确是魏文伯族侄，一位高学历的党的工作者，此番来新乡，是受副总司令派遣，在豫北建立情报站，接上党内同志关系，联络社会人士，开展统一战线抗日救亡工作。魏文伯向他提供了“王黎夫”这个名字。当下魏梦龄向王黎夫指点，可以到李世璋的一战区政训处去，那里需要人才，而且李先生也是“左倾”人士。王也向魏提供了新乡社会种种人际关系。

李世璋很赏识王黎夫的活动能力，王也倾倒李的人格魅力，从此就投笔从戎，在李手下二科当主任科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提高一战区部队抗日战斗力，李主动向友军十八集团军派得力干部前来工作。副总司令将化名关良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将军（毕业于苏联炮兵军校）派驻一战区，任长官部联络处少将处长，并兼豫北游击骨干训练班教官。王黎夫由王百评介绍参加这个训练班，中共组织关系也转了过去，正式成了朱将军的学生。王百评也被聘为一战区长官部高参。朱瑞是中国人民炮兵兵种的创建人，功勋卓著，可惜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不幸牺牲，是中共军方在解放战争中最早献身的一位高级将领。

“如若说‘卧底’，引路人倒是魏梦龄，但那时的上线和具体任务尚不明确。此际国共合作，总目标是抗日救亡。”王黎夫说。

1938年2月新乡沦陷后，王黎夫随李世璋的政训处撤退到郑州。李世璋因为“左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为所不容，被去职，撤销政训处，并召重庆传讯。蒋调他的嫡系黄埔一期生袁守谦任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经历了豫东战役、黄河花园口大决堤（6月）事件后，王对嫡系部队大为失望，在李世璋的帮助下，终于离开一战区长官部，投奔其他抗日部队。

西北的石友三企图依靠共产党扩大他的一八一师，爱国人士、进步青年闻风而去，以致扩大建制成六十九军，第十集团军。1938年10月，王黎夫带领19名青年学生到献县投奔石部，任六十九军政治部秘书、科长。政治部长是共产党员名记者、名报人张友渔。但这位“倒戈将军”又一次反复，屈从密令，让中统分子臧元俊进行清洗，臧自任政治部长。党地下组织密令共产党员全部撤出石部。

王黎夫该何去何从？

重庆，指示加入

李世璋在重庆虽然被解除一切官职，但他没有忘记王黎夫，把王介绍给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前身）的丘学训。丘是广东梅州人，在国民革命军邓演达的总政治部工作，又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陈诚不忘邓演达的引路之恩（北伐前陈是孙中山大元帅府邓演达团长手下的连长），因此丘成了陈诚的幕僚，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主任。1939年6月，王黎夫来到陪都重庆报到，做了陈诚为部长、为副部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二科科员。

这个调查室并非陈诚家底的那个“研究室”，神秘的张振国们“三头六臂”。作为统治机器，民国时期，工具机构不约而同几乎都冠于“调查”或者“特务”诸词，什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汪伪“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76号），延安也有、任弼时主持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1941年成立），而中共初期的“中央特务工作科”（特科）更是驰名上海滩。重庆独裁，特工机构架屋叠床，这家夹在军统、中统、76号及日寇满铁调查课、梅机关等等多如牛毛特工机构中伸展的官方调查室，在全国各战区都设有调查站，搜集直系、杂牌系军队运行，特别思想意识现状的情报，而二科工作就是汇总情报，向陈诚乃至递呈。王黎夫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科员，但国军内部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第一时间获悉。

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入重庆后，加强团结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邓演达已于1931年被杀害）等中间势力，一致抗日，反对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曾家岩50号“周公馆”敞开大门，、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徐冰等中共要员在这里接待众多社会贤达，开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王黎夫基于丘学训搭桥，张友渔转接组织关系，进入了南方局的工作范围。他终于在这幢三层中西合璧的小楼里，见到了久仰大名的中央副主席。尽管谈话时间不长，但有两件事，至今仍萦回在他脑际。

“一件是，周副主席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论政策》，是秘密读物，没有印出版书局名号，纸质很差，毛边，里面有等领袖的文章，诚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样，‘你是灯塔，照耀在黎明前的方向’，成了我思维与行动的指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思想，奠定我一生信仰的基础。第二件是，周副主席要我参加。我一下发愣了。恩来同志说，我们这个50号院子里不是还住着另一户吗？人家是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先生，正宗的要员。这本身是自我保护。你不是员，军政如何相信你？放心你参加他们的活动？有了机会你如何能擢升，让你掌握或取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为党服务？”

王黎夫又说，要求自己灰色一些，不要与左派人物往来，口头上要“”。

这年年底，王黎夫以集体入党方式加入了，介绍人就是政治部部长陈诚。从此，王黎夫就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他当然不可能随意去“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或“红岩嘴”（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组织上安排了几位同志做他的接线人。他（她）们都是资深共产党员、精英人物，其中有：

——张友渔，1927年入党的老中共党员，法学家，资深报人、记者，在重庆时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中国救国会”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副主任。

——徐冰，1929年的老党员。河北南宫人，富家出身，排行老三，原名邢西平，连也昵称他“邢三爷”。留学德国、苏联。抗战时由延安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长，是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瑛，中共党内著名“女包公”（新中国成立后任监察部部长、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出身湖北咸宁大商家，冲破家庭樊篱参加革命。1927年的老党员，20世纪30年代初任潜江县委书记，为保卫洪湖中心红色留守根据地，率部以少胜多，阻挠军进犯。抗战时在大后方，为组织、训练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任南方局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西南联大总支（袁永熙、陈琏）就是在她领导下开展斗争的。

——冯乃超，创造社同人，著名文化人，侨领，左联领导人。1928年的老中共党员。抗战时在大后方，任郭沫若第三厅中共特支书记，南方局文委委员，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谈判时为中共方顾问。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

“朱先生，你知道我厉害了吗？” 王老动情地说：“我虽然不过是个小科员，但我这个科掌握了所有军队的动向，一有风吹草动，我就知造了。我知道，我们党也立刻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是啥？这就是情报。”

从此，因为有王黎夫的卧底，南方局除了“按住脉搏”的沈安娜（中央党部速记员）那条情报线外，又多了一条情报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