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男三号”

曾经改革大业所系，曾经民族希望所系，一旦企业家们都靠不住了，我们靠谁？ “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对企业家群体，怀最苛刻揣测，抱最乐观希望。

“宗庆后绿卡事件”将这个民族企业家代表打回原形。宗家都弄到了海外，他本人也持有美国绿卡(永久居留卡)达9个年头。这是继宗涉嫌偷逃3亿元所得税款之后，“达娃之争”剧外的又一颗重磅炸弹。

事实上，这并不出奇。我们的企业家“男三号”们，怀揣绿卡、太平洋岛国卡或最不济的港卡者，大有人在。因为每当民族到了紧要关头，或矛盾得不可开交，都会拿“男三号”到火上烤。近日王石“捐款门”事件即是其一。所以他们只有脚底板抹油，随时开溜。

数年前吴晓波写了一本《被夸大的使命》。书中论证，中国企业家是当今最尴尬的一个群体，一方面被视为“国家英雄”和“财富榜样”，另一方面则遭遇“原罪”的质问；一方面是最强势的阶层，最被羡慕和最受欢迎，甚至被赋予秩序重装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又被仇视和鞭笞。

吴带着些许无奈总结道：“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地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地轻信，错误地仰望，错误地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和被抛弃。”这里，不妨以“我们错误地认为”句式作以下铺陈：

第一，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乔厂长”，他们横刀立马为改革开放趟出一条血路来。30年后，学者们提醒的是警惕“混合体制”合理化，即吴敬琏所谓警惕“权贵经济”。今后30年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保护垄断和特权的混合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第二，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全球化的“急先锋”，他们在国内运筹帷幄、韬光养晦，是识时务之俊杰，而没成想“走出去”却大多败下阵来，一招一式透着张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化生存能力甚至不及民工和偷渡客。

第三，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实践“精英”，而现实中他们最拿手的、操练最得劲的是“管理术”，是“三大战役”，是“军区对调”，是“毛式用人术”，是大搞营销“运动”。而德鲁克们只是书架上摆一摆，韦尔奇们只是饭桌上吹一吹。

第四，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能为民族寻找到“蓝海”，结果仍然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最奏效的战略仍然是价格战。一个人民币升值，一个新劳动法实施就把企业打得无利可图。难道所谓“大国崛起”是建立在民工脊梁和打工双手之上的吗？

第五，我们错误地以为当企业家沦为富人之后能过上所谓富豪生活，其实他们是表面风光、内心恐慌的大狗们，他们具有相当的自危意识和生活不确定感。名声最差的群体却享有社会最多的财富。“你别指望社会上被骂最多的群体为穷人盖房，别指望他们一朝良心发现，于是房价下降。”（任志强）

第六，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能当青年导师，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开启民智、点醒迂腐。王石的《让灵魂跟上脚步》、潘石屹的《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的《野蛮生长》、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均入畅销书前十，似乎将企业家捧为当代青年导师的模样。可细看之后，那不过是另一种版本的成功学，且只符合企业家个人。除了营销企业家、企业品牌和他们个人品牌外，其参照的价值几乎为零。

我们的国策仍然是“不扛旗、不出头”的韬略，可有些企业家怎么就“出头”了呢。

只是问题仍然要问：改革开放的大旗谁来扛？

马云说：“游戏不能改变中国，短信不能改变中国，只有电子商务能够改变中国。”谁来操持电子商务呢，自然是马云代表的新锐企业家们。他们改变中国。

曾经改革大业所系，曾经民族希望所系，一旦企业家们都靠不住了，我们靠谁？

“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片尾语。对中国企业家群体，当怀最苛刻揣测，抱最乐观希望。那就让“男三号”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吧。

陈东升：制度缺陷造就“男三号”原罪

陈东升下海之前做的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系， 他先后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 宏观经济研究，并担任《管理世界》的常务副 总编。他当时是作为学术编辑被请进去的，第 一个策划就是给中国500家大企业作综合 评价，之前没人做过这件事，找不到样板，他 只好抱着世界500强的资料啃，看一遍下来 也找到一些规律。“我发现一个国家拥有世 界500强企业的多少，和它的世界排名是吻 合的。以前我们的概念是科学救国，但数据说 得很清楚，实业救国才是现实，这个国家更需 要企业家。”

先天不足：原罪烙印

在1996年组建泰康人寿之前，陈东升在商界 里已有了名气，特别是拍卖界，他的嘉德拍卖 行是一块响牌子。但他最早的想法是建个工 业博物馆，记录下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想 法到今天仍旧没有实现，因为很多文物都被 毁掉了，他无奈之下转身去做了拍卖行。 陈东升认为自己运气不错，他下海的时候恰 好赶上全民经商热潮，很多制度的设定已经 相对完善，企业的成分也变得清楚。但上世纪 80年代初期的企业家就没有享受过这种待 遇。“产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困扰企业家 的难题，当时大家都不敢站出来说自己的产 权是清晰的。那时候，所有企业都按所有制划 分为国有、乡镇、个体、外资、民营高科技。国有 企业改革基本采取承包制，出现问题就叫红 帽子、原罪。”

但凡商人，第一桶金来得是否干净，一直是公 众争议的话题，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人们 有25年都在展开争论。陈东升对它的理解 和冯仑一致：“肯定有不干净、不合法的财富 积累。这实际是一个制度的缺陷，是一种不公 平，一开始如果不冲破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商 业就没法发展。柳传志、王石、张瑞敏是第一 代企业家的佼佼者，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但是 当时社会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偶像来崇拜，社 会对他们的认同还没走到这一步。现在来追 究原罪是没有意义的，最好的方法就像冯仑 说的，不了了之。”

陈东升自我评价是第二代企业家，和他一起 的还有不计其数的1992年一代，政府官员、 知识分子、社会主流精英下海。这一群企业家 同样困难重重，他们的产权清晰，但是企业家 的精神和价值没有得到认同，如果要有股份 的话只能掏钱去买，那时候没人懂期权是什 么东西。“这一拨企业家很多都是机关下来 的，商业属性不强，觉得我不干这行早就当部 长了，这种态度受到很多人的批判，认为他们 的进取心不如第一代那么强。这是历史的存 在，这个时代给这一代企业家刻上了这样的 烙印。”

互联网催生的是第三代企业家，张朝阳成为 拿到风险投资的第一个中国人，即便搜狐股 价跌得再低，人们也无话可说，因为从搜狐成 立的那天起，张朝阳就没有拿过国人的一分 钱。陈东升认为第三代和前两代几乎是不同 的生物，“更开放、更全球化，受到的非议也 更小”。中国近30年的商业史，也是商人从原 罪到财富透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但他认为，如 果按照现在的创始人制度和期权制度回溯历 史，没有企业家是有原罪的。

后天不足：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

50岁的陈东升对于改革开放记得很清楚，他 大学毕业后分到经贸部国务院研究中心。当 时湖北有一个学术刊物叫《青年论坛》，他被 委任为《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经常骑 着一辆女式自行车，穿梭于北大、人大、清华、 中央党校、北师大之间，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回 到宿舍。这些工作都是业余做，一分钱报酬都 没有，甚至连公共汽车费都不报销，说到底， 还是心里对商业有天然的排斥。后来研究的 企业多了，这种排斥才逐渐淡去。

海归派在陈东升看来，改变了人们对企业家 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给中国商业带来 了两个重要的词汇，这两个词汇用法律的方 式解决了企业的问题，也就是企业家的价值 问题。“一个是创始人。创始人是什么概念? 张朝阳没有一分钱他成了大股东，李彦宏也 都是这样，写计划书。写完计划书他占35％ 的股份，这是靠一个观念、靠一个思想进行 议价，他把一个思想变为一个价值。也就是 说思想是可以卖钱的，而且是高价卖，所以 解决了他的原始积累的问题。如果按照他们 的制度，我们比他们更有钱，我们只是生存的 时代不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方的概念，还有 期权，还有一个是解决团队的问题，团队建 起来了就可以解决其中的问题。这两个词汇 彻底解决企业家价值，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创 造价值，就不存在偷、存在拿着低价国有股 去卖的概念。”

中国的商业史并不长，民营企业充其量不过 20年左右的历史，绝大部分只有不到10年 的时间。陈东升感觉，从目前来看，中国冲击 “千亿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不管你是早期靠胆量火到现在的，还是后来 凭借特殊的资源一蹴而就的，还是在现代企 业制度的框架上起家的，都面临一个现实问 题：在全球化的时候，怎么混得更好。”这个 问题，不是靠两个词汇可以解决的。

(文／胡尧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