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3个企业家样本 秦朔:我所接触的3个“男三号”

我们的问题是缺乏对商业力量的尊重。为什么有四大发明的中国没有诞生近代自然科学?无论是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贫瘠，还是在经济实力上的没落，都与中国社会商业力量之不能独立发展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阶层的欠发育，有着必然的联系。

身为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的秦朔的同班同学吴晓波写了两本《大败局》，里面记录了19个中国企业在膨胀时期的溃败史。秦朔自己也写过《大变局》，他希望能把民营企业家放到大时代的背景下，看看他们的变化起落和这个国家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柳传志是独一无二的

说起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企业家，秦朔认为是柳传志。秦朔第一次采访柳传志，聊的话题是“转型期制度因素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柳传志很感兴趣，拉着他说了一个多小时。但最后，秦朔没就这个话题写什么东西，让他印象深刻的反而是柳传志的谦和，“他谈的经常都是联想遭遇过的问题。那次交谈，他提到，联想创业早期，和四通在同一栋办公楼办公，为了比谁挂在外面的招牌大，弄得面红耳赤。”这个段子让秦朔记忆犹新，他更佩服的是柳传志和外人的谈话风格，处处透出自谦和自抑，“这些人情练达的行为，在和他同代的企业家中非常罕见。”

1984年，柳传志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淹没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中心的1500多名员工中间。这一年他40岁，长相和经历都很普通，在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不如他的同事。但柳传志一直记得一件事情，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群年轻电器工程师在战争计划的资助下，耗资40万美元，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ENIAC。后来，当柳传志辗转进入计算机所的时候，中关村已初具规模了，他觉得自己和计算机有缘分。但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计算机所的经费非常紧张，财务状况几乎瘫痪，1500多名员工的饭碗逐渐成为一个问题。于是，这个40岁的人决定自己做点事情。秦朔认为，这段经历其实是柳传志和联想在以后的一个缩影，“柳传志今天的人格性情，有很大部分是环境逼迫磨砺的结果。而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由杨元庆主导的，对于联想意义重大的价格战，也是因为受到了国外品牌的全面围攻而不得不作出的割肉决定，但他成功了，联想渡过了危机，活了下来。”这些人原本都是梦想家，但在困境面前，又都能成为超级现实主义者。

“今天，如果中国的政治还需要在民间企业家中选择一个代表的话，这个人一定就是柳传志。”在秦朔看来，也正是因为柳传志有实业报国的企业观，它获得了一个最大的支持：改制。这个困扰几代民营企业家的难题并没有给联想带来麻烦，在别人还在谈所有权色变的时候，柳传志在众目睽睽下和中科院剥离了关系，联想正式成为民营企业。

秦朔有次和杨元庆聊起柳传志，杨元庆很感慨地说：“柳传志最大的贡献在于，摸索出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在联想体制还没有完全明确下来的情况下，柳传志就能把联想当成自己的公司干，因此，他抓住了机遇。在同行忙着或等着解决体制和产权问题的时候，联想已经做出来了。从获得经营、分配、人事三权到拥有分红权，最后到占有股权，柳传志直在做着周密的设计。我们接手的时候，联想已经是体制非常好的企业了，完全没有体制方面的后顾之忧。”

柳传志再次努力，终于使中国科学院同意拿出联想35％的股份作为联想创业股，分给：1988年以前进联想的创业者，兑现了“谁栽树，谁乘凉”，让创业者顺利退下，让杨元庆、郭为这样的新人走上重要岗位。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1997年，联想又将北京联想最赢利的业务注想香港上市公司，由部分业务上市转化为绝大多数业务在香港上市，更好地运用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认股权证的方式，将员工和公司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

柳传志10年前交棒，秦朔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的前20年中，柳传志是独一无二的。

王石的确要比柳传志青涩，太率性了

和王石相交了10年，秦朔认为自己可以对朋友作出评价。

秦朔很早就知道王石的名字，那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万科还没有成为后来的地产大鳄，但王石已经开始考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企业文化。《万科周刊》在当时是很响亮的一本企业刊物。秦朔在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追求阳光下的利润》，觉得很新鲜，以前还没有企业能说出这种话，他通过关系和万科公司的人尝试接触，谈了一圈下来觉得“这间公司很本分，对企业制度很有想法”，决定长期关注。但他和王石的第一次见面，要等到1997年。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论坛上，王石是演讲嘉宾，秦朔坐在台下听对方大谈“中国新兴企业的发展”，他现在还记得王石的主题：“讲的都是怎样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怎样进行股权分配。他创造了一个很奇特的公司，不是国有企业，在股权分配上也和普通民营企业不一样，很符合现代企业的特点。”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王石在1999年的辞职，这则新闻传出来之后，他反而觉得可以对王石盖棺定论了：“这个人肯定会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名字，他解决了公司所有权问题，解决了接班人问题。这两点，现在还有一堆人在头痛。目前为止，没有人做得比柳传志和王石更好。”

王石现在刚从火山口走下来，捐款争议余波未了。快60岁的王石在新闻会上当着全国媒体的面无条件道歉，承认自己太青涩，秦朔认为这起事件后面其实是企业家和社会公民的角色冲突：“从年初的房价拐点论到捐款事件，他说话太轻率。企业家的事情，他做得很好。但作为公众人物，他必须对社会上事件发表看法，说话时要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当中的转换他没能做好。”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柳传志身上，秦朔认为在北京发家的柳传志身上有更多的圆滑和妥协，对商业之外的事情也有更强的洞察力，这让他的企业很少陷入到争议当中，而人在深圳的土石尽管可以把个人修养练得很好，但对生意场上的政治和大环境内的情绪还是缺乏敏感，不同的地方培养出不同的企业家。

但无论如何，青涩的王石仍然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标杆，他大力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坚持清白的企业价值观导向，为后来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样板。“其实土石一直热心公益，但怎样去完善个人形象，他还没有系统的想法，他的很多发言是下意识的，不成熟的，从这点而言，王石的确很青涩。但和更多人比起来，在怎样建立一个好的企业上，他可以当大家的老师。”

宗庆后有最大的成就和悲剧

有人统计过从2007年6月到2008年4月间，媒体报道次数最多的企业家是马云和宗庆后，前者是因为上市和牵涉微软收购雅虎，后者是因为官司。

见过宗庆后的记者，都会对他的朴素和强悍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传闻说，他的办公桌上没有电脑，他也不打高尔夫，常年奔波在市场一线，和21年前下海时没什么分别。当时，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42岁的宗庆后带领两名退休教师，靠14万元借款，卖汽水、棒冰及文具纸张，为别人代加工口服液，骑着自行车、平板车艰难起家。原来在茶园、纸盒厂工作的宗庆后，最终成了一个超级推销员，建立了遍布全国大小城市的营销渠道――他后来以“非常营销”名闻天下。

创业8年后，他投资娃哈哈美食城，期望以此上市却未果，公司经营困难，年终奖无现金可发，便以饮料相抵。此时，法国达能前来洽谈合资。娃哈哈拿到了一笔救命钱，并找到了纯净水产品，这才有了后来的“奇迹”。宗庆后坚持的合资三原则(合资不合品牌、董事长不变、不裁员)，也一直被津津乐道。

然而，同一段历史在不同的人那儿发生了记忆偏差。多年后，双方撕破脸皮，一方以“民族企业捍卫者”的身份发动舆论攻势，另一方无可奈何地提醒对方“请尊重合约精神”。之后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娃哈哈和达能双方当仁不让，卢明、告黑状、公布合同底细、启动法律程序，11年的跨国婚姻就此走到了头。宗庆后的“第三者”、娃哈哈的体外循环就此也暴露了。自1998年以来，他以妻女的名义已在海外注册11家离岸公司，并在国内投资了一批“外商投资企业”――40余家非合资公司的总资产为56亿元，利润高达10．4亿元。舆论不再偏向宗庆后，捍卫民族资产的形象开始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形象。

在这起商业纠纷中，秦朔并不站在宗庆后一边，但他还是认为，宗庆后依然是中国最具价值的企业家之：“宗庆后的价值放在中国公司史可写的现代人里面是可以排进前十位的，做市场里面他是代表了最高的成就，快速消费品方面都是没有办法跟他打的，他是代表了中国土生土长的企业家的最高成就。但宗庆后同时有个很大的缺陷――信用缺失，使得宗庆后这个人物身上有中国企业家最大的成就的同时也有中国企业家身上最大的悲剧、悲哀。他有最大的创举也有最大的悲剧。他是在这个历史长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