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下)

三、 “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鲁迅与台湾、华文世界

一位学生说,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一起“重新和鲁迅见面”,是别有意义的:因为此刻的台湾“充满荒谬,又自我感觉良好”,它迫切需要新的精神资源。(陈幼唐)

于是,就有了相关论述――

台湾需要重建批判传统

一位学生这样谈到鲁迅的意义:“有这样一个作家、思想家,时时地为其谋事,时时地在旁批判,务求让整个国家走向进步的道路:中国何其幸运!有这样一个思想导师(即使他自己并不认为),为青年点起一盏明灯,时时提醒青年要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同时却也要不断批判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否合宜,是否能给社会带来最大的贡献:中国的青年何其幸运!”在这位学生看来,鲁迅也属于台湾,而且今天的台湾正需要鲁迅。因为――

“今天的台湾,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批判传统。自解严以来,对于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盲从,让台湾人欠缺反思这些制度的能力。讽刺的是,民主的基本,正预设人人都能思考,都要能想方设法地为国家谋事,并且能够彼此沟通,寻求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在妥协中形成共同的集体意识。执政的政府正是这样的集体意识的实体展现,其政策是集体意识的具体表现。拥有具备思考力的公民,能够形成集体意识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其投票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否则便只像是小学生选举班长一样,在大家都不认识的情况下乱选一气,票多者为王,票少者为寇,这并非民主。

“这正是鲁迅在台湾社会所能扮演的角色:鼓励知识分子勇于进行批判,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去批评社会上众多不能忍受的乱象,去批评政府狗屁倒灶的决策行为。最重要的,就是成为提醒的力量,提醒这个社会,我们目前所行的制度,无论是经济上的,抑或是政治上的,虽然都颇有可观之处,却也都有无法突破的障碍与瓶颈。一味地沿袭旧有的制度,并不能带我们重返经济奇迹时代。相反地,不能认清台湾的全球经济地位已经改变了的事实,开始重新寻找台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的话,我们只会不断地面临更大的经济灾难,而非持续进步。制度需要的是反省、检讨和辩论,而非无谓的辩护,才可能去进步。要找到更适合我们的制度,或改善现有的制度,都需要将各种可能性纳入思考,而非单从欧美现有的发展区寻找可能性,否则便只会不断重演欧美的悲剧。而鲁迅正能提供台湾人一种以往所缺乏的思考方式和批判传统。”(张祖荣)

应该说,这些分析和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

一位学生以鲁迅的眼光看当今台湾的学院与知识体系,就发现了“庞大的资本主义籍着全球化已扩散到大多数人的心中,而不论你接受与否,这种以追求自己最大化利益的学问,正以一些‘正当的’知识传播而侵入学院”,“一边提倡经济生产,一边破坏着美丽的台湾;同时一边高喊着人文与科学并重,一边打压着没有‘金钱生产力’的学科。我们的价值观慢慢被改变,重视思考与精神层面的东西被剥夺,人最后剩下了什么?”于是,鲁迅的《学界三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都成了当今台湾学院、社会的真实写照:“学界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学院的学者完全被政党政治所操弄,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成了“官”(执政党)与“匪”(在野党)的附庸。而鲁迅所说的“对下为主,对上为奴”的病态早已弥漫于学院与职场,学院更成了“聪明人”的集中地。“金融海啸后,人们的奴性更加深化”,鲁迅描写的“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说苦”,“傻子想替他出头,却反被奴才认为是盗匪”的悲喜剧更是在学院、公司轮番上演。鲁迅如此“神准的预言”,“让人惊骇”不已。(林思晴)

另一位学生也由鲁迅的《变戏法》“联想起台湾的选举,这种‘变戏法’的政治手段,绝对比鲁迅当年看到的‘现代史’有过之而不及”。而台湾的媒体也在“变戏法”,而且花样百出,不断地制造、培育出越来越多的“看客”。(范华君)

很多同学都谈到,“吃人文化”依然存在于台湾社会,人的被奴役、被残杀、被吞食的现象到处都是,只不过我们把它“道德化,审美化,合理化,娱乐化”了,这也足以证明,我们沉溺其中,“陷得太深”,而又完全不自觉,“这是令人悚然”的。(蔡承)

如一位学生所说,“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铁屋子’”(卢静美)。问题是,今天的“铁屋子”上面的涂饰太多,以致我们身在其中而毫无感觉和知觉,这就需要鲁迅式的批判眼光,穿透涂饰而看到真相。这就是许多学生读了鲁迅著作之后,要呼唤鲁迅批判传统的原因所在。

面对台湾左翼传统的困惑

其实,这样的批判传统在台湾是存在的。好多学生在作业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陈映真,提到柏杨,也有学生提到陈芳明。但是,在面对台湾左翼传统时,这一代学生中有一些敏感者遇到了双重的困惑。一位学生在他的两次作业里,有一个明晰的说明,只是不知道他的精神历程有多大的代表性。

他对自己的精神历程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这一世代台湾青年所面临的世局真是前所未有的混沌,复杂。我小学三年级那年(2000年),取得政权。本土意识的高涨反映在媒体、知识界,也反映在教科书意识形态战场上。我们这一代学生读到的社会、国文教科书经过一番改版,内容上大有别于我们的父祖辈。至少就我而言,我对‘本土’的认同就是透过教科书型塑出来的,至于‘美丽岛’‘党外’等词则自然而然象征某种正当性,也自然与‘’符号划上等号。但上台以后迅速倾向资本家,与早期合作的社运团体渐行渐远,或将其吸纳为依附组织,迅速放弃理想。尤有甚者,执政中期以后,大规模的贪腐案件陆续爆发,‘本土’‘爱台湾’被当做掩饰缺漏的工具,在我们拥抱‘本土’意识时,整个象征‘本土’的巨灵就在我们眼前狼狈崩解。于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如七零、八零年代的青年们那般信任‘党外’了。而我们的‘本土’血液,我们长期以来建立的史观,又使我们完全不可能信赖,信赖中国,信赖统派。我们这世代的青年,就这样落入尴尬的位置里,没有明确的敌人,也不敢轻易与谁结为战友,进而畏怯冷漠,甚至虚无犬儒。这是一个没有‘革命史’,也不可能‘革命’的时代。但即使如此,早年那些岛上关于革命者的行动与论辩,仍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上萦绕不去。”

就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这位学生在高二时开始接触台湾的左翼传统。他面临着两重困惑。首先是“左翼传统”的遗失:“左翼传统由时代刻意的铲除、,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就已经被理所当然地遗忘,即使是主导的教育部也忘了(或也根本没有打算)将那段历史补上,我们对鲁迅的印象,就只停留在国文课本里唯一选进的阿Q,但也不甚了解其义。”但当他们试图自己进入台湾左翼历史时,却遇到了新的问题:对台湾左翼历史的记忆,左翼传统的阐释,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统、独意识形态的论争中。这位学生说:“我们读陈芳明,读陈映真(他们都是公认的台湾左翼的代表),也跟随两人的思想论战,在统独光谱间寻找自己的位置。令人好奇的是,这两个站在光谱两端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阐述,在国族想象的激烈冲突背后,却都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一个田野间长成的青年,在某间书店,某个小书报摊上无意得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当时的禁书,始而开启了更丰富的对人的关怀。”正是这样的不同走向的台湾左翼却共有鲁迅资源这一发现,使这位学生产生了“重新和鲁迅见面”的冲动:“究竟是怎样一个作家,怎样一种写作传统,如此深入、如此震撼地开启了台湾青年的左翼视野?他对当前的台湾青年有什么意义?透过对他的了解,会有助于我们更能理解父祖辈思想上的差异,进而起身批判,建构出一种属于我们的想象吗?”

经过三个月的阅读,这位学生坦然承认“我的思绪仍是凌乱的,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但也似乎有了一个思路。他这样描述自己接近鲁迅的过程:“开始,从鲁迅作为一个儿子、父亲,书写儿时故乡的记忆读起,在第一份作业中我们也试图书写自己与亲人的关系,首次与鲁迅对上了话;接着我们在文章中看见鲁迅的‘真’,和他对旧体制及新制度缺漏的不断批判;同时我们也在鲁迅生命凋残之际所写的寂寞、冷凝的蜡叶中,触摸、感知到革命者的孤独。我在这一过程中愈来愈认识鲁迅是一个人。我也愈来愈认识到‘鲁迅传统的左翼文学’”。尽管依旧困惑,但“我终究是认识了这么一个鲁迅:他期许自己,也带领我们,永远站在弱小人民的那一边,‘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他呼唤知识分子起身实践,反抗;而且他不断地自我批判,即使与‘党的左翼’暂且合作,但也有个底限在那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无论台湾的未来该往那里走,鲁迅都将让这一代代的知识分子重新将目光定睛在‘人’身上,我们也必然得继续循着对‘人’本身的天生的爱持续走下去”。(陈为廷)

而另一位学生则有更明确的目标:“我将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积极地希望能够衔接起鲁迅的批判传统与台湾社会。由社会状况来看,这条路极不好走,鲁迅也预言着先行者悲剧性的命运。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正是鲁迅热切期望青年,期待知识分子,乃至于社会中人人都应抱持的心态!”(张祖荣)

“批判的民族主义者:我之鲁迅观”

这是一位学生给自己的作业定的标题。他首先断定:“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一直是鲁迅文章中所关心的主题,同时,在他的文字中也展现了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细致剖析,以及其深刻锐利的批判能力。”但他要强调的是,“鲁迅和自己批判的对象是有着血肉连结的。鲁迅从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生在中国的中国人,他身上同样带有抹不去的中国文化痕迹,所以他不愿做导师,也对启蒙持有怀疑,与胡适这样的自诩站在代表进步和自由的西方,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作出评断的知识分子相比,鲁迅所选择的立场就显得相当特殊”。或许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并未使用任何艰涩的理论字眼,但他所说的话,比起那些满口西方理论的知识分子们,更加让人理解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某些本质,甚至到今天仍具有它的解释力”。这大概是许多学生的一个共识,另一位学生这样写道:“鲁迅比任何人都真实地面对中国,也更了解中国。”(蔡婵)

而如何面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这是当下每一个台湾人,不论其政治、国族立场如何,都必须正视的。一位学生在他的作业一开始就说:“当我在深夜里自省,自己在对他人大声说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时,我何以说明我是在一个中国文化的建构之中,深受中国文化熏陶、塑造出来的人格特质。”因此,在他看来,鲁迅对自己的意义,就在于他“不讳言地道出中国人为何是中国人”,认识鲁迅,正是“对自身在文化上的中国社会对自我的构建提出反思的机会”(林明纬)。

而这篇作业的作者则认为,“讨论身在台湾的我们,是否包含在鲁迅所说的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内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有时候,只是政治正不正确的问题罢了”。他认为“重要的是,在阅读鲁迅过程中,我发现鲁迅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批判及分析,也同时揭示了我所处社会的某种持续运转着的逻辑”,也就是说,他是从超越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讨论鲁迅的“民族主义”对当下台湾的意义的。

他是这样提出自己的命题的:“当我试图拿‘民族主义’来阐释鲁迅时,内心也是相当迟疑的,毕竟因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关系,与之结合的民族主义也显现出了它的暴力,最后变成主张‘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的民族主义论述,而这绝对是鲁迅所不能同意的,因为他是那么彻底地睁着眼仔细审视自己的民族。我想,只有当意识到自己的真实状况时,才有改变的可能;只有知道自己是奴才,才有拒绝做奴才的可能。我认为这才是鲁迅所展现出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会以这样的词汇标志鲁迅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批判的民族主义者。”

接着是对鲁迅的“批判民族主义”精神的具体、深入的剖析,大体有四个方面。

首先,“鲁迅心中的中华民族绝不是个抽象的概念”,他思考民族命运,眼睛盯着的是“每日每夜在土地上挣扎着、活着又廉价地死去的生命”,他们才构成了“民族”“人民”的具体的、真实的存在。一个批判的民族主义者必然以“对民族至深的情感与关怀,将眼光深入到民族生活中最不堪的角落,要像鲁迅那样,看见孔乙己和祥林嫂”。

其二,“批判的民族主义者并非仅只对自己民族的批判而已,在批判的背后必须要有对自己民族自觉的承担与反省”,首先是作为本民族的一份子,“敢于承认并自觉承担民族过去的弊病,包括对其他弱小民族的压迫,据此对自身作出最清醒透彻的自我反省”。而这位学生更由此谈及“民族主义与左翼的关系”,并这样提出问题:“脱离在地历史的,毫无反省、承担之意的‘左派’真的还能有什么批判力吗?”在他看来,只有真正对在地历史与民族的问题,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承担,才能“以自身民族的立场,对于世界上的各种压迫与力量作出分析与回应”,这正是左翼应有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统一。

其三,这位学生对鲁迅的中国文化批判中所提出的“互为主奴”的命题,特别有兴趣,认为它“并不限于中国人之间,更可以拿来描述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同一个民族,完全可以具有‘自大’与‘自卑’的两种不同的民族情绪”。(这位学生大概不知道,鲁迅其实早已在《随感录四十八》里说过:“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和我们一样的。”)“直到今天,还可以感受到中国‘不愿再作奴隶’的渴望:中国要做世界的主人!”但这位学生要问的是:“在选择做奴隶和主人之间,难道再没有其他路可走吗?”

这位学生还感受到了鲁迅这样的批判的民族主义者,既要“承认自身民族在历史上对其他民族表现的暴力”,又要“面对自身民族在近代的积弱不振”的“内心的极大的拉扯感与矛盾”,这大概是一切批判的民族主义者的宿命和“应该具有的特征”。

最后,还谈到了鲁迅“正面文章反面看”思维的启示:对自称民族主义的人,其“民族主义”应该怀疑;自称左派的,其“左翼立场”也应该抱以怀疑。鲁迅从来没有标榜民族主义和左派,但他是真正的批判民族主义者,即左派民族主义。(陈幼唐)

以上这些分析,其具体观点自然可以讨论,但都是从鲁迅出发,又联系着台湾的思想文化界的现实,在我看来,也是面对中国大陆的某些思想文化现象的:这位学生连接鲁迅与当下现实的努力与自觉性,是十分可贵的。

鲁迅思想的“通世性”

一位学生这样谈到他的鲁迅观:“鲁迅抓住的问题,是通世性的,是普遍世代具有的现象,那最根本的核心问题。”他的这一判断是基于他对鲁迅思维的特点的理解:“我觉得鲁迅的反省和审视,是先将既有的成规全部打破,再全部重新审视过一次。他不在既定的架构上看事情,他是一一地重新去检视这些规矩的基础和架构,等于瓦解了既有,再全部重新来过。所以当他发现了问题,他的问题是相当致命的。”(蔡婵)所谓“致命”,就是抓住要害,追问本根,基础,核心,直逼人性的深处;所谓“致命”,就是极具颠覆性,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极具开创性,超越性,超前性,因而具有通世性。

这其实是很多学生的共同感受:“鲁迅对人性的批判性揭示,不只是适用于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以大胆地说,是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年代的人们,不论国家、种族与宗教”(卢美静)。鲁迅的文章是“现实性与普遍性”的结合,“他关注的问题是现实的,贴近人的生活的;他对问题的诠释及解答,却是站在全人类为导向的出发点,并有超越性的思考”,因而又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沈佩凌)

听课的学生中有的来自新加坡,像前文一再引述其观点的陈晶莹、蔡承,他们的反响似乎比台湾学生还要强烈。读鲁迅对他们几乎是全新的经验,全新的发现,他们为鲁迅与“现代华人世界”的深刻连结而感到震撼。这或许是学生们的一个共识:鲁迅属于台湾,属于华人世界,“鲁迅逝世终于放下的重担,该是新时代华人一份子的我们,接任承担的时候了”(许玮伦)。

在2009年,台湾部分青年和鲁迅的这次相遇,既自然,也给人多少有些惊异的感觉。一位学生这样写道――

“二十岁,对于成人们的社会来说,也许过分稚嫩,但回身面对自己却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我一边听着摇滚乐团1976年的歌声‘我并不想成为谁的指南针也许你该学习相信自己的方向感’,一边想起了鲁迅。想起了他所说的‘泥土精神’的时候,便会想起自己对外在的回避、逃逸与疏离,但是始终是面对逐渐远离心灵的身体。

“那许是新的时代给我们的挑战。

“语无伦次常被合理化为后现代语言的必需品,而在‘后’字当道的现下,打着某种精神标杆的任何事物都是一种挑衅。鲁迅也是其中之一。然而我想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是,鲁迅的灵魂已经远远走在他所属的时代前面,而同我们并肩而行。我们仍旧缺乏勇气,缺乏洞见的企图,也缺乏实践的行动。但关于爱,关于生活,关于生命,我想我们始终抱着期望。

“而鲁迅告诉我们,一切都来得及。”(游坤义)

(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