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中的非人类DNA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人身同一认定的最好方法，DNA鉴定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成为揭露事实真相和准确、有效打击犯罪分子的工具。其实，除了人类的DNA外，还有一些非人类的DNA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譬如，杀手自家猫身上的DNA可能留在了受害人的身上；在小偷忙于搬运贼赃的时候，狗可能舔了小偷的身体；或者，狗可能在抢劫犯的车上撒了泡尿……这些都可能成为案件侦破的证据。

养宠物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衣服上总会沾有宠物的毛发。虽然，现在的动物DNA物证还只是在零星案件中被当作辅助证据，但可以想见，动物DNA分析在侦破案件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尽管如此，进行动物DNA鉴定还是要面临很多难题，譬如，现在大部分的DNA实验室测试，针对的只是人类的DNA，通常是做一些亲子鉴定；对于动植物甚至微生物DNA的鉴定，多数机构毫无经验，而且，能通过美国罪犯实验室协会认证委员会认证、有能力做非人类DNA鉴定的机构，更是少之有少。

近两年，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改变。2006年，美国加州橘子县执法人员与美国一些先进的罪犯实验室合作，共同研究分析动物的DNA。这是美国第一个地方机构试验动物DNA破案的可能性。据悉，所有犯罪现场的动物样本，如动物进食的碗、动物的毛发以及粪便等，都会被采集，并提交到法庭。警察和公诉人也需要在这方面接受新的培训。

动物DNA物证会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怎样的帮助，如何进行鉴定，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人们所关注的。

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用到非人类DNA的案件发生在十几年前。

1994年10月3日，在加拿大东海岸的爱德华王子岛，32岁的当地女子雪莉・顿甘离开家后再也没有回来。她是一名单亲母亲，独自抚养着5个孩子。

雪莉的失踪让朋友们非常担心。最初，大家以为她去拜访亲戚了，但是打电话与她的亲戚们联系后，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尽管如此，雪莉的亲友们并不愿意报警，因为他们怕这件事被雪莉的前夫道格拉斯・比米什知道，进而争夺对孩子的抚养权。道格拉斯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如果孩子的抚养权被道格拉斯得到，对孩子们未尝是件好事。

4天后，警察在野外发现了雪莉的汽车。车内是空的，车窗上还有血渍。警察通过车牌号找到了雪莉的家，雪莉的亲友们这才承认雪莉已经失踪了4天。于是，警方开始大规模的搜索，3个星期后，警察在24千米以外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一件男性皮夹克和一双跑鞋，皮夹克上也有血渍。警察仔细测试了夹克上的血样，发现与雪莉的血型是一样的。同时，警察在皮夹克上还找到了一些白色的毛发。不过，除此以外，并没有进一步发现任何与雪莉有关的信息。随着冬天的来临，警察不得不停止搜索，雪莉的下落也就成了迷。

直到第二年5月，有位渔民无意中在树林里发现了雪莉的尸体，很显然，她是被谋杀的。

警察的第一个怀疑对象是雪莉的前夫道格拉斯，而且道格拉斯也有犯罪前科。但道格拉斯声称自己有不在场的证据，案发当天，他在其他地方干活。不过，有目击者说，道格拉斯在案发当天曾经将车停靠在雪莉家附近。还有人见过道格拉斯手掌有锯痕。

因为没有人亲眼见过道格拉斯杀人，警察只好指望手头的证据能帮上忙。虽然夹克上的血型对上了，但这还不够，毕竟，血型相同的人很多。最后，警察注意到夹克上的几根白色毛发，同时想起道格拉斯的父母家里养有一只白色的猫。如果能证实毛发来自于这只白猫，那也就能让陪审团相信道格拉斯就是凶手。

当时，有技术能力鉴定猫毛的机构并不多。加拿大警察找到了美国马里兰州一位有能力做动物遗传信息比对的动物遗传学专家史蒂芬・奥布莱恩，希望他能够帮忙比对这些毛发证据。

实验的最终结果证实了警察的猜想，夹克上找到的毛发与道格拉斯家中的猫完全匹配。法官认可了这项最有力的证据，道格拉斯最终被判处18年监禁。

如何用动物DNA作为证据

我们知道，人和动植物都是由大量细胞构成的，绝大部分的细胞都包含有细胞核，细胞核内有遗传物质核DNA，人们所熟知的亲子鉴定通常就是采用的核DNA。人类的血红细胞是没有核DNA的，但是血液中的其他细胞有核DNA，比如白细胞，所以，血液可以作为DNA鉴定的样本。核DNA通常是成对存在的，分别来自父母双方。人类的23对核染色体包括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狗有39对，马有32对，猫只有19对染色体)。男性的性染色体一条是x，一条是Y；而女性的两条性染色体都是x。Y染色体是父系遗传的，也就是说同一父系的男性亲属拥有一致的Y染色体。细胞核外的细胞质里通常有1000来份比较短的线粒体DNA。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的，子女与母亲拥有一样的线粒体DNA。微生物的DNA构造与常见的人类和动植物的DNA不太一样，需要特别解析。

有些电视节目中曾提及，将动物毛发作为侦破案件的证据，但在这些案件中，动物毛发更多的只是作为物理证据，人们只是比较了动物毛发的发质、颜色、构成等是否一致。

至于将动物DNA作为证据，还需要特别的技术手段。比如，只有在毛发的根部才能提取到核DNA，杆上只能提取到线粒体DNA。线粒体DNA由于遗传自母亲，而所有来源于同一母亲的亲属拥有几乎相同的线粒体DNA。因而，单凭线粒体DNA在法庭上作为证供的力度往往不够。此外，同一个人不同器官的线粒体DNA也可能有微小的差异，这更使线粒体DNA证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即使将提取到的动物核DNA作为证据提供给法庭，也要面临其他难题：人们饲养的宠物大量近亲繁殖，使得很多宠物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也就是说，随便找两条狗，它们的相似程度应该大于任意两个人的相似度。这意味着，近亲使得动物DNA匹配的概率很难达到1:10亿，也就是通常人类的标准。

于是，为了达到足够的统计学上的区别能力，满足证供要求，相关机构需要鉴定多于人类的DNA位点，比如20个位点(现在人类鉴定的DNA位点通常是13～17个)。

我们知道，任意两个人之间(除了同卵双胞胎)的DNA序列有99.9％是相同的，仅有0.1％的差异。这剩下0.1％的差异仍然意味着约有300万个碱基对彼此不同。

所谓位点，就是指那小于0.1％的人与人可能不同的DNA区段。简单做个比喻，两个人的区分可以用身高和体重，但是身高、体重并不是确定人的身份的唯一依据。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需要更多的特征辅助认证，如出生日期、姓名等等。DNA的位点就相当于人的某个特征。

其他案件

自从雪莉的案件侦破之后，动物在舔噬、褪毛、撒尿等方面的特征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犯罪调查中。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警察在一处犯罪现场发现一条叫大力士的狗的毛发，从而证明狗的主人是杀人犯。在美国爱荷华州，一条叫洛佛的狗在罪犯的车胎上撒尿，从而给警察提供证据，找到了罪犯。猫和狗仅仅是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的众多动物中最常见的两种，其他宠物和家畜最近也被纳入到鉴定系统中。

不久前，有些研究者分析了猫、狗、猪、羊、牛、马等常见动物的DNA和形态，这些研究的起因是，不断有动物“性攻击”人类婴幼儿的案例出现，比如哥伦比亚的一个研究组曾经报告当地发生多起宠物狗人类婴儿的案件。与昆虫DNA相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也陆续发生，比如鉴定被昆虫污染的食品；而与动物竞技相关的行业(比如赛马)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动物DNA鉴定的发展。

另外，动物保护组织正在建立濒危动植物的DNA数据库，以便调查和保护这些动植物。

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局的科学家们更是想出用树木的DNA来抓偷伐者。从原理上讲，用树的DNA抓偷伐者与用人的DNA抓罪犯其实是一样的，需要比较树桩的DNA和被偷伐树木的DNA，如果两个样本的所有位点都一致，那么这两份DNA来自一棵树。

我国国内也报道了一些动物DNA鉴定的案件：北京顺义区农民高某与同村李某争夺母猪，通过鉴定猪仔与母猪的亲子关系而定案；杭州李女士怀疑所买的牛肉是猪肉，通过DNA鉴定，最终还卖主清白；胶州市刘先生想要回自己走失的宠物狗，向法院申请DNA鉴定，等等。

2001年美国“9・11”后，出现了包含有炭疽菌的邮件攻击事件(这个案件至今未被破解，一位在美国政府研究机构任职的高级科学家、犯罪嫌疑人布鲁斯・埃文斯今年8月刚刚自杀)。随后，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建立微生物DNA数据库，力求能在微生物反恐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并希望未来几年能在各个要害部门，比如政府部门和机场，部署能实时检测空气中微生物DNA的仪器，以迅速确定是否存在对人体不利的微生物。

行业认证和未来发展

新的需求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技术能帮助解决许多问题。专家们认为如果有更多通过认证的实验室参与的话，将有成千上万与动物DNA相关的案件被破解。但是许多为政府工作的实验室并不情愿参加这方面的认证，因为他们没有额外的资源来应付动物DNA的质量控制。更糟糕的是，一个微小的差错就可能使他们的测试结果被指责为样本受到污染或错误，进而变得缺乏说服力。

没有通过有关认证，法院自然会拒绝使用这些实验室的结果作为证据。一些律师也在犹豫，是否将动物DNA证据送到相关实验室做分析，因为没有得到认证的实验室的结果，对整个诉讼结果所起的作用往往是负面的，而通过动物DNA认证的实验室屈指可数。实际上，大部分DNA实验室都有能力鉴定常见动植物的DNA，所需要的只是资金和时间的投入。

另外一个与此直接相关的，就是动物DNA数据库问题。现在，美国、英国、南非的一些公司有些小规模的数据库，政府也积累了一些案例。不过，要满足现实的需要，必须要有更多的数据、更庞大的数据库。因为动植物数量众多，建立DNA数据库的工作将会非常昂贵繁琐。

加之许多律师还对这项技术不甚了解，更阻碍了动物DNA物证的发展。

其实，美国之所以这么关注将动物作为证据，是因为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狗或者猫，罪犯要想不碰到宠物实在不易。而在中国，宠物数量相对较少，一些地方甚至禁止养狗，所以对动物DNA的关注就会少很多。(文章代码：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