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有益于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已经承诺按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要求调整农业政策。入世后，这一承诺的影响将逐渐显现。从长远看，入世为我国经济21世纪的腾飞争取了更好的发展权利，将大力推进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促进生产要素跨国界优化配置，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但从短期看，按照农业协议的规则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必将给我国农业特别是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农户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必须在产业化经营上有所突破，否则，将很难抵御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

入世给我国农业带来压力

非关税措施关税化。农业协议要求各缔约方计算出承诺取消的非关税措施的关税等量，将其加到固定关税上，形成约束性关税（即将非关税措施转变为关税时所制定的关税上限），且非关税措施关税化以后的税率不得随意提高。按照农业规则，发展中国家有义务约束自己的关税水平，但允许它们在国际收支恶化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至今，中国加入WTO的一揽子条款尚未公开，中美双边协议是目前唯一为公众所了解的协议文本。由于其在各双边协议中签署得最早，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实际也是中国最低水平的承诺。根据中美协议，中国承诺将以关税配额管理制度取代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并将取消国营贸易公司对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显然，随着这一承诺的落实，首先是国家对农产品进口的控制体制将被透明的关税税率配额管理制度所取代；其次，在新的关税配额制度下，随着私营公司以及外资企业的进入，国营贸易公司将逐渐丧失对农产品进口的垄断；再次，国外农产品将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水平传递到国内市场的程度必将大大提高；最后，我国并没有取得发展中国家待遇，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实施农业保护方面处于政策劣势。

相互减让关税。农业协议要求各缔约方承诺在实施期限内，按照一定比例对关税进行相互减让，即以1986－1988年为基期，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在6年内将农产品进口关税简均水平削减36％，且每一产品的关税至少削减15％；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将农产品进口关税简均水平削减24％，且每一产品的关税项至少削减10％。根据中美双边协议，我国承诺到2005年以前将农产品进口关税从22％削减至15％。目前各类商品的关税水平为活动物和动物21％，粮食7％，植物油和油脂17％，加工食品、饮料、烟草等29％，纺织品和其他农产品加工品27％。关税的进一步减让会为国外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提供便利条件，不利于我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宏观调控，也不利于对农业实施贸易保护。

国内支持减让。农业协议将国内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易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称为“绿箱”政策，具体包括一般政府服务、以粮食安全为目的公共储备，国内粮食援助和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这类补贴可免予减让承诺。另一类是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称为“黄箱”政策，农业协议要求各缔约方用综合支持量（简称AMS）来计算其支持措施的货币值，并作出减让承诺。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因此按1986－1988年的情况计算，我国对农业生产的国内支持措施水平为负值。负的国内支持总量，虽然决定了我国不需要承担国内支持减让义务，但根据农业协议，决定了我国今后对农业的支持水平不能超过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10％，即约485亿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不足60亿美元现额标准。此种支持水平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属于最低的，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相比，就更缺乏支持。

削减补贴。农业协议要求各缔约方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是削减对小麦、谷物、肉类、奶制品和糖的补贴。农业协议规定，以1986－1988年为基期，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应对受补贴产品出口量和补贴预算开支分别削减14％和24％。应削减的出口补贴包括：对农产品出口的直接支付、根据出口实绩对供货厂商和贸易商品的直接补贴、以优惠价格供应贸易商品以供出口、政府行为带来的出口支持、为降低农产品营销成本提供的补贴、政府规定或强制出口商品运输给予费税的优惠与特殊照顾等。

我国对农产品的补贴历来较少，在中美双边协议中又明确承诺将出口补贴约束在零水平上。因此在近年来我国农产品成本迅速上涨，许多主要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出口补贴减少将进一步使出口成本上升，造成农产品出口竞争能力的进一步下降。

入世对我国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

显然，入世后我国小农业与大市场、现有农业体制与国际农业环境的矛盾将更为突出。我们应面对现实，只有将分散的农户和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进程，才能抵住入世给农业带来的压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促使农业尽快走上生产加工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的现代农业道路。加快产业化进程对我国农业迎接入世后的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产业化经营与我国农业现行组织形式相适应，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现实基础。小规模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的现实，尽管其不具备与国际农业生产竞争的能力，却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我国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产业化经营顺应我国农业生产者自发产生的组织、联合、合作的趋势，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一些省、区就已经自发出现了以食品加工企业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入世后，在市场形势严峻、外部环境对商品化农业发展不利的情况下，为弥补家庭承包经营生产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单位产品成本高、信息不灵等缺陷，农民内在组织联合要求会进一步增强。因此，产业化经营将成为引导中国农民走上新型联合道路的重要手段。

第三，产业化经营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有利于提高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家庭承包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农民只靠卖初级产品很难致富。产业化经营将农业生产流通领域各农户和中小企业组织起来，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使农民能分享到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其扩大再生产能力将十分有效。

第四，产业化经营促进我国农业整体营销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与国际企业的抗衡能力。目前，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已进入标准化、品牌化阶段。而我国农产品总体上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弱，除了品种质量不高、生产成本较高外，加工粗糙、包装简陋、缺少品牌等也是出口受阻的重要原因。因此，为迎接入世挑战，我国农业必须提高整体营销能力，实现生产规范化、产品标准化、服务社会化和管理分级化等多项标准；由龙头企业牵头，将品牌与产品包装、商标、标签，甚至龙头企业的视觉形象有机结合。

第五，产业化经营能够推动科技迅速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当今世界，各种农业发展模式无不将科学技术作为农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我国人多地少，要想提高现有土地上农产品的收益和提高农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只能加大科技投入的推广转化力度，使传统农产品经营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生产―加工―内贸―外贸于一体的集约型组织，改变我国目前存在的科技贡献率低、科技对农民的吸引力小的现状，促进科技农业和创汇农业的发展。

入世对我国农业产业化

经营政策调整的要求

针对入世后我国农业环境的变化，结合我国国情，必须重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引导。

（一）大力培育以一体化经营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大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工厂化生产，并完成了从生产专业化向农业产业化过渡的过程。而我国，建立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农户，资本和土地的占有规模均太小，企业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专业化程度难以提高，而且土地的国家、集体二元所有制结构和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格局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条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发达国家以农场经营为核心的高度机械化、集约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发展道路，而应该选择适宜农户分散经营产业化的方式；不可能以生产专业化为基础发展农业产业化，而应大力培育以一体化经营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我国现有的农业经营一体化组织多数是由中小工商企业从外部向农业投资，与分散经营的农户建立产销联营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其形式主要包括：公司＋农户、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户等。这种起步方式和组织形式适应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但也暴露出农业内部分工、产业延伸、内生性一体化要求等方面的滞后。只有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才能克服以上弱势，使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壮大发展。

（二）促进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的形成

我国农业生产单位力量的弱小，必然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出现相应问题，如一些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只是简单、松散的买卖关系，没有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结果是产品紧俏时农户不愿卖，产品滞销时企业不愿买，农户实际上仍处于分散经营状态。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利益问题，农业产业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各利益主体对更大经济利益的追求，各利益主体的实力对比是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入世压力面前，我们已经无法再按部就班地等待基础条件完备，而应依据现实，通过加大政策引导力度来促使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形成。

（三）营造符合“绿箱”规则的农业保护制度环境

能否通过农业产业化加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能否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其中的核心问题又是能否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为营造符合“绿箱”规则的农业保护制度环境，农业政策调整中应向四个方面倾斜：

第一，尽快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让农户直接面对市场，实现农业市场化。如对现已出现的农民自发围绕某一产品运销、加工、储存、保鲜所产生的专业合作组织给予信贷支持、信息服务支持等，扶助其快速成长；

第二，延伸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链条，实现生产、加工、内贸、外贸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如重点扶持和培育产业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鼓励和吸引各类工商企业从事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逐步形成农产品的农工商一体化管理体系；

第三，确保农户分享农产品在整个农业产业中的平均利润，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如借鉴国际通行的合作制原则，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各类农民合作组织，使其在与供销企业、科技单位、服务部门的合作中，以及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谈判中增强商讨价格的实力；

第四，激活农业生产要素、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如通过优惠的税收和信贷政策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大企业、外资企业投资国内农业，将农户及流通企业纳入产业化链条，形成农业大企业，由其带动区域农业的发展、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