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风暴下的名表产业

“如果某个名表品牌在中国生意兴隆，这一年便如一缕微风飘然而过；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一年便会令人难以忍受。”

2011年，瑞士奢侈品公司历峰集团在回顾本年度财政时，与会的钟表专栏作家Joe Thompson发现了这个饶有趣味的说法。

事实上，中国因素在世界名表产业中到底占据如何的地位一直处于“传言”的状态。平时人们只能从报纸的报道了解到全球著名品牌中心巴黎旗舰店、伦敦店或者日内瓦店所请的贵宾级主顾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众多会说汉语的买家或者某个奢侈品公司总裁偶尔说出的“估计中国人买了我们一半以上的产品”等等来推算中国在名表产业中的重要性。

不过眼下，对手表这个不算大的行业来说，这个传言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数据所证实。

反腐效应

金融危机时，如果哪个名表品牌在中国设立的专卖店达到两位数以上，基本都能呼啸着稳健通过这场金融海啸，比如伯爵、江诗丹顿、卡地亚、万国、万宝龙。在中国开设专卖店在个位数的品牌则彻底失守阵地，比如梵克雅宝、积家、沛纳海、朗格、名士、豪爵。

这是一个奇特的、全新的且不均衡的钟表世界。在这里，品牌的成功直接决定于它在中国拥有专卖店的多少：十家或是更多，那么你的生意肯定不错；九家或者更少，情况便迥然不同。虽然这一生动有趣的说法多少带有论者的主观情绪色彩，但对比瑞士钟表联合会公布的正式官方统计报告，两者基本上一致。

十年来，世界名表在中国经历了飞速的增长。2002年，中国进口瑞士名表额为9420万瑞士法郎，2012年的数字是16.5亿瑞士法郎。中国成为瑞士名表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同一时期，瑞士名表对香港的出口几乎达到原来的三倍，达44亿瑞士法郎，香港成为其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为更优惠的税率，香港销量大部分的贡献来自中国大陆。

但是随着新一届政府的上台，许多钟表企业的商品正面临着商品滞销，并不得不减少零售店面的局面。2013年前三个月，瑞士名表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与去年相比下降了26%，总额3.23亿瑞士法郎，对香港的出口下降了9%，降到9.10亿瑞士法郎。

“这是3年来瑞士名表在中国大陆最差的月销量。”花旗银行分析师托马斯・肖伟表示。

为何名表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突然下滑？《金融时报》报道称，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包括打击赠送贵重礼品。

2012年以来，因为佩戴价格昂贵的名表，许多官员因此落马，这些被戏称为“表哥”的官员们，在随后的调查中大部分被证实存在贪污问题。另外据开普勒资本市场公司估计，中国大陆销售的名表有一半用来送礼。

瑞士名表爱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本纳明说：“我们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会减缓，因此每一步得更加谨慎。”爱彼在中国开了22家店，其中6家关张。

“以前，我们价格在10万法郎以上的名贵品牌要等两年才能交货，客户还争着排队。现在，这种光景已经不复存在了。”名贵表GP芝柏展台展商如此表示。

辗转国外

“在中国新领导人的领导下，昂贵奢侈品总是暗中被人怀疑与腐败有关，于是，大家到处都在追杀女巫似的追杀奢侈品。”极盛总经理杜霍如此评价因为中国政府反腐对奢侈品业绩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觉得在本国受到监视，他们更愿意到国外去买名贵手表。”

根据开普乐顾问公司McKinsey2012年12月公布的研究，中国大约50%的精品支出是在海外。中国店面也许在今后更多地起到展示品牌形象的作用。

“我们在中国开设了很多销售点，可能有点儿太多了，但你必须把门店的存在和它的业绩分开，因为门店是一种沟通工具，是不可取代的。”伯爵行政总裁麦振杰说。

正如限购令阻止不了中国房价上涨一样，中国政府的反腐令并没有真正抑制奢侈品的需求，海外购买奢侈品的人正逐渐增多。

“在中国的业务确实很糟糕，中国的手表行业也确实在萎缩，政府正从道德角度劝说人们，限制开支，限制展示奢侈品。”路威酩轩集团手表和珠宝部门的负责人弗朗切斯科・特拉帕尼说，“同样真实的是，我们在中国境外出售给中国人的产品数量现在有了显著增加。”

爱彼表首席执行官Franois-Henry Bennahmias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今，在巴黎开个50平方米的店比在中国开设一个50平方米的店更有意义。”

手表生产商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反腐令而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担忧。全球第一大手表业者Swatch Group运行长Nick Hayek就认为中国市场出现某种类型的降温难以避免，“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市场年年增长30%”。尽管大多数精品品牌遭遇挑战，“但中低级市场仍存在庞大商机。”

同时也应该看到，送礼文化不会因为政府的一个反腐令就迅速消失，送礼文化还会持续。古时充当权钱交易媒介的往往是古董、字画、珠宝玉石……在名表之后，还会有其他奢侈品可替代。

尽管出现一些波折，世界领先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售仍在增长。在手表和首饰类2013年业绩下滑的境况下，路易・威登在华第一季度销售依旧增长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