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视角诠释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应用

【摘要】笔者认为，公允价值的应用牵涉的不仅仅是会计本身的问题，它还与社会制度、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法律环境等息息相关。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公允价值，本文拟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伴随着我国新会计准则的，使得公允价值的讨论继2001年后再次成为热点。而纵观学者们的讨论，大多是就会计学科本身进行论述。

一、国际间制度趋同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引入公允价值的直接动因

奥尔森认为：国家之间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和技术因素，而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制度和政策性质的差异。诺思也认为：用制度差别以及执行能力的差别解释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更具有说服力。

因此，完善的制度需要在国际间、政府间建立一种均衡，寻求趋同。也只有制度趋同，才能缩短各主体之间的差别。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一种制度的产生、稳定和变迁，取决于成本――收益的对比核算及以此为基础的行为。只要改变现有制度、创建新制度的成本低于收益，制度的产生、变迁就有动力，这说明制度稳定或变迁的力量源泉是功利。诺思认为，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最有效率。制定制度的国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高尚，只不过是“经济人”而已，国家也同样是功利的化身。

世界上许多国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不符。而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的最大差别点就是我国会计准则中未能引入公允价值。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比较可靠的和应用广泛的计量属性。

我国引入公允价值是制度趋同的内在要求。而制度趋同的背后是成本――收益的权衡和制度效率最大化的行为体现。我国必须缩小制度差别，才能拉近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我国目前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看，还不太具备应用公允价值的条件。但是，为了制度趋同，我国必须引入公允价值，这是无奈却又是明智之举。著名会计学家威廉姆R・司可脱在《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会计准则制定从根本上来说不仅是经济决策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决策过程；当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用契约和市场力量所化解时，他们就会求助于政治决策过程；会计准则制定具有政治色彩。

二、公允价值在我国一波三折――各利益主体多次博弈的结果

博弈论进入主流经济学，反映了经济学越来越重视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其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利益冲突与一致以及竞争与合作的研究。

出于向国际惯例靠拢的考虑，我国1998年首次在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由于众多公司利用公允价值大肆操纵利润，甚至达到失控的状态；迫于无奈，财政部在2001年修改会计准则时，取消了大范围的公允价值，只在极少数准则中允许使用公允价值；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的新会计准则又重新启用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在我国的一波三折，是我国与国际惯例之间、我国与经济合作国之间、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最终是要寻找到纳什均衡，即公允价值在我国是否应该使用？在多大范围内使用？如何使用？

通过我国与国际间的博弈，从缩短与国际间差别、顺应国际发展的趋势来看，我国找到了第一个纳什均衡：我国应该或者说必须引入公允价值。至于我国引入公允价值后，在多大范围内使用、如何使用还有待于我国政府与各利益主体之间、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进一步博弈，再次寻找纳什均衡。

三、公允价值在我国不宜大范围地应用――经济学观点

（一）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本身不完善以及法制不健全产生的必然结果

１.没有可能在制度安排不完善的前提下，要求所有的个体都放弃自身利益，全部做“真账”，那样，他们就会成为非理性的经济人。

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人格假设或人类行为假设即“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是把人抽象为利己主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机会主义动机是“经济人”人格中的重要内容，既然人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就一定有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意向。这种意向变成具体的行为，就是机会主义行为。这种行为是理性的选择，是正常的思维方式。当然，有意向是前提，而意向能否付诸行为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制度完善与否、制度约束力强弱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令人质疑。由于公允价值在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模糊性、使用的随机性、约束的无序性，使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制度安排本身存在不完善性；又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各经济主体必然利用其缺陷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使制度完善（当然这种完善也只是相对的），执行者也会不断寻找制度的漏洞和缝隙来谋取自身利益。这是正常“经济人”的行为反映；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是非理性的经济人。

２.如果通过虚假会计信息可以使获益的交易成本非常低，所有个体都会通过它来获利。

会计信息对于引导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会计信息的质量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市场上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分配。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信息使用者所渴望的，因为，这对其利益会产生正影响；反之，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信息提供者即企业管理层来说可能会使其利益受损。因此，利益受损的各团体（企业管理层）不会为追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自愿放弃既得利益，这是理性经济人的必然选择。但是，企业管理层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非无拘无束，而要对通过虚假会计信息获得的收益与交易成本进行权衡比较。如果他们预期其机会主义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低、发现后被惩罚的力度弱（郭志明，2004），即如果交易成本非常低，所有个体都会通过它来获利，谁不这样做，谁就是傻瓜。

自1998年引入公允价值以来，上市公司纷纷利用公允价值疯纵利润，其数额大小不等，多的达到几亿元，而被查处的却屈指可数，并且惩罚力度极低，根本达不到威慑和制止的作用。《会计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编制虚假财务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没有构成犯罪的，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上述几千元、几万元的处罚额度相对于上亿元的伪造金额实在是微不足道。

（二）国外再好的正式制度，若偏离了土生土长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好看不中用”

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规则，它是指政府、国家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规则，它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地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习惯。熊彼特认为，若没有习惯的帮助，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无人能生存，哪怕是一天。纳尔逊和温特认为，一种行为若能成功地应付反复出现的某种环境，就可能被人类理性固定下来，成为习惯。

从变革的速度看，正式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变更或废止；非正式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改变也比正式制度艰难得多。从制度实施机制看，正式制度依据的是政府的强制手段；非正式制度则主要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发遵从。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制度具有较大的可流动性、可移植性；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性，它很难在国家或地区间进行移植。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我国从国外引入的，并且构成正式制度内容。但是，公允价值在应用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公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由于公允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对其确认、计量主要依靠会计人员的主观估计和判断。而对未知事项进行主观估计和判断又是我国会计人员乃至国民所不擅长、不习惯的。我们传统的做事习惯尤其是做会计工作，讲究的是“照单抓药”，习惯于“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证可查”。也正因为如此，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不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倍受欢迎，应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几十年来，我国会计人员已经习惯于这种会计处理方式，而且深有体会地认为这是做好会计工作的根本。而对“虚无缥缈”的会计事项作出职业判断，我国会计人员不仅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习惯，加之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水平所限，因此，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作为历史成本的补充。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1993年，诺思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指出，离开了非正式制度，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因此，国外再好的正式制度，若远远偏离了土生土长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好看不中用”（袁庆明，2005）。

（三）不同类型的产权主体界定了合约关系的不同内涵――信息需求属性差异

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总有其归属的主体。一般可将产权归属主体分为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产权关系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单人业主制、合伙经营制和公司制。除了上述三种类型的企业形式外，还有以下几种企业形式，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比较常见并且是比较重要的，即非营利性企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其财产所有权属于一国或地区全体公民的一种带有公共产权性质的企业形式。对国有产权从理论上讲，每个公民对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资产都享有产权，但同时国有产权又不属于任何公民个人所有，属于全体公民共同体所有；在实际中，由全体公民一起实施产权主体职责又是不可能的，只能由国家（政府）代替公民行使产权主体的职责。遗憾的是，这种产权主体又是“虚位”的。由于国有企业这种产权性质所决定，国有企业资产的增减变化，相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公民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他们缺乏能够保护、监督国有企业资产的激励。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由于委托关系的高成本和政府所担负的社会功能，决定了政府也很难保护好、监督好每一个国有企业的资产。因此，保护好、监督好国有企业资产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国有企业各项制度合约的肩上。

从产权经济学出发，会计准则本身是产权制度的一种或者说是产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种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对某些特定主体产权的保护。会计准则的基本结构是产权经济模式的自然反映。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任何会计准则又都反映为一种合约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是自愿履行的还是强制履行的。会计准则的合约关系规定每个企业在会计交易管制中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了人们在会计交易的关系中可以做什么与不可以做什么，谁违反了这些规则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以及衡量人们是否违反这些规则的标准。

但是，不同产权主体的会计准则合约关系的内涵是不同的，因为不同产权主体的企业目标不同，进而对会计目标的定位也是不同的。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上市公司是企业组织形式的一种，我国只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则是数量庞大的企业群体；另外，还有合伙制以及私人制等。这些产权主体的企业目标不尽相同，当然，对会计职责的要求也不会一致。

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引入会计准则的主要动因在于其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决策相关性，可为现有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服务。因此，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一般最适合于上市公司企业组织形式，尽管其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可能是致命的；而我国庞大的国有企业群体，其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使用者主要是国家（各级政府），又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性质所决定，国有企业会计职责的第一要务是保护、监督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会计信息的最高质量是真实、可靠，只有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才能承担此任。

从上面论述可以得出结论：不同产权主体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属性不同；公允价值一般只适合于上市公司，不适合于庞大的国有企业；公允价值不宜大范围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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