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与中国的理性选择

摘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汇率协调的重要性已在东亚各国政府及经济学界形成共识｡对于如何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许多国家政府和经济学家都提出了解决方案,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东亚日元区方案､东亚美元本位方案､一篮子目标区爬升钉住方案､亚洲汇率机制方案以及编制亚洲货币单位方案等｡但是,通过对比分析各种协调方案认为,目前在亚洲还不存在一种可行的稳定的汇率协调机制,因此,谋求人民币在亚洲地区作为关键货币的地位才是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最大利益所在｡

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汇率协调;货币篮子;亚洲货币单位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040-05

一、东亚汇率合作的背景及现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东南亚国家(除日本之外)主要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结果由于日元相对美元贬值,东南亚国家贸易差额逐渐变为逆差,国际收支出现危机,引起投机资本冲击,汇率大幅度贬值,最终放弃钉住汇率制度,放任汇率自由浮动｡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清楚地认识到了区域内汇率合作的重要性｡但由于所谓的“协调失败(coordination failure)” ,目前东亚各国在汇率制度领域仍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见表1)｡

这种分散的汇率制度只能导致各国过分依赖美元｡事实上,东亚国家货币的运动规律的确在危机后呈现出了回归钉住美元制的态势,形成了所谓“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 的现象｡这种隐蔽的“实际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de facto dollar peg system)”使东亚面临许多潜在和现实的问题｡首先,这种汇率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从而使东亚仍然面临外部冲击的隐患｡其次,在目前全球国际收支因美国的逆差和东亚的顺差变得越来越失衡的背景下,钉住美元意味着东亚国家要不断牺牲国内储蓄为美国赤字融资,同时,还要忍受美国日益加剧的贸易制裁压力｡这种格局对于太平洋两岸都意味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和效率损失｡

二、东亚汇率协调方案

从理论上讲,要实现汇率稳定目标,有五种可供选择的汇率协调机制:(1)各国同时钉住区内单一货币(包含汇率区间);(2)各国同时钉住区外单一货币;(3)各国根据自己的目标钉住不同的货币篮子;(4)各国钉住同一货币篮子;(5)使用同一货币｡目前,关于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方案也不外乎这五种类型,本文将选取各类中代表性方案作以简要介绍｡

1.Ohno和Shriono(1997)的东亚日元区(Yen Bloc)方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Jeffrey Frankel和Shang-Jin Wei就提出建立日元货币区的问题｡危机爆发后,“日元区”方案再次被提起｡Ohno和Shriono(1997),Dombusch和Park(1999),Kwan(1998)提出了构建东亚“日元区”的方案｡“日元区”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将日元作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锚,各个成员钉住日元或者是建立目标区｡“日元区”方案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实际货币锚｡同时,在东亚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机构(ERM)的合作和监管主体,成立通过合作协商的最初的汇率中心平价｡

2.McKinnon(2000)的东亚美元本位(EADS)方案｡McKinnon针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东亚美元本位”(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的构想,即以美元作为“外部锚”(External Anchor Currency),建立“外部驻锚型”东亚汇率稳定机制｡在“东亚美元本位”下,东亚区域内各国(地区)将本币与美元建立一个长期固定的比价关系,通过这种汇价的固定联系给国内价格水平提供一个整体的外部名义锚,达到稳定国内物价和吸引外部资金的目标｡由于区域内的货币都同美元建立固定的比价关系,彼此之间的汇价也相对稳定,从而形成统一的汇率合作区｡当外汇市场的压力较大时,可以允许终止平价,但政府承诺在危机过后再回到原来的平价｡这一方案的关键是要求东亚各国(地区)钉住美元的同时,日本也要将日元钉住美元,从而化解目前的东亚汇率困境｡

3.Williamson(1996,1999,2001)的一篮子目标区爬升钉住(BBC)方案｡Williamson(1996,1999,2001)提出了一篮子目标区爬升钉住方案,将其称作BBC规则(Basket, Band,Crawl)｡其主要内容包括:(1)东亚经济体实行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一篮子货币的货币制度;(2)各个国家根据整个区域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区域内各个国家钉住主要货币的权重,而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对外贸易比重来选择钉住的权重;(3)区域内每个国家宣布一个钉住一篮子货币的中心平价(Central Parity),并单边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4)合作阶段每个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汇率制度;(5)采用了McKinnon的“复位法则”,当受到大规模货币投机性冲击时,各个国家可以暂时中断钉住汇率,但此后必须令人信服地把汇率重新调整到原来的或是新的水平;(6)鉴于各个经济体的基本面变化和相应的汇率失调(Exchange Rate Mis alignment)是难以避免的,可以允许区域内成员根据基本面变动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是平价波动范围;(7)建立类似于欧洲短期金融便利(Very Short Term Financing Facility, VSTFF),当成员国的货币遭到投机性攻击时,对其予以融资帮助｡

4.Oh和Harvie(2001)的亚洲汇率机制(AERM)方案｡Oh和Harvie(2001)提出建立亚洲汇率机制(AERM)的方案,即钉住东亚货币篮子方案｡其主要内容有:(1)由本地区所有国家的货币经过加权组成货币篮子,但不包括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在内,然后在这个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创立一种类似于EMS中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 ACU),它包括了成员国一篮子货币,作为各个成员单一的货币篮子目标;(2)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权重不同,亚洲货币汇率机制给每个国家分配的权重是该国在整个地区贸易中的份额;(3)同1993年之后的欧洲货币体系中规定的一样,成员国汇率在中心平价15%的波动范围中上下浮动,一篮子货币中心平价不能够单边决定;(4)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短期融资安排(VSTFF)的最后贷款人机制,帮助成员国家抵御货币投机;(5)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机构(EMI)的亚洲货币机构(Asian Monetary Institute),以确认各个成员的中心平价和管理亚洲汇率机制,并实施成员国家或地区之间共同达成的协议和监管政策;(6)各个国家有义务将各自的汇率水平保持在汇率目标区内｡

5.编制亚洲货币单位(Asia Monetary Unit)的方案｡编制亚洲货币单位的方案是由日方学者（核心成员包括前日本财政部国际事务副主管,现日本产业经济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龙敏;现亚洲开发银行特别顾问兼区域合作部主任河合正弘;日本产业经济所研究员,一桥大学教授小川英治等）提出的｡按照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的解释,编制亚洲货币单位,并不必然地涉及到区域内的汇率合作｡但是,编制亚洲货币单位将直接有助于区域内各个经济体明确区域内货币相对价值的变化和亚洲货币整体价值的变化,另外,还将为区域内汇率合作的政策对话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

亚洲货币单位参照了欧洲货币单位的计算方法,即通过区域内各个国家汇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出｡亚洲货币单位包括了东盟10+3(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的13种货币｡计算亚洲货币单位涉及到两个加权过程,其一是区域外货币的加权;其二是区域内货币加权｡在区域外货币的加权上,Ogawa等在计算中根据东盟10+3经济体对区域外贸易的比重,分别赋予美元65%和欧元35%的权重｡选定了这个权重以后,就可以计算区域内每个经济体货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加权货币的相对价值｡比如,如果单位美元/人民币=0.123;单位欧元/人民币=0.1;美元､欧元加权/人民币=0.65*0.123+0.35*0.1=0.11495｡区域内货币加权是将区域内货币相对区域外货币(0.65美元+0.35欧元)汇率加权｡每种区域内货币所赋予的权重可以是该经济体在区域内贸易的权重3,或者是购买力平价下的GDP权重,或者是名义价格下的GDP权重,或者是外汇储备权重｡权重的选取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调整｡Ogawa同时考虑了贸易额和购买力平价下的GDP两个因素(各赋权重50%),以确定每种区域内货币的权重｡比如,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区域内的比重是21.65%,中国的购买力平价下的GDP在区域内比重为47.93%,二者加权得到人民币在亚洲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是34.79%｡

三、东亚汇率协调方案简要评述

1.钉住区内单一货币方案｡各国同时钉住区内单一货币能实现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但各成员国货币的总体汇率稳定性取决于各成员国与被钉住的区域内货币国之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以及被钉住的区域内货币相对于区域外货币的汇率稳定性｡从经济关联程度上来看,日元和人民币是最适合被钉住的区域内货币｡但是,日元相对于美元和欧元的波动太大,且美元是主要国际结算货币,美国又是亚洲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钉住日元对亚洲各国货币的总体汇率稳定性十分不利,日元不宜作为亚洲的货币锚｡人民币汇率虽然比较稳定,但人民币汇率本身是钉住美元的,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不够成熟｡因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钉住人民币还不如钉住美元｡当然,人民币存在作为亚洲国家货币锚的潜力｡

2.钉住区外单一货币方案｡各国同时钉住区外单一货币则不仅能实现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也有助于增强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的总体汇率稳定性｡因为这种机制能减少区域外汇率浮动的货币种类｡对于亚洲而言,最适宜被钉住的区外货币是美元｡各国同时钉住美元是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各国自发形成的汇率协调机制｡但是,金融危机已经显示了日元的重要性,日元又不可能回到重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亚洲国家即使又回到钉住美元也仅仅是权宜之计｡同时,钉住区域外货币的做法还将降低本区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故各国同时钉住区外单一货币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亚洲也很难长期成立｡

3.钉住各自货币篮子方案｡各国根据自己的目标钉住不同的货币篮子往往不是以成员之间的汇率稳定为目标,而是追求各成员货币自身的总体汇率稳定｡根据小川英治(Ogawa)和伊藤(Ito)的研究,为了协调成员之间的汇率,各成员在选择篮子中货币权重的时候,需要考虑其他成员的权重｡因此,各成员选择权重的目标不同,不仅会影响自身对货币权重的选择,而且影响其他成员对最优货币权重的选择｡这种汇率协调机制虽然给予各成员国独立决定汇率政策的方便,但需要各国公开其货币篮子的组成,将汇率政策透明化,并且实际上使各国汇率政策受制于其他成员的汇率政策｡因此,这种汇率协调机制的稳定性很难得到保障｡小川英治和伊藤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没有哪个成员会率先采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4.钉住同一货币篮子方案｡各国钉住同一货币篮子实际上是各成员国货币之间互相钉住,同时根据一个虚拟的货币锚(即货币篮子)对外联合波动的汇率协调机制｡被钉住的货币篮子可以仅由区域内货币组成,如欧洲货币机制采用的方法;货币篮子也可以包括区域外的货币,这种货币篮子体现了在维持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之间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寻求各成员国货币最大限度的总体汇率稳定性的思想｡小川英治等人通过一个大规模的计量经济分析,发现在东亚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钉住同一货币篮子的可行区域｡这一研究成果和欧洲货币合作的成功经验,使得各国钉住同一货币篮子的汇率协调机制被认为是亚洲汇率协调和货币合作的发展方向｡但是,要实行各国钉住同一货币篮子的机制需要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即各国的最优货币篮子必须大体一致｡这就要求各成员国之间具有大致相当的经济结构,汇率冲击对各成员国具有基本对称的影响｡欧元区各国就基本符合这一条件,这是它们能够成功实现货币合作的重要前提｡但在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经济结构也各不相同,汇率冲击的影响也不尽一致,因此,在亚洲不具备实行共同货币篮子的基础条件｡

5.共同货币｡使用同一货币是区域货币合作和汇率协调的最高形式｡在同一货币区内,已经不存在区内成员之间的汇率问题｡同一货币可以是区域内某个成员的货币(如拉美国家的美元化),也可以是一种新货币(如欧元)｡形成货币区并使用同一货币是亚洲汇率协调与货币合作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但是目前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可见,目前在亚洲还不存在一种可行的稳定的汇率协调机制,亚洲货币合作也不太可能在汇率协调问题上立即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谋求在未来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亚洲货币合作方案｡

四、中国的理性选择

在东亚汇率协调问题上,中国的理性选择应该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1)选择某种方案对本国汇率稳定的效果;(2)本国对区域内其他国家汇率稳定的依赖程度,以及其他国家对本国汇率的依赖程度｡

关于第一方面考虑,Ogawa和Shimizu(2006) 及Williamson(2005)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结论(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选择共同货币篮子对汇率的稳定效果都要优于各自选择不同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来说共同钉住由美元､欧元和日元所组成的货币篮子是最优选择,而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来说,共同钉住亚洲货币单位是最佳选择｡但在无法就共同货币篮子(及权重)达成一致的约束下,选择钉住自己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来说是次优选择｡

关于第二方面考虑,姚枝仲(2004)从不对称竞争压力的角度所做的定量分析也提供了宝贵的结论｡他在文章中指出,一国的最优货币权重不仅取决于该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分布,而且取决于该国贸易对该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汇率弹性｡汇率弹性表示汇率变动对贸易变动的影响程度｡从需求方来说,汇率变动对贸易存在至少有两种影响:一种是收入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替代品的存在是影响替代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两国贸易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将显著影响贸易对两国货币的汇率弹性｡贸易品之间的竞争互补关系可以反映两国贸易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因此,竞争关系越强的两个国家,贸易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就越高,双边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就越大,对双边汇率稳定的要求也会越高｡

从表3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与日本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新加坡则与中国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与日本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性｡韩国则与其他国家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其中与日本的竞争性最强｡

此外,他还计算了各国的竞争压力指数(CSI) (见表4)｡表4的竞争压力指数表明中国､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竞争压力｡中国对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所构成的竞争力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对中国所构成的竞争压力｡日本则对表4中所有亚洲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他国对日本的竞争压力｡另外,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竞争压力要大于日本对这三个国家的竞争压力｡而日本对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竞争压力要大于中国对这三个国家的竞争压力｡

表5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对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都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中国对这12个国家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竞争压力｡而且除印尼和新加坡外,中国对其他8个东盟国家的竞争压力都要大于日本对这8个东盟国家的竞争压力｡

竞争压力的不对称带来了对双边汇率稳定性要求的不对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表明,亚洲其他国家对其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有很强的稳定性要求,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于维持亚洲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稳定并不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主要因素｡

基于以上考虑和实证研究结论,中国即使不参与亚洲汇率协调机制,不参与共同货币篮子,亚洲其他国家也必然要谋求对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必然要谋求与人民币的汇率协调｡中国既没有参与亚洲汇率协调机制的压力,也没有放弃人民币的独立地位来加入共同货币篮子的必要｡谋求人民币在亚洲地区作为关键货币的地位才是中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中的最大利益所在｡

参考文献:

[1] 何慧刚.论东亚固定汇率区的构建:方案及其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5,(5):20-28.

[2] 姚枝仲.不对称竞争压力与人民币的亚洲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63-67.

[3] 张斌,何帆.亚洲货币单位对东亚货币合作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4).

[4] Kawai, Masahiro and Shigeru Akiyama.“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cy Crisis for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in Emerging

East As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0.

[5] John Williamson.“A currency Basket for East Asia, Not Just China,”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UGUST

2005, No. PB05-1,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