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撤并问题重重

问题之一：对新形势下乡镇机构改革认识不足、定位不准。

少数地方领导认为乡镇撤并就是简单地搞机构的撤撤并并、编制的增增减减和人员的进进出出，没有在转变政府职能、转换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式上下真工夫。一些地方未经批准，自行将上级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的领导职数作了调整。有的擅自调剂乡镇行政编制到县级以上机关使用。有的在安置分流人员时纸上谈“兵”，做文字游戏。

问题之二：乡镇设置规模难以把握。

乡镇撤并要求“适度”，但如何才是“适度”?以人口为标准，以面积为标准，还是以经济总量为标准?人口过少的乡该不该撤?面积过大的乡该不该划小?尽管鉴于地区间差异太大，只提一个指导性意见是比较稳妥的做法，但是，“标准”的模糊导致乡镇设置规模很难把握，随意性大。

问题之三：乡镇内部机构编制设置和职能转变有待加强。

撤并乡镇虽然壮大了乡镇规模，优化了乡镇布局，减少了乡镇数量，但乡镇内部机构和职能的调整亟待加强。特别是如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搞好机构改革，合理设置内部机构，精简分流富余人员，科学划定县、乡、村的职权关系，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乡镇工作人员的工作思维转变不大，仍然是消极被动地应付上级的工作任务和群众的生产生活要求、上门为群众提供服务，很少积极主动地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等公共管理工作。

问题之四：乡镇政府驻地的选定引发矛盾。

在乡镇撤并中，群众对撤并乡镇没有意见，对撤并多少也不很关心，群众注重的是政府驻地设在哪儿。绝大多数区县在实施乡镇撤并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群众因办事难或因孩子上学问题而上访的情况。但少数被撤乡镇上的一些个体工商户却因经济利益受损，在乡镇政府驻地的选择上，出现过群众集访。尽管只涉及到个别乡镇，但是在化解矛盾中确实费了不少力。

问题之五：个别地方出现管理服务弱化、群众生产生活不方便的情况。

乡镇撤并后，由于撤并前工作做得不细、不深，或是撤并后对干部安置不到位和便民利民服务不周全，个别县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忽略了对被撤乡镇、特别是对边远乡镇的有效管理，淡化了切实为农服务的意识，配套服务措施未跟上，群众反映政府公共服务不健全，办事不方便，出现群众行路难、就医难、入学难等问题，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众集访。

问题之六：财政体制不利于被撤并乡镇。

现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少国家、省、市实施的财政扶持项目，如通乡公路、乡镇卫生院、乡镇文化站、基层畜牧防疫站所、乡镇派出所、司法所等建设项目，精简乡镇富余人员补助标准差额，转移支付资金，上级政策的支持等，都是按乡镇撤并后的乡村布局拨款，从而导致谁撤并乡村越多，谁在分配资金上就越吃亏，挫伤了各地开展撤并工作的积极性。

问题之七：人员难分流。

许多乡镇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个私经济不发达，农村中介组织数量少，经济实力不强，因而人员分流渠道少、难度大，特别是站所等事业编制人员分流难度大。一些地方虽然按照核定的编制进行了竞争上岗，但富余人员得不到有效的分流安置；有的地方虽然千方百计地进行转岗分流，但还是财政供养，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还要增加财政支出。

问题之八：债务压力大。

乡镇撤并后，原来分散在两个或多个乡镇的债务实行统一划转，集中起来后，新设立乡镇的负债规模明显增大，给乡镇政府带来很大压力。财税体制改革、农税取消后，乡村收入来源更为单一，除保证基本支出需要外，可用于化解政府性债务的财力非常有限，化债任务仍然艰巨。

问题之九：乡镇撤并后，新确定政府驻地的基础设施难以满足需要。

两个或多个乡镇撤并为一个乡镇后，乡镇规模扩大、人员增加，新设乡镇政府驻地的学校和医院等设施，特别是学校的容量满足不了师生、医护人员大幅度增加的需要。也有地方反映，乡镇政府的办公用房、会议室、食堂也无法满足人员归并后的需要，由此导致一些地方乡镇撤并后长期分片办公、分片管理，不仅增加了管理难度，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干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了乡镇撤并的预期效果。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