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化屋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舅权”的历史遗留与变迁

“谈姑妈话”是贵州化屋歪梳苗的一种特有习俗，是已婚女性去世后娘舅家在丧葬活动中专门为其举行的系列仪式的总和。该习俗是苗族传统“舅权”的某种历史遗留，主要体现为“舅权”关系中娘舅对其姐妹的义务。通过承担对外嫁姐妹维权的义务，娘舅得到娶回姐妹之女或收取“外甥钱”的权利，由此“舅权”逐渐发展为娘舅对外甥的权威。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传承到今天，无论是其本质还是具体的仪式过程，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关键词：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舅权”

作者黄秀蓉，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副教授。地址：重庆市，邮编40071 5。

一、问题的提出

“舅权”广泛存在于苗族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苗族神话传说《开亲歌》之“开天辟地”中，有对娘舅的描述：“很古的从前，那舅舅‘爸样有’……。”彭兆荣认为：“‘爸样有’既是创世开亲的‘第一个’男人名字，男性标记，与‘舅’（旧，久，久老）相吻合；它同时又是亲属关系间称谓的聚合。‘爸样有’可以是‘有爸样’的方言表述，于是‘舅’戴起了‘爸’的面具。”可以说，舅舅“爸样有”这一表述，标志着“舅权”在古代苗族社会的萌芽。另外，“舅权”在苗族语言中也有一定的反映。例如，歪梳苗语言（属于苗语西部方言下的一种次方言）中有关“舅舅”的称谓具有多样性，有“yeuf dlangb”、“nol dlangb”、“zid dlangb”、“youxdlangb”、“mit nol dlangb”、“naf nol dlangb”等六个，相比歪梳苗的其他亲属称谓要多得多。在这些称呼中，有专称，也有共称，而共称又是苗族社会姑舅表婚现象在语言上的遗存。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婚姻习俗方面，苗族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姑舅表婚，尤其是单向姑表婚将“舅权”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他们的观念中，姑妈家女儿婚嫁的首要对象应是娘舅家的儿子，即“扛妈妈的伞，回妈妈的家，这是老规矩”。娘舅对姑妈家女儿的婚事拥有决定权。“舅家来说亲了：‘有山才有水，有藤才有瓜，姑妈是我姑妈，娥姣应该归我家’。娥姣的妈妈，娥姣的爸爸，两人无话讲，古理是这样，谁也不敢违。”

“舅权”的英文单词为"avunculate～’，源自拉丁文“avunculus”，本意为“母亲的兄弟”。《不列颠百科全书》释“舅权”为“男子与其姐妹的孩子特别是她的儿子的特殊关系”，即指舅舅对外甥的权威关系。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舅权”拥有四个词项，即兄弟、姐妹、姻兄弟、甥侄。这几个词项之间组成了以下几组关系：舅舅与其姐妹的关系，舅舅与姐妹丈夫的关系，以及舅舅与外甥的关系等。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舅权论”，彭兆荣认为，“不是任意一组关系都可以表现出舅权的意义。舅舅只有在特定民族规定的相应关系中才能上升为舅权，也就是说，舅权制是相应关系的组合模式。不言而喻，舅权制主要体现在舅甥的对应关系”。

就学术界对苗族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存在的“舅权”现象的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舅权制度研究，“舅权”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婚姻嫁娶中的表现等方面。彭兆荣《西南舅权论》一书全面研究了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舅权”现象，对“舅权”的语义、历史、功能、结构、转换原则、符号解析及“舅权”的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上这些研究，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基本集中在娘舅对外甥的权利方面，对于“舅权”中还应该体现出的其他关系，诸如娘舅对其姐妹的义务等问题，则几乎无人问津。

根据笔者对贵州化屋歪梳苗“谈姑妈话”（Haik baox mar lol，即指已婚女性去世后娘舅家在丧葬活动中专门为其举行的系列仪式的总和）习俗仪式过程的考察，发现仪式中所体现出的“舅权”关系较为复杂，对列维-斯特劳斯“舅权论”包含的几组关系都有所反映，比如舅舅与其姐妹、与姐妹的丈夫、与外甥等的关系。而如果仅仅只用舅甥关系来解释，则可能会有所偏颇。在贵州化屋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的仪式过程中，娘舅与姑妈之间的关系是仪式的巾心内容，娘舅对其姐妹应承担的义务成为彼此关系的核心，娘舅以维护姑妈在夫家的应有权利为己任，承担着姑妈娘家代言人的义务。贵州化屋苗寨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突出展示出“舅权”关系中娘舅对其姐妹应承担的义务，可视为对传统“舅权”研究的一种重要补充。

化屋苗寨（当地人称化屋基），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新仁乡化屋村，属二水（鸭甸河、六冲河）交汇、三县（黔西县、织金县与清镇县）连界的河谷地带，海拔870米至1360米之间。化屋苗寨所在的化屋村总面积有8.2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417亩，共三个村民小组，计186户，773人，居住着苗、彝、汉三个民族，其中苗族人口占98%，是黔西县最具代表性的苗族聚居村落。居住于此的苗族，主要是西部方言苗族的一个支系——歪梳苗，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其固有的传统文化。“娘亲舅大”所反映出的“舅权”观念，便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0年至今，笔者多次（2010年7—8月、2011年2月、2012年9月）到化屋苗寨及相邻的歪梳苗村庄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的第一手资料。在此期间，笔者还与化屋苗寨的一位“谈姑妈话”传承人及两位化屋小学的教师进行频繁的电话及网络联系，对一些仪式细节及语言问题进行讨论。在整理田野资料的同时，笔者也大量查阅与歪梳苗相关的文献资料，力图弄清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的历史传承与变迁。

二、“谈姑妈话’’习俗的仪式过程

化屋苗寨歪梳苗“谈姑妈话”这一习俗，发端于何时已难以考证。最早记录“谈姑妈话”内容的文献，出现在清末时期。光绪十九年（1893），化屋苗族人士杨维舟为了缩小汉苗语音之间的差距，用汉字偏旁部首创造了一种书写体苗文，并用此种苗文把当时化屋歪梳苗“谈姑妈话”的内容加以记载，成为当今化屋苗寨歪梳苗“谈姑妈话”内容的蓝本。对于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的由来，根据笔者的调查，苗寨社会大抵有如下两种解释：第一种也是较为普遍的说法，主要是娘舅家为了让姑妈的灵魂在死后回归其娘家所在地。由此，在姑妈逝世后，娘家的亲兄弟要去丧家祭奠姑妈，并在丧葬活动中举行“谈姑妈话”的系列仪式，以便引领姑妈的灵魂回家。第二种说法在苗寨普通群众中并不多见，主要由几位“谈姑妈话”仪式的传承人所提供。这种说法认为，“谈姑妈话”仪式源于苗族祖先（伏羲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传说。传说认为，伏羲兄妹历经艰辛才结为夫妇，兄妹之间的情谊应该被后人所铭记。在那之后，苗族便一直有着“谈姑妈话”的传统。

如前所述，“谈姑妈话”习俗是歪梳苗已婚女性逝世后娘舅家在丧葬活动中专门为其举行的系列仪式的总和；同时，它也是整个丧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屋苗寨，当已婚女性病危时，必须要告知其娘家兄弟前去探望。如果丧家没有事先告知，娘舅家人会在姑妈死后找丧家的麻烦。到丧葬日期，死者兄弟以猪、羊、牛等牲畜为祭品到丧家祭奠亡人并举行“谈姑妈话”仪式。虽然“谈姑妈话”习俗在化屋苗寨社会中由来已久并普遍流行，但仪式的举行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一是死者的娘家一定要有直系血亲的兄弟或兄弟的男性后代存在，这样才能为逝世的姑妈举行“谈姑妈话”仪式；二是死者的娘家要具有必要的经济能力，能够准备“谈姑妈话”仪式所需要的猪、羊、牛等祭祀用品，否则也不能举行仪式。化屋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的仪式内容丰富，具体执行过程较为复杂，包括从丧家报丧到娘舅送姑妈下葬等一系列环节，每一环节都有其特定内容。

1.丧家报丧。在化屋苗寨，如果已婚女性逝世，其家人请风水先生看好下葬日期后，便由死者的儿子（一般是长子）带上一壶酒，与请来的一位管事一同到娘舅家报信。到达娘舅家时，死者儿子跪在舅家院坝中，由管事进屋通知舅家，外甥前来报丧。随后，舅舅来到院坝，外甥把母亲逝世的消息告知娘舅。娘舅得知消息后扶起外甥，让其先行返家打理一应事务。娘舅家的女性会立即前往丧家哭丧，其他人等则开始准备到丧家举行“谈姑妈话”仪式所需的物品。

2.娘舅家女性哭丧与娘舅家的物品准备。娘舅家知道姑妈的死讯后，娘舅家的女性，主要是舅妈、姨妈、表姊妹、表嫂等，立即一同前往姑妈家哭丧，其主要内容是表达对姑妈的怀念与不舍之情。这个时候，姑妈家会有人（一般是姑妈的姑子）陪同哭诉，另有人进行劝慰，但到后来一般分不清楚谁是娘舅家来哭丧的，谁是陪哭的，谁又是劝哭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三者的动作随时在发生转换。哭丧完成之后，娘舅家这部分哭丧的女性既可以留在姑妈家，等待自家即将到来举行“谈姑妈话”仪式的其他人，也可以回家后与其他人一同再来。

在女性去姑妈家哭丧期间，娘舅家里其他人等则在做着去姑妈家“谈姑妈话”仪式的准备。在人员上，特别要请一个管事和一个专门代表娘舅家的“谈姑妈话”的人（如果娘舅自己会“谈姑妈话”，则不用另请），以及一个唢呐班子。人员总数从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主要视娘舅家的家族大小而定。在物品方面，一般要求牵上一头猪或一只羊或一头牛，作为祭奠姑妈的祭品。另外，一把纸伞及给姑妈穿戴的寿衣、裹脚之类的物品也是必须的，以作仪式物品之用。

3.丧家迎接娘舅的仪式。娘舅家到丧家举行“谈姑妈话”仪式的时间，一般是姑妈下葬日期的头天下午。当娘舅家“谈姑妈话”的队伍到达丧家村寨后，会在村寨口鸣炮三响，告知舅家的人已到。丧家亦会在家门口附近的路口鸣炮三响，并摆放一张上面有着一系列物品的竹席来迎接娘舅家的人。席上物品包括背包（一般是死者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背包，如果时间太久找不到，也要找一个相似的背包来代替）、一把伞、两只鸡（一公一母）、两只鸡蛋、梳子、衣服、头发等。在路口迎接娘舅家里人的仪式上，丧家请的管事和娘舅家“谈姑妈话”的人有一系列对话。从形式上看，娘舅家占主动，用质询的口气盘问丧家管事，如姑妈如何逝世、准备办丧事的东西是否齐全等。丧家管事则代表丧家一味解释谦让，并对所提问题完全答复后，对话才结束。之后，娘舅家请的唢呐师傅也会做一些仪式性的动作，献出鸡蛋（把壳剥掉献祭后带走）与酒（洒一点在地上后，剩下的既可自己喝，也可由别人代喝）。完成这些仪式后，孝子会在堂屋前跪接娘舅家的人进入灵堂哭丧。娘舅家牵来给姑妈献祭的猪或羊或牛等牲畜交由丧家，有专人负责看管。迎接礼后，娘舅家的人被安排到离姑妈家最近的人家住下休息，意为近距离地陪伴姑妈。因为在这一天，娘舅家是最为尊贵的客人。

4.娘舅家献祭与验尸。舅家的人稍事休息后，丧家摆宴席厚待舅家。饭后，娘舅家的人在灵堂举行给姑妈的献祭仪式。娘舅家牵来给姑妈献祭用的猪或羊，在晚饭前已被宰杀，肉主要用以招待客人，但其中的某一部分成为娘舅家献给姑妈的祭品，祭品还包括一只鸡（半熟）、米饭等。如果牵的是牛，则要在第二天早上专门举行的“打牛”祭丧仪式中宰杀。在这种情况下，献祭环节的祭品就只有一只鸡（半熟）及米饭等。在献祭的过程中，丧家的祭司有一些祝福性的语言。献祭完成后，娘舅家的人回到住处休息，等待晚上为姑妈验尸。

到了晚上，丧家会请娘舅家的人为姑妈开棺验尸。这一部分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看姑妈的形体是否完好、神态是否正常，意为看姑妈是否属于正常的生病死亡，如果姑妈是非正常死亡，则会引起娘舅家与姑妈家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二是看姑妈遗体的穿戴是否合适而体面，如果娘舅家觉得给姑妈的穿戴不体面，会把带来的寿衣等一应物件当场给姑妈穿上；如果觉得合适，则把此类物品在此时交给丧家，验尸仪式也到此结束。

5.丧场“谈姑妈话”。第二天早上，“打牛”祭丧仪式①完成约两个小时之后，娘舅家丧场“谈姑妈话”仪式拉开了帷幕。丧场“谈姑妈话”所需要的物品，比前几次更为丰富。一张桌子，一张竹席是必需品。桌子上面摆放煮熟的牛肝、牛肚、牛心肺以及牛肉各一碗，供娘舅家唢呐班子人员食用。竹席上的物品包括煮熟的牛肝、牛肚、牛心肺及牛肉各两碗，分放于席子的两侧；中央有三个大碗，各装一只半熟的鸡，另有一个盛饭的小簸箕；前面摆放五个小草墩与四个小石头，这两样物品是相互间插摆放，另还有七个小碗，里面各有一小团牛肉；在这些物品的，还有几只盛满酒的酒碗。这些物品准备好后，丧家的管事带着孝子跪拜于娘舅前，并斟双杯酒请娘舅入席。娘舅扶起孝子，双手接双杯酒一饮而尽，之后入席祭奠。此时，娘舅与请来“谈姑妈话”的人及丧家的管事分坐于竹席两侧，娘舅一侧身后另有一名站立的撑着青布伞、肩挎包袱的年轻人。

入席坐定后，娘舅家“谈姑妈话”的人先审视席上物品，当发现象征姑妈灵魂的竹卦未出现时，便开始“问竹卦”，丧场“谈姑妈话”仪式由此正式开始。娘舅问竹卦，丧家管事绘声绘色地进行反问，娘舅便知竹卦一定藏在竹席下或饭簸箕中，于是离席从竹席下或饭簸中取出竹卦，并用桌上酒碗中的酒进行冲洗，意为“给姑妈洗尘”。接下来，娘舅再一次给姑妈奠酒、献饭。奠酒、献饭期间“谈姑妈话”的内容，多是叙述兄妹间的骨肉亲情，谈到动容之处，全场观众都会为之落泪。奠酒献饭之后，娘舅家“谈姑妈话”的人以席上物品为对象，开始与丧家管事进行问答。内容涉及姑妈的日常生活情况、姑妈的病情、姑妈就医的过程，以及苗族的有关神话、传说等。两边一问一答，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在整个问答的过程中，丧家管事的答词都必须要使娘舅满意。最后，娘舅家“谈姑妈话”的人以要带姑妈的灵魂回到娘舅家作为丧场“谈姑妈话”问答的结束。这一过程大致要进行一个半小时左右。

丧场“谈姑妈话”仪式结束后，娘舅分别叫来丧家的管事与甥男、甥女，把席上早已准备好的牛肉送给他们，以感谢管事的操劳，祝福外甥们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田多地广，六畜兴旺，财运亨通。祝福完成后，娘舅接过撑开的青布伞进入姑妈棺材存放的灵堂，在棺材前收拢雨伞，意为姑妈的灵魂已进入伞中，将会随着娘舅回到娘家。至此，“谈姑妈话”仪式基本结束。

6.娘舅送姑妈下葬。在姑妈出殡时，外甥为娘舅敬双杯酒，跪求娘舅为母亲送行。娘舅会为姑妈背衣服包并为姑妈的棺材打伞直到墓地。姑妈下葬后，娘舅家的人即返回自己家。返回时，丧家会让娘舅家带走头天晚上献祭时使用过的一只鸡的一半、丧场“谈姑妈话”仪式中使用过的三只鸡中的两只。另外，丧家还要送给娘舅家一只带尾巴的牛腿，但娘舅家只能带走牛腿的肉，骨头和牛尾要留给丧家。

三、“谈姑妈话”习俗与传统“舅权”产生之关系

（一）“谈姑妈话”习俗与娘舅义务的凸显

首先，为姑妈举行“谈姑妈话”仪式是娘舅应尽的义务。化屋苗寨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的缘起，根据当地人的两种主位解释，无论是引导姑妈的灵魂回归娘家，还是为了纪念伏羲兄妹结婚再造人类，都可以说明娘舅有义务为死去的姑妈举行“谈姑妈话”这一仪式。事实上，娘舅为姑妈举行“谈姑妈话”仪式的义务源于娘舅与姑妈的直系血缘关系。比如，在第一种的主位解释中，如果娘舅不能为逝世的姑妈举行该仪式，则姑妈的灵魂就不能够顺利回到她的出生地，有成为孤魂野鬼的潜在危险，这在苗族传统社会中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此，只要有条件的家庭，都会为死去的姑妈举行“谈姑妈话”仪式。

其次，“谈姑妈话”仪式是娘舅为姑妈维权所尽之义务。娘舅通过“谈姑妈话”仪式为姑妈在夫家最后的权利进行维护，这要视不同情况而定。

一种情况是姑妈系正常生病死亡。在正常生病死亡的已婚女性的丧葬活动中，娘舅通过“谈姑妈话”仪式，对姑妈日常生活、生病医治过程、丧葬物品的准备等方面进行问询与检查。比如，在丧场“谈姑妈话”环节，娘舅家就有如下一些问询：“我姑妈得哪样病？”、“为啥不找药不求医？”、“得哪样金银首饰？”、“得多少腰裙子？得多少套衣服？”等问题。娘舅还会对姑妈的陪葬物品进行检查，如果觉得太过简朴，有的甚至会当场要求丧家增补。通过这种方式，既表达了对姑妈的关心与怀念之情，又显示出对姑妈死后应得财产权利的维护之心（歪梳苗的灵魂观念里，认为人死后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依然活着，葬礼上的物品及以后的祭拜物品便是其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生活资本），以尽兄妹亲情之义务。

另一种情况是姑妈属于非正常死亡。据笔者调查，历史上化屋苗寨经常会出现一些已婚女性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诸如上吊、跳水、喝剧毒农药等。在这种情况下，“谈姑妈话”仪式成为娘舅维护姑妈生命权利的一种义务与手段。这种忽然暴毙的已婚女性，娘舅家自然没有得到通知在其逝世前进行探望，而突然间就接到姑妈去世的消息，这自然会引起娘舅家的怀疑：“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了就没了呢？”在这样的疑问中，娘舅家准备前往丧家进行“谈姑妈话”仪式时，就已经带有几分怒气。在到达的当天晚上，娘舅家在为姑妈开棺验尸的时候，就分外的仔细，一旦发现姑妈属于非正常死亡，便会当场发难。于是，原本为体现兄妹亲情的“谈姑妈话”仪式，演变成为姑妈失去生命而讨回公道的途径。娘舅家本因姑妈的外嫁而存在一种潜在的心理损失，而姑妈的非正常性死亡使得这种潜在的心理损失外化。于是，娘舅家会对丧家提出一系列要求，比如赔礼道歉、厚葬死者、给予娘舅家一定程度的经济赔偿等，以作为姑妈失去生命的物质与精神补偿。在这个时候，丧家必须做出实质性的赔礼道歉与认罪态度，满足娘舅家一切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以取得娘舅家的谅解。如果丧家完全答应娘舅家所提出的要求，“谈姑妈话”的仪式仍然按照一般程序进行。如果娘舅家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非但“谈姑妈话”的仪式不再举行，整个丧葬活动都有可能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娘舅家的人会大闹丧家，歪梳苗社会称之为“闹丧”。这种“闹丧”，轻则宰牛杀羊、损毁家什，重则打人烧房，更有甚者，会以暴力逼迫相关人等为死者偿命，闹出人命官司来。

当“谈姑妈话”仪式演变为对非正常死亡女性生命权进行维护时，所体现出的“舅权”就以娘舅与其姐妹、与姐妹的丈夫及与姐妹丈夫家人的关系为中心。因为已婚女性的这种非正常性死亡，常常在于与婆家的关系不和睦而导致。这既可能是女子与其丈夫关系的不和睦，也可能是女子与其丈夫家人（公婆、叔嫂等）关系的不和睦。据报告人讲，此时的“舅权”基本可以排除娘舅与外甥的关系。因此，娘舅家藉“谈姑妈话”仪式而对姑妈生命权进行维护时，其目标的指向性就非常明显，要么是死者丈夫，要么是死者丈夫的家人。娘舅与死者之间的直系血缘关系决定了娘舅必然与死者的丈夫及其家人发生关系，娘舅家有义务为死者的非正常死亡讨回公道。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丈夫与其家人一般都只能对娘舅家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以获取娘舅家人的谅解。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虽然主要凸显“舅权”关系里的娘舅与其姐妹等的关系，但是娘舅对外甥的权威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比如，外甥在“谈姑妈话”仪式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要在娘舅面前下跪，以表示对娘舅的尊敬与感激。

（二）“谈姑妈话”习俗与传统“舅权”产生之关系

“舅权”一词，从词源上说仅仅是“母亲的兄弟”，原本并无“权威”的含义，经过人类学研究者对其意义的延伸，最终演变成“男子与其姐妹的孩子特别是她的儿子的特殊关系”，即舅舅对外甥的权威。从舅舅到“舅权”的转换过程，亦即“舅权”的发生过程，是人类学里一个持久的话题。作为一种制度，“舅权”的产生在人类学中有着多种阐释：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产物，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舅舅天然拥有稳定价值和极高权限，另一方面在于舅舅的男性角色本身具有父权膨胀和扩张的基因；源于结构主义舅权制中诸关系对应组合的亲属关系结构；源于功能主义理论中整个社会机制对舅权制功能的要求；限制原始血缘婚和规定族外婚范围的一种制度；远古民族男子对其妻子兄弟女儿的结婚权为其儿子所继承而发生姑舅表婚；姑舅表婚乃是保存财产于家族内的愿望而发生，等等。

以上这些观点，前面几个显得过于宏观，后面几个相对微观而集中，但主要聚焦于姑舅表婚层面的“舅权”。彭兆荣对此问题也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转换”是“舅”与“权”互为关系的一个原则。在补偿性转换的类型中，“舅权”本身乃是一种补偿，直接反映在婚娴制度的“嫁——归”母题之中。而为什么娘舅会获得这种权利或权威？彭兆荣则将其归结为“舅舅代表母亲对外甥乃至整个部族所起的作用，诸如抚养教育下辈，传授技艺，策划和指导外甥重大事务等等”，其重心仍在舅甥关系上。通过对歪梳苗“谈姑妈话”仪式过程的考察，可从另一个角度去发现不一样的“舅权”发生因素。

如前所述，化屋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所体现出的，主要是娘舅对出嫁后的姐妹所承担的义务。而只有姑妈直系的兄弟或兄弟之子才能为姑妈举行该仪式，由此进一步强调了娘舅与姑妈之间的嫡亲血缘关系。正是这种嫡亲血缘关系，使娘舅不得不肩负起维护外嫁姐妹在夫家应有权利的义务，成为姑妈在夫家的娘家代言人。娘舅既然承担了为外嫁姐妹维权的义务，一定会为自己争取至少对等的权利，即要得到如彭兆荣所说的“补偿”。义务与权利在功能上是一组互补的关系，履行了义务，一般就要主张权利。由此可以推断，娘舅以“谈姑妈话”仪式等活动为外嫁姐妹尽其应该承担的义务，并通过娶回姐妹女儿的姑表婚取得自己的权利。

关于娘舅对外甥女婚姻的权利问题，在歪梳苗的“谈姑妈话”仪式中“祝侄女”一节的唱词里，有着明显的反映：“侄女像朵花，没有外甥大。你侄女枝枝叶叶，是我娘舅送。那时嫁侄女，我收一份礼物。”唱词中的侄女，虽然并没有直接嫁给娘舅的儿子，但在出嫁时却送给娘舅“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并不是普通的礼物，而是姑妈女儿没有嫁给娘舅家儿子而不得不付出的赎金，苗族社会称之为“外甥钱”。这在明清时期的很多汉文典籍里有较为客观的记载：“清江苗婚嫁，姑之女定为舅媳，倘舅无子，必重献于舅，谓之外甥钱，否则终生不得嫁。或招少年往来，谓之阿妹居。”“黑苗婚姻，姑之女定为舅媳，若舅无子，必重献于舅，谓之外甥钱，又名还种，否则终生不能嫁。”

在娘舅承担义务与获得权利的交换过程中，舅舅的姐妹成为一个中心，她接受了舅舅的义务，但她自己本身并没有对等地赋予舅舅相应的权利，而由其女子回嫁给娘舅家作为媳妇或付出昂贵的“外甥钱”来实现。这样一来，舅舅的权利获得对象发生了改变，从其姐妹变换成姐妹的子女，可以说这是一种隔代的义务与权利交换。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舅舅的权利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应尽的义务，造成了义务与权利的不对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苗族传统社会“外甥钱”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数量：“别人的舅爹钱，舅爹钱十六两，娥娇的舅爹钱，舅爹钱一百两，将到一千两。放在桌面上，桌子嘎嘎响，放在桌底下，桌下堆累累，娥家荡产了，金家荡产了。”一般情况下，如果娘舅家没有儿子，外甥女与其他男性结婚，补偿给娘舅家“外甥钱”的数目并不庞大，比如“舅爹钱十六两”，但如果娘舅家有儿子而姑妈家的女子又不愿意嫁给娘舅家的儿子，此时付给娘舅家作为赎金的“外甥钱”在数量上就显得十分惊人，结果直接导致“娥家荡产了，金家荡产了”，明显超过了舅舅所承担的义务。很显然，舅舅成为这种不对等交换的获利者。这种不对等的义务和权利交换在社会发展变迁中逐渐成为一种制度，逐渐形成以舅舅权威为中心的舅甥关系。

四、“谈姑妈话”习俗的当代变迁

贵州化屋歪梳苗的“谈姑妈话”习俗，在歪梳苗聚居区已传承久远，承载着歪梳苗诸多的历史与文化，并随着歪梳苗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在当代，歪梳苗社会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革，“谈姑妈话”习俗也在传承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谈姑妈话”习俗内涵的本质性变化

与传统时期相比，化屋苗寨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在当代的一个主要变迁是其本质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在歪梳苗历史上，“谈姑妈话”是“舅权”关系中娘舅对其姐妹承担义务的重要体现方式之一，是姑妈在婆家最后权利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随着苗族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苗族传统文化中两性天平的失衡逐渐得以纠正，女性逐渐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苗族女性只能依靠娘舅才能获得一定家庭权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虽然“谈姑妈话”习俗作为苗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仍然在苗寨社会继续传承，但其本质在悄然发生变化，即原来作为“舅权”实质性表现之一的习俗，今天基本上作为一种象征性仪式而存在，“舅权”在仪式中并没有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在传统的“谈姑妈话”仪式中，“开棺验尸”是娘舅家必须进行且非常细致的一个环节，一般是在姑妈下葬的前一晚上进行，而且这一环节要进行两次。在现在的“谈姑妈话”仪式中，该环节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象征性活动，即丧家把存放姑妈遗体的棺材打开一次，娘舅象征性地给姑妈整理一下遗体后立即盖棺。另外，即使娘舅在某种情况下（如已婚女性属于非正常死亡）不得不出面以维护姑妈的生命权利，所采用的方式也与传统时期不同。在传统时期，娘舅对其姐妹生命权的维护主要通过在丧葬活动中与丧家以私人协商的方式进行，是“舅权”的实质性体现，而当代则主要通过法律途径为死者讨回公道，“舅权”并没有直接在案件的解决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谈姑妈话”仪式过程与内容的新变化

化屋苗寨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不但在本质上与传统社会时期有了相当的差异，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与仪式用品上也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变化。

“谈姑妈话”习俗仪式过程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丧家报丧这一环节。在传统时期，报丧必须是外甥亲自去到娘舅家，别人不能代替。现在，由于通讯技术的发达，有的家庭在丧事发生后，开始利用电话等通讯工具给娘舅家及其他亲朋报丧，大大节约了丧事的人力成本。这种丧事传递方式，已经日渐为当地群众所接受。其次，在娘舅家的人达到丧家村寨时，丧家的迎接地点也在发生变化。在传统时期，丧家迎接娘舅家的仪式一般是在家门口附近的路口进行，而现在一部分人家把这一仪式的场地直接改在家门口（堂屋门口）进行，其目的是为了主客双方的方便。仪式过程的另一个较为重要的变化是娘舅家晚上开棺检尸次数的减少，由传统时期的两次变为现在的一次，这与“谈姑妈话”习俗的本质变化有关。

仪式用品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娘舅家为姑妈准备的祭祀用品发生了变化。传统时期，娘舅家给姑妈家的祭祀物品基本都是猪或羊，而在当今，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已经改用牛作为姑妈的祭祀物品。并且，这种变化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趋势。二是在丧家准备的仪式祭祀用品也有所不同，主要是用牛肉或牛内脏代替传统时期的猪、羊肉作为仪式祭祀用品。特别是在丧场“谈姑妈话”仪式这一环节，传统时期的仪式用品是没有牛内脏的，而现在普遍使用牛内脏作为仪式用品摆在仪式举行时的桌上与席上。

（三）“谈姑妈话”习俗范围的扩大与未来发展趋势

在苗寨传统社会中，“谈姑妈话”习俗虽然广泛存在，但是能够在姑妈逝世后举行“谈姑妈话”仪式的并不是很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举行“谈姑妈话”仪式必须要准备一只猪或一头羊。在以前的苗寨社会，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并不是所有人家都能承受。在当代，随着苗寨社会经济的发展，准备一只猪或一头羊，甚或一头牛作为仪式用品，已经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只要是姑妈的丧葬活动中，基本上都有“谈姑妈话”这一仪式。如前所述，虽然其本质不再是“舅权”的表现，但对姑妈的怀念与关心之情仍然不变。“谈姑妈话”仪式的普遍流行，一方面是苗寨社会对其传统文化的维护有所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苗寨社会经济发展良好。

虽然当下“谈姑妈话”仪式在化屋苗寨普遍流行，但有些人对“谈姑妈话”习俗的传承并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苗寨人民的生育观念也在逐渐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并不特别要求有传承香火的男性继承人。这样一来，苗寨社会中只有女儿的核心家庭就比传统时期为多。如果“谈姑妈话”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姑妈娘家必须要有直系血亲的男性继承人的要求不随之发生改变的话，这种核心家庭的女儿在百年之后，就没有人为其举行传统的“谈姑妈话”仪式了。所以，“谈姑妈话”习俗的当代繁荣，并不代表未来的良好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