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吕刑》之西周“礼法结合”理念初探

【摘 要】随着西周在我国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重要分界线，在西周时期社会崇尚礼节，同时作为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要的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西周时期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礼法结合”的重要特征。基于此种情况，在本文当中，笔者从《尚书・吕刑》探讨了西周时期“礼法结合”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尚书・吕刑》；西周；礼法结合

一、引言

在古代的法，或律、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名称虽然有所差异，但终其本质都是核心为刑的惩罚体系，与当代意义上的法律并不相同。祭祀和血缘和征战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并且是古人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因此古人将代表时展最高水平的青铜技术最先用于祭祀用的礼器和兵器的制造；而不是用于提高生活水平和改进生产工具，这充分体现了古人对于祭祀与征战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古人关于礼法的理念。

二、 西周“礼法结合”理念产生背景

（一）夏商时期的“敬天”意识

商代时期，敬天法祖的观念慢慢开始和政治有所关联。商代时期的统治直到商代方这种观念被用于政治当中。这一观念在周代逐渐成型，这与宗法观念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敬天法祖的观念有很早的起源。按照《说文》的说法：“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然而上古时期的这种祭祀鬼神、尊敬上天的行为和仪式几乎和政治毫无关联，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的崇拜。

（二）“周公制礼”与《吕刑》颁布

1. 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创造了超越夏商时期的礼乐文明，还对整个礼乐文化的一切重要方面，都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是从此开始步入文明社会的依据。这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不仅改造了夏商的文化，而且深远影响着整个华夏文明的发展。相传，礼乐制度是由周公姬旦始创。“周公制礼”一说出现在《左传 文公十八年》中，其曰：“先君周公制周礼”。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就是对夏商的礼、乐进行改进，使礼、乐制度更加符合宗教法制封建等级制度，这就是“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虽然只是对其礼乐的稍加改进，但是却改变了当时礼乐对于社会的功能和性质。徐慎《说文解字》中提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一说明也证明了礼原本使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的，但是由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后，礼发生了根本的性质变化。礼的宗教性质被大大的削弱了，周礼不再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宗教仪式，而成为了宗教法律封建制度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渐渐成为了人们的行为规范。

礼性质的改变，促使周礼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行动上的视听言说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周礼准则的节制。周礼有殷礼所不具备的调节社会生活的功能。由于礼乐在西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也使周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事鬼敬神而远之”，意思是恭恭敬敬的让鬼神远离人世生活。周人把礼乐当作社会生活的调解者来建立和维持生活秩序，使中国文化摆脱了宗教束缚，走向人文主义的道路。周公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制礼作乐，在夏商的基础上择优和发展把礼乐文化推向高峰，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2. .《吕刑》颁布

《吕刑》是颁布于西周穆王中期的一部成文法典，记录了当时西周的刑法思想、诉讼制度和刑事政策，也是一部中国古代阐述法学理论的历史著作。在《尚书 吕刑》一篇，是根据西周官方档案整理而成，其用短的文字，阐述了丰富的内容，对当时的法律和诉讼制度等有原则性的规定，提现了西周一贯的执法思想。其中，总体可分为三部分：①总结历史经验，体现勤政慎行的重要性；②注重说明刑法的目的，明确法律条目和审理案件的方法；③明确审理案件态度的正确性，强调慎用重刑。《尚书 吕刑》包含强烈的神权思想，强调王权和神权的统一，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其中对于“中”字的强调，显示出人治和礼治的思想。《尚书 吕刑》不仅规定了具体的刑法原则，还在历史刑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法治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吕刑》中“礼法结合”对后世的影响

（一） 法律思想层面的影响

《吕刑》的法律思想和价值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其思想的推崇和发展。《吕刑》自上继承了周朝初期统治者的慎罚和中刑的思想，对下启示了后世的刑法典籍的制订。《吕刑》的产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儒家学派更是受到深深的影响。儒家思想几乎全面接受了《吕刑》中的法律思想。其中，孟子提倡的民贵君轻、省刑法的法律思想，荀子主张的贤人治国的思想都是对《吕刑》的发展和继承。

《吕刑》中曾经提到“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的法律思想。这里所说的“世轻世重”意思是国家的盛衰和社会秩序的形势，也就是说统治阶层要对社会上各种犯罪对国家的影响和危害的程度进行分析，然后依据现实需要采用不同的刑罚策略，治世采用轻典，乱世采用并实施重典。这里的“治”和“乱”也就是社会矛盾缓和和尖锐的表现。

《吕刑》中的“刑罚世轻世重”的治理国家的法律思想对后世的立法有深远的影响意义。一般而言，新朝代的建立伊始，新君主的当政基本都是在社会矛盾缓和的历史时期，其当朝的立法和司法比较宽松。比如：汉初刘邦和关中父老乡亲的“约法三章”和文景帝时的刑制改革，都彰显了建朝初期“轻典”内涵。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程度最成熟的历史时期，其刑法和刑罚的宽简有目共睹。关于立法的繁琐和简单，唐太宗曾说过国家律法，需要简单约束，不可以一种罪有数条的法律规定和约束；关于刑罚的轻重方面，他认为：已经逝去的人不能再生，在制定法律上要宽松一点。李世民的这些法律理念直接影响《贞观律》的制度和法律实施的宽松标准。

《吕刑》中还提到了“惟良折狱”和“非佞折狱”的法律思想。它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儒家思想的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后世历代君王对执法人才的基本要求和标准。荀子层说过“有治人，无治法”。除了儒家，墨家对《吕刑》的这一思想也很赞同。墨子认为刑法自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其好坏和善恶或由立法者控制，或者由司法者掌控，这可以从《墨子・尚贤》中对“惟良折狱”法律思想的推崇和称赞中体现出来。

（二） 法律制度层面的影响

《吕刑》对现代法律制度有深远的影响，现已成为了目前制定法律制度的标准，并且对法律制度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汉代主要的法律方式为律、令、比。所谓比，通常情况下成为决事比，源于比例这个词，指的是用作对比判案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例。换句话说就是遵循《吕刑》中的上下比罪的审判原则进行发展。《晋律》中曾经提到“除名比三岁刑”，“兔比三岁刑”。虽然不能决定晋朝用除名或者赦免抵消罪行，但是这种相比较的做法，实际上是避免当官制度的滥用。所谓官当指的是利用官位抵消罪行的一种体制，可以当做是一种逃脱刑罚的特殊形式。

《吕刑》的主要内容就是赎刑，一直以来都被看做是祥型的体现方式。赎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关系到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等个领域。将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作为背景，赎可以解释为通过一定的关系或者资金，让一些已经失去或者根据法律的规定应该失去的权利得到复原的一种制度。

在《吕刑》中涉及到的赎刑制度的规定，已经在考古资料中得以认可，在西周康昭时期的师旗鼎铭的充分反映出罚金等适合的实例。

原始刑法的发生充分反映了因为财富分配不均衡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矛盾。正是因为注意到人们对财产的追求，统治者开始实施剥夺财产的形式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除此之外，历代政权也为了解决经济困难的需要，通过建立赎罪的方式来获得经济利益。《管子》这本书中明确的记载着春秋时期齐国为了称霸天下而执行的赎刑聚敛财富的历史事实。

首先，《吕刑》中所提出相应的诉讼、审批制度、慎用刑罚等，和奴隶时代所实行的野蛮滥杀的制度相比较起来有很大的进步。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它就是当时历史最大的战利品。《吕刑》中所制定的野蛮五刑约三千多种，其刑罚的方式非常的残忍。

按照《吕刑》的审判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原则来看，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改变的非常完善。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数罪并罚、类推制度等，这些制度发展于西方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真正的建立。所以，从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吕刑》的审判制度和法律思想也发展的比较成熟。中华法律体系已经成为死规定，其自身的亮点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人民的法律智慧和意识，对当今社会的法律制度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研究探索是为了借鉴其丰富的经验，也为现如今法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三） 对量刑原则的影响

1. 明德慎行

周人在总结夏商灭亡和周国胜利的经验教训后，总结了“明德慎刑”的基本理念。其中，明德就是崇尚道德，以德服人；慎刑就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实行刑罚。但是提倡明德慎刑并不表示统治者要削弱刑法或者放弃刑罚，而是更加有效的利用刑罚。西周统治者在施加刑罚时，不在以神的名义进行惩罚，而往往是用“敬天”或者“保民”的口号，以德礼的面孔，来掩盖刑罚的冷酷。分析西周局势，如果说统治者初期实行适用刑法的政策是由于立朝未稳的情况，那么“成康之治”就是为了中期稳定国家奠定政治基础，有助于社会安定发展。

2. 刑罚世轻世重与乱世重典

《吕刑》产生在西周中期，社会矛盾激化，国家政治紊乱，国体不稳，穆王加重刑辟是乱世中不可避免的本能选择，以重刑给予民众压力。一般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立法和司法都会相对缓和。在贞观之治时期，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国家安定，政治稳固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时期，国家的刑法和刑罚是非常宽简的。

3. 惟良折狱与贤人执法

《吕刑》中提出了“惟良折狱”的司法理念。其中对于犯罪者的刑罚应该以追求正中为目的，不施以重刑，而保证慎刑的关键在于施法者的个人素质。其中，就要保证贤人掌管狱政，这样就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冤假错案与不公平的现象发生，，避免狱讼不公而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就体现了良人执法与佞人执法的差别。所以在《吕刑》中“惟良折狱”和“非佞折狱”的思想成为后世历代对执法人才的基本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贤人执法的思想逐渐深入民心，其社会反映就是中国百姓的清官情节。

四、 “礼法结合”观念对当代现实的启示

（一）“礼法结合”是贯穿和谐社会的思想保障

想要构建和谐社会，在思想上要求人们要具备遵守信用的道德品质。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那么他所说出的话就不能被人们所认可。诚信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必备品质。如果人没有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就会导致人际关系不和谐；假如社会不具备诚信的道德，就会导致社会发生信用危机，社会秩序从此就会错乱，无法真正的构建和谐社会。

人们只有在思想上诚实守信，才能够让社会上的群体遵守法律、关系和谐，才能有效的构建其乐融融、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这也是道德观念上升到一定层次之后对社会产生的特殊影响。就好比杨国荣老师所说的：“将规范作为评价道德的依据，通常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讨论话题，然而对社会群体成员来说，也形成了一种普通的约束体制。”

礼治高度重视社会伦理，尊崇诚实守信的交际原则，讲究安定有序，然而安定有序的基础是有章可约束的。

（二）“礼法结合”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经过实证研究表明，假如社会成员思想素质太低，制定再好的法律也会因为人们不严格遵守而发挥不了其应该发挥的作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不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构建和谐社会也就不能够轻易的实现。从政治上来看，现在我国群众参与政治的意识比较低，官员耽误腐败比较厉害。同志曾经说过：腐败行为会降低中央的权威，导致社会整体下滑，对社会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给人们的心理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种在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不和谐因素，已经成为了很多不和谐因素的渊源。因为我国市场体制还尚未完善，监督管理手段相对较少，造成人们利益的索求远离了法律体制和道德机制，却走向了激烈的恶性竞争。一方面，伪劣产品不断的显现，假币的出现追赶着真币；另一方面，本来应该监督管理和指引市场者，把权利从公器转变为私器，为会贿买贿卖提供了方便。最终破坏了国人的魍趁赖隆U庋一来，肯定会造成市场不能可持续发展。

（三）“礼法结合”是促进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体系，因此，要注意礼与法的整合。现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制度不能保持平衡，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发展。

礼与法的结合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伦理转变为法制化。重要的思想道德规范应该适当的提升为法律规范。所以，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相应的惩罚机制，能够在最大范围上使其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和中国道德等相结合。

五、Y语

当前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容易受到各种不良信息的干扰，从而使得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的体系。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礼与法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本文当中笔者结合《尚书・吕刑》探讨了西周时期“礼法结合”的基本思想，希望能对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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