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1921

1921年2月8日，寥寥可数的几架飞机在直系北洋军阀的总统府、国务院和航空署上空，耍着各式简单的低空技艺，粗糙马达发出的轰鸣却也是辛亥革命以来的第一声鸡鸣。这一天是辛酉年大年初一，鸡年到了。

此时，离东方雄鸡的苏醒还远着呢，漫漫长夜裹挟着天灾人祸，1921年的中国，是那只在被按在砧板上刀架在脖子上的鸡，脚一哆嗦，就是一场地震；血滴溅一滴，就是一场洪水；喉咙一呜咽，就是一轮兵灾匪患。12月16日，鲁迅在北京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夜地震约一分时止”。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有史书记载的地震达10次之多，加上水灾、旱灾、瘟疫和雪灾，江湖之远一片哀嚎。

在这样的时局下，在京沪等大都市里，先进的思想继续着“”以来的激昂，民族工商业见缝插针的享受着自由资本主义，列强们在租界的霓虹夜晚引领着国人的时髦生活。高高挂起及时行乐与忧国忧民励志图强，一对矛盾并行为京沪线上的两根铁轨，拖载着笨重迟钝的中国列车前行。

1921年7月23日，列车经过了上海法租界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命运注定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将在此上车，成为改变列车运行线路的中坚力量。

1921，依旧而已

1919年群众争国权运动的高峰，既体现在火烧北京赵家楼，也同样体现于以上海为中心的罢市风潮。

“惩办卖国贼”、“救国停市”、“释放学生”、“夺回青岛”、“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口号，彻底代替了此前类似“挥泪甩卖”和“大降价”的膏药，密集地贴在各商店门前。少数仍在营业的店家，被学生逐一跪请关门，强大的精神压力幻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精神能量。极个别悄悄复市的店家，理所当然地品尝了众怒的滋味。6月9日，悄悄开门的徐家汇某老板被斥责为“众目之为衣冠禽兽，冷血动物”，不得不“羞愧关门”；新市场酒菜馆女主人因拒不关门，惨遭“人肉搜索”，群众将相馆所存底的女主人相片贴出，钉在道德风杆上，傍书不要脸不爱国妇人，观者皆拍手称快。

满腹委屈的，一跃成为了那段时期的社会生活主流。然而时间总在平复许多事情，也就包括1919年巴黎和会带来的屈辱和“”激发的忿恨。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被解职，中国代表团拒签合约，让“”的滔天巨浪渐次平复了下去。而引发一连串争权爱国运动的山东问题却依旧摆在那，毫无解决迹象的度过平淡的1920，以及可谐音至“依旧而已”的1921。

委屈仍在继续。希望尽快接管战败的德国在胶州湾利益的日本，于1920年两次提出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的通牒，均被中国政府拒绝。为避免此问题被提交华盛顿会议解决，日本又于1921年9、10月两次向中国提出交涉说帖。9月25日，北京学界决定次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讲演，10月2日，54个团体在中央公园举行由太平洋会议联合会发起的会员大会，一致反对直接交涉，由于政府立即通过舆论驳斥日本说帖，重新激越起来的民愤没引向大规模。然而，在年底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在英美“斡旋”下，还是与日方进行了场外直接交涉，这让还幻想着西方列强主持公道的国人又一次希望落空。依然是学生领头，在12月开始了较强烈的示威活动。上海工商学界也在次年伊始，发起“秩序必须整齐，不主张罢工，以示文明和平态度”的5万多人大游行。相比2年半前以为源头的“惩办”、“雪耻”，情绪和场面上都平和了不少。

此消彼长，群众所宣泄情绪，从民族主义转向了自身利益。形成不久的无产阶级在这一年里掀起49次罢工，涉及13万人，本来就脆弱的工业文明遭到连续重创。羸弱的北洋政府，连自家公务员的工资都快支出不了了，几乎所有机关都面临或长或短的欠薪危机。就像对外的屈辱由学生率先反应一样，对内的窘迫率先遭致教师的发难。3月14日，北京大学等八所大、中学校教职员为抗议当局积欠经费，举行罢工；4月8日，这八所学校的教职员全体辞职，30日，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教职员要求；半个月后，由于意识到政府的空头支票，教职员再次辞职；6月3日，席卷了更多学校的请愿索薪水活动却引来卫兵，教职工被击伤10余人，其时，警察厅官吏也被欠薪2个月。身在南方却无力北伐的孙中山，适时通电八校员工，欢迎来粤，并于12月10日对北洋军阀大总统徐世昌的通缉令。

风情有待细说

沪上，毕竟不是任凭兵匪和天灾肆虐的中原与西部，已经有着稳定社会阶层构成的大城市里，生活依旧得继续走下去。这一走，就走出个花花世界，浮动暗香。

“有一次，和一朋友坐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里走出一个人来，把这朋友的铜盆帽抢走。这朋友喊停车捉贼，那贼早已不知去向了。这顶帽子是新买的，值好几块钱呢。又有一次，冬天，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寄住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天晚上，他看戏回来，身上的皮袍子和丝棉袄都没有了，冻得要死。这叫做‘剥猪猡’，那抢帽子叫做‘抛顶宫’。”这是丰子恺先生《旧上海》中记忆下的1921年，显然，晶莹剔透的时尚华服是抢眼的，同时那个时代的风景，也是由张扬美丽的大街和藏污纳垢的陋巷共同泼墨而成的。

1921年，究竟是否算得上中国摩登时代的起点，这实在不好说，但香烟广告却不经意的体现着潮流变迁之风。1914年，宣传画里“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被置于山水和花草中，继续着葬花的幽怨；1915年，以居家为背景的广告里，女子还继续缚着三寸金莲；“五四”飓风一吹，翻到1920年，画里的小脚变成了洋装，从座椅前站起来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女权运动，将Louise Brooks的齐额刘海短发形象带到上海，创办不久的各西式女校，成为广告画家注意的目标，那些东方面孔西方左派的女生漂亮极了。

同年，上海著名的《妇女杂志》撰文《女子服装的改良》，认为中国旧式女子服装的直线无法体现女性之美，提倡新女装的曲线美，随后旗袍逐渐成为专属于妇女的日常服装，上海遂成为海派旗袍的发祥地。没过几年，《良友》画报积极响应并扩散着欧美最新的流行风潮，时装趋势报道的版面，从此成为沪上女子最为追逐的纸张，无论歌舞升平的和平时期还是枪火大作的战争时期。

在北京和上海，电影这种“西洋戏”早就不为民众陌生，1905年第一部国产电影《定军山》也带动起了民族电影工业，将越来越多杂耍式的片段带到人们眼前，1920年，梅兰芳出演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被从舞台搬到影院，引起很大轰动。1921年7月1日，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首映，就直接再现由真实新闻而来的现实主义，赌徒阎瑞生因欠债，将有点银两的王莲英骗到郊外谋财害命。任彭年执导的这部影片，长达2小时，所有场景均来自实景，并在放映时配有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说明，像今日一样引来“色情恐怖”、“有碍风化”的批评，对影片无疑是一种激发观影好奇心的营销。更重要的是，《阎瑞生》的上映，打破了洋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彻底垄断。第二部长故事片《海誓》也于同年开拍，讲述了一个曲折复杂的画家与少女的爱情故事。中国的故事电影，也就此从侦探和爱情两种类型起步了。

第二年，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网罗了一大批日后被证明对艺术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年轻人，郑正秋、张石川这样的编导和阮玲玉、宣景琳这批最早的影星，无疑都深受新文化运动和西洋文艺的双重洗礼，也将作为后起之秀的电影与时俱进的变为反映时局、娱乐大众、推动社会的绝佳载体。

有戏就不乏绯闻。这一年，北洋军阀首要实权人物吴佩孚收到一位德国女士的情书，“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将军看后笑复“老妻尚在”，没就此笑纳一位西洋小三。另一位著名的“精神小三”方君瑛则于6月14日，为自己一往情深的吞服吗啡殉情，死前，为向恶毒攻击自己的陈璧君证其清白，在遗书中强调自己与爱情“仅属精神，并未及于乱”。

一个16岁的宁波富二代秦泰来在这年来到上海，少年住在北京路河南路口老爸开的金号楼上，课余开始操弄手中的相机。和所有纨绔子弟一样，荷尔蒙澎湃的少年，热爱女性，尤其对儿时挂在家中的一幅玉女照念念不忘，少年注定得不到相中的那姑娘，因为那是老爸的小妾，更糟糕的是，她死了。就着这被定格的永恒之美，持相机的少年开始追寻他心中的理想：为渴望挽住青春的女子留下倩影，为容纳这些女子的都市记住摩登。到了娱乐明星产业勃兴的30年代，秦泰来已经成为诸多画报定的第一摄影师，明星们不但没法给他脸色，还得相反任其摆布忍受他的臭脾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势必能在城市形成两股并行不悖却偶有冲突的生活暗流。一股随着租界内的风尚指向标，追逐着摩登生活；另一股将“新青年们”的咒骂当耳边风，继续着老祖宗慢悠悠的戏曲传统。

1918年移居上海的梅兰芳，多次在天蟾舞台演出，以综合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和醇厚流丽的唱腔，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派。1921年，与杨小楼合作组织“崇林社”剧团，年末与福芝芳结婚。同时，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也开始进入个人戏曲艺术的成熟期，与梅兰芳并列四大名旦。再加上高庆奎、姜妙香、马连良等人，作为改革派的海派京剧，因吸纳了戏剧和电影等新文艺的精华，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将二胡等乐器加进乐队，从而使京剧在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中，也难得的增强了艺术竞争力和群众凝聚力。而江南的一些昆曲艺术家也自筹资金，在苏州开办起昆剧传习所。

无论如何，作为非生活必需品的文艺项目要能继续下去，得需要为它们提供物质养分的经济生活。于是，事关都市居民生计的工商业和金融业成了人们八小时之内的头等大事。

史量才，是从方方面面影响那个时代截面的代表人物。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同时在多所注重实践技术的新式学堂任教，课余积极参与向列强收回路权的抗议运动并成为《时报》主笔。精力和能力都极度旺盛的史量才在辛亥革命后，一脚踏入政界，成为江苏省议员，一脚迈入传媒，接手了老品牌的《申报》，并以独特的内容视角和经营方针，让自己一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这还不够，在1921年，握有一手好牌的他，砸下一轮：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入超级豪宅。然而愈发进步的思想，让经常斥责国民政府的《申报》渐渐成为的眼中钉，多年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我有100万军队”，史大胆回应“我有100万读者”，明争暗斗越发激烈，终于在1934年底，遭特务暗杀，整个报业从此收声。

未有粉黛不上海

上海的时尚高地南京西路旁，有一条常德路，意大利式的建筑“常德公寓”显出历史的斑驳，轻轻走近，便能嗅到老房子特有的潮湿发霉的味道，空气却又带着些清香，让人只想走近，不想逃离。它位于常德路195号，曾经的名字是“爱丁顿”，张爱玲和她的姑姑住得最久的公寓。当年，张爱玲喜欢在公寓转角的宽大阳台上倚靠，看着静安寺路上来来回回走过的上海女人们，听着不远处“百乐门”飘来的咿咿呀呀的歌女的靡靡之音，名媛们在类似的场所流连的情景也尽收眼底。她用“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来形容当时悠闲的心态。即使外面早已沦陷，嘈杂、叫嚣声混作一团，也干扰不了这样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

这是张爱玲的状态，也是旧上海女人的生活方式。她们的身上，从来见不到为生活奔波的痕迹。永远是合身的花色斑斓的旗袍，优雅地踱着小步，风姿绰绰地出现。海派旗袍便是从那时的上海发祥出来，解放了女性柔美的身段，曲线在细腻的绸缎下摇曳，风情万种。歌女、名媛、女作家、女记者演绎的风情交织在一起，成就了那个年代上海的摩登。

歌女算得上幸运的人，既不必像工厂里的女工每天辛苦地纺纱，也不用在有钱人家做佣人被责骂。她们的皮肤光鲜而白净，手指圆润而细腻，只需要好外貌和好嗓子，站在台上动情地唱歌就够了。还有着成为交际花或是嫁入豪门的希望，也能登上百货公司的广告和海报，或是被挖掘出来去拍电影。金嗓子周璇那时就红透了十里洋场。

名媛们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时尚风向标。与歌女往往出身贫寒不同的是，名媛绝对讲究阶级、讲究出身，更有全面的后天中西文化调理。作家程乃姗这样形容：“她们讲英文，又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伽……”所以，他们的穿衣打扮和一笑一颦都备受瞩目，没有白狐紫貂，绝对不宜出门，衣着均是在特定的服装店专门订制，搭配的围巾、手帕或手袋也都极为考究。百乐门的服务生会以最热情的态度毕恭毕敬地为她们开门。

最有名的两位名媛便是“南唐（瑛）北陆（小曼）”。唐瑛曼妙的舞姿和高雅的谈吐让她成为旧上海的头牌交际花。陆小曼16岁已通英法两国语言，每次到观戏或游园时，外国和中国大学生往往前后数十人，或给她拎包，或为她持外衣，而她则高傲之极，对那些人不屑一顾。

即便是旧上海的女作家或是女记者，也显得从容而有风韵，绝对见不到所谓的血泪奋斗史，就算是忍侮负重，也只是暗自咬牙。那时的上海滩，女性新闻事业也开始发扬光大，便有小报记者根据女记者的特征来写一些略带调侃的速写，就像现在的八卦周刊，花边新闻较多的女记者，差不多都有一个花名。

俗话说，美人骨头轻不过三两。越美的东西凋零的越快，但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因为有了女人如花，因为有了这些极致讲究的生活方式，仍然在流逝的时光中保持着一种格外别致的风情。

旗袍

有心人仔细计算过，汤唯在《色Ⅰ戒》里前前后后共换了27件旗袍，让人看得叹为观止。经过数个月“淑女课堂”的调教培训，王佳芝袅袅婷婷走出来时，让人眼前一亮。“穿一件蓝色的旗袍，让你看得神魂颠倒，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浮华，身着旗袍妖娆风情的女人，一个个陈旧的影像让旧上海永远像一幅晦涩暗哑的油画，云里雾里，散发着神秘诱人的味道，不绝如缕，这些气质优雅的女人，或温婉典雅，或沉郁忧伤，或风情万种，在古色古香的画面中变幻着一袭袭风格与色彩迥异的旗袍，成为旧上海独一无二的风景。夜总会里的歌女摇曳生姿：“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高跟鞋

上海滩的一个晚上，华灯初上，一辆黄包车吱吱嘎嘎地从远处过来。一双银灰色的高跟鞋，一条玉腿，以及被风吹起的旗袍一角。再贫贱的女人都会拥有一两双看起来相当不错的高跟鞋。尖头的，小方头的，圆角的。颜色以黑色为主，也有女人喜欢艳色，并且泛光。有些雨天，或者雪，街角不平整的石板路，沾了泥点的脏水溅到丝袜上来了。那种微微皱眉的神气，有些心疼，又不愿意全放在脸上。还有突然把鞋跟歪了，坐在路边鞋摊的小板凳上，等待鞋匠师傅，把鞋跟与鞋身重新接上。高跟鞋是属于走动的，属于变动不定的。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方向，一种又一种的可能，走多远或走多久，那纯粹是不可知的天机。

【海上有此传奇・阮玲玉】

1921年，阮凤根还是崇德女校四年级的学生仔，毫无光彩，平平凡凡。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25岁的她自杀身亡。然后，有十多万人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三十多万人自发为她沿路送葬，她被称为“无冕影后”。两个月后，鲁迅为她写下悼词。一开篇便挑明她生前身后的滔滔“人言”，为这样一位弱女子兼“新女性”，讨一句公道。

彼时，阮凤根绝想不到人生可以如此辉煌，却又如此短暂，她也绝对想不到，她被载入史册的名字叫做―阮玲玉。一个能在死后70年，还被谈论和记住的上海女人，传奇，大概是最好的形容词。

香港导演关锦鹏，在阮玲玉香消玉损50年后，来到上海的新闸路1124弄9号，去复原、去揣测、去观望、去怀念她和她的戏梦人生。他问张曼玉：“50年以后，会不会希望有人记得你？”那一年28岁的张曼玉，因为饰演阮玲玉，拿到了柏林影后。但她毕竟不是阮玲玉，即使会被记得，也不是同一种感觉。

阮玲玉是“无冕影后”，在她最好的年华离去。193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她留下“人言可畏”的绝笔，含恨服毒身亡。她16岁从影，虽多是鸳蝶言情、神怪武侠片中之“花瓶”角色，也初露头角，并得以自立谋生。20岁华影业，五年间拍摄18部影片，一生杰作尽出于此。《神女》导演吴永刚曾用“感光最快的胶片”作比喻，因为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25年的短暂人生，她把喜怒哀乐、悲愁爱恨都献给了黑白胶片的世界，在只有光影播放的默片时代，保持着有淋漓尽致的表达和作为“新女性”抗争的姿态。一向鼓励打破旧制度的鲁迅为她写下悼词：“这轰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70年后，她的死因，确实很少被提起，不过关于她的传奇，那些她的分不清是戏是人生的故事，却从来没有淡过。她在银幕上演绎的弱女子或新女性，都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戏里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不知是不是因为她太过理解“戏如人生”和“人生如戏”的道理，而选择服毒自尽，像她在电影《新女性》中扮演的女作家一样，但即使大声呼喊“我不要死，我要活，我要活”，还是悲剧收场。

阮玲玉的美是由内而外的，和旧上海女人的风格那么的契合，却又多了些宽容和包含。她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给她的求爱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将这些痴心人的信撕毁，就把他们藏在箱子里，上面加了把锁，还贴了一张纸，写着：“小孩子的信”。但真正属于阮玲玉自己的爱情，却仍然如戏中一样纠结而奔波，从张达民到唐季珊，她都没有幸福可言，以至于死后的遗书中说：“我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

她大概拥有数量最庞大的粉丝，出殡的那天，有十多万人到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三十多万人自发为她沿路送葬。她生前也以一种敬业的态度来不让这些粉丝失望。演那些略带风流的角色时，她总是把自己的眉毛仔细画成“两弯似蹙非蹙烟眉”，即使画上一二个小时；而在出演新女性时，她擦掉口红不惜素颜，却保证了票房。

阮玲玉是一个媚态烟行的美丽女子，带着无法逃脱的红颜薄命的命运。她曾一句一句的学说标准普通话，暗暗地等待着能在电影里面开声呐喊的一刻，却仍是遗憾。70年过去了，女性更独立，社会更进步，无所谓新女性和旧女性之分，她也无缘见证。不过留下的，却是仿佛永不会随着残酷时光机消除的专属于她的和旧上海的印迹。即使是现在，推开她故居弄子里的9号门，仍然是淡淡的白兰花的香味，触景生情，脑海里便是光影迷离的画面，穿越回上世纪20年代旧上海的摩登时代。

【此处空余流年・名媛地图】

张爱玲

常德路195号公寓

在张爱玲笔下，那时的常德路两边满是法国梧桐，初夏微雨后走过，大概会有淡淡的香气。现在的常德路，是上海城一条不起眼的马路，她住过六年的地方，爱丁堡公寓(Edingburgh House)，肉粉中夹杂咖啡色线条的墙面，有种挥之不去的暗底，像旧家具沾了灰，也不起眼的，看门前人来人往。

胡兰成第一次寻到这栋公寓的6楼65室，被她吃了闭门羹，敲门不应，他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后来，她开了门，他每次来，都淡淡笑道：“打扰了你写东西吧？”她则把他留下的那一盘烟蒂都捡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情人的气息，一分一毫都要留住。

阮玲玉

新闸路1124弄9号

上世纪30年代著名影星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绝笔，含恨服毒身亡。阮玲玉的名字载入中国电影百年史册，这个悲剧人物居住、自杀所在地，位于新闸路1124弄9号―沁园。岁月蜡黄，遥远沧桑。老洋房门前光影迷离，暗红色的墙面、油漆斑驳的门窗，让人想到阮玲玉之死―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男人，同时也成全了自己完美的人生不受玷污。

宋庆龄

淮海中路1843号

毗邻繁华的淮海路，这个院落却能闹中取静，进退裕如。宋庆龄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直到1963年住进北京后海北沿46号，也对这里念念不忘。她常说到北京是工作，到上海则是回家。她最爱的家就是这个院落，4330平米，假三层的欧式房屋，700多平米。它的主人，曾是一位来华经营内河航运的希腊籍船主，那轮船通风管一样的烟囱、室内窗户百叶帘等处镌刻的帆船和铁锚图案，昭示着原主人的船东身份。客厅北墙正中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在这里，她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开国大典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这里，她曾会见过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如金日成、西哈努克等也都曾来此做客。

曾经觉得这套房子小了一点，建议宋庆龄换一个，她不肯，说，我舍不得这两棵树。她说的是屋外的樟树，树荫很大，可以蔽人乘凉；那天然的香气，摒弃了虫子的侵扰。

周璇

海格路(今华山路)枕流公寓

周璇的旧居位于海格路(今华山路)枕流公寓六楼。枕流公寓是一幢七层的八字型英式建筑。公寓大门朝北，与南门贯通，中间为门厅，内有电梯、信箱、服务台等。在20世纪30年代，枕流公寓是上海滩超一流的公寓。有“海上名楼”之称。周璇住的是六楼的一套150平方米的居室，装修考究而华丽，钢窗、檀木地板均为西班牙式样。这座公寓曾住过许多知名人士，而周璇则是最早迁入的，且一住就住了25年。即便没有感受，没有追忆，但只要有电影，那么属于上海滩老明星们的那份记忆往事，就永远不会老。

陆小曼

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

陆小曼，1903年出生在上海南市孔家弄，是一个肌肤白皙、眉清目秀、机灵聪明的女孩。小曼是陆家唯一的孩子，体弱多病，从小娇生惯养。比起一般女孩更骄慢、任性。小曼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大城市的姑娘。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迁到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那是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100元左右。出事的前一天，志摩遇前夫人张幼仪，出于关心，她劝他不要搭这班邮机，她感到太不安全，谁料一语谶成。年仅36岁的诗人竟不永寿，真悄悄地走了，陆小曼在四明村的家里，睹物伤情，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1965年5月，她在临终之际一再表示，愿立一碑于志摩墓侧。此情绵绵至死不绝。

【初夏正是恰好・茅盾在1921】

1921年的上海，汇聚了当年中国最得意也最激昂的一群人。办杂志、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甚或成立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力求大开新思潮，却也逛园林、评旗袍、进舞场，寻访最正宗的徽菜馆子和法式甜点。上海的摩登，便在这里：旧上开出一点新，宏大的使命下，不忘体面而享乐的生活。

1921年，初夏。

25岁的沈德鸿心情很好。时光进入1921，他的生活前所未有地欣愉：开春，母亲陈爱珠带着妻子孔德从乌镇来到了上海，有了家人的陪伴与照顾，解了不少寂寞之苦。妻子是家里从小为他定下的“娃娃亲”，年少时因家庭限制没有读书，进门之后却勤学好问，谈吐间已能应对茅盾的思路，又有旧式女子的贤淑体贴：每个清晨，必有一杯咖啡，温度恰到好处地等候他。窗外，则飘过“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金花菜，马兰头”等上海传统小吃的叫卖声。

事业上，他也从未如此得意：上个冬天刚刚接编、革新了已经有十余年历史的《小说月报》，又将好友郑振铎力荐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和他一同谋划《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高梦旦对郑很是欣赏，大手笔给他月薪60元―当年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是40银元，做到中层以后，才到100银元。上司的鼓励，他心领了。一月份，又和郑振铎、叶绍钧、孙伏园等人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在正蓬勃发展的“新文学运动”中，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有力的新文学团体。而为了“世界进步文学的泽远”，他开始了和鲁迅的通信。那年，他们的来往信件有二十多回，越发密切。彼时，沈德鸿还没有想到茅盾这个笔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当当作响。

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与茅盾同住一个弄堂，和周建人一起到茅盾家闲聊，茅盾却并没有回访，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他做的，是两次向鲁迅赠送自己的《子夜》，直到去世，鲁迅都留着这两本书。那时上海文人的交往，还存着老式中国人交往的讲究：得体平淡，有君子之风。只是在兴致高昂的新文学界，许多人在报章杂志上更露出真性情，挥笔骂出平日说不出口的话来。

但此时的茅盾尚不知他今后与鲁迅的交集，这天一大早他就收到了陈独秀寄来的信笺，关于将《新青年》更鲜明地转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陈又提了不少看法。去年年初，为了《新青年》，他便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见过陈独秀，和陈望道、李汉俊、李达一起。现在，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他正在推进一个政党的成立―于热血激昂的茅盾来说，这着实有诱惑力。

何况今天，还有叫他更兴奋的事：郭沫若来上海了！文学研究会成立不久，他十分想扩大力量，凡在新文学方面有所建树的，都想方设法拉进这个团体来。不久前他听说郭沫若要来上海，那可是才华横溢的新派诗人，他的《匪徒颂》《凤凰涅》，多么鲜活有朝气！如果他能加入……由郑振铎发出请柬，还约了《时事新报・青光》的编辑柯一岑，四人约好，今天在半淞园见面。

半淞园是当日沪上有名景点，历史超过百年，园名引自杜甫诗句“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位于黄浦江江边码头附近，最初是一个私家园林，里面有桃园，出产有如仙品的水蜜桃。桃园衰落，这里成游人如织的公园，一到夏天便常举行划船比赛，尤其端午节的“端阳竞渡”，场面热闹非凡。文人雅士也喜欢在这里会客、闲谈，1920年，送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送别之处，便是这里。

该出发了，出门，叫了辆黄包车。上海人的讲究渗入细节，哪怕是最普通的黄包车，轮胎一律配挡泥板，棚子一律两旁可折叠，下雨时可以撑起。车夫虽身份低微、收入不高，却也是辨识人的高手，常用势利眼光扫过经过的人群，叫人担心“莫非袖口的黑渍被看出？”时常听说黄包车夫心怀不轨，飞步把客人拉到僻静的所在，钱包、衣帽、首饰、手表、金丝边眼镜甚至一双新作皮鞋，都被掠走。只剩下一双袜子和迷离的双眼，常要走到天亮，还要被人嘲笑“剥了猪猡哉！”上海的摩登风气里，是有这点尖酸。

在半淞园门口见到郭沫若，戴一副圆框眼镜，言辞并不像他的诗歌那么激昂，脸上常有若有所思的表情，但忽而蹦出不着首尾的一句，就能窥见心底的浪漫。四人在半淞园漫步，指点山水的同时也勾勒着对未来中国文化版图的设想。

天色渐晚，谈兴未尽，一行人来到红棉路一家徽菜馆子，准备继续关于文学与国家的慨谈。茅盾则讲了段这家餐厅的掌故：一对新婚夫妇来吃饭，新夫人面前，先生为了表示自己对吃内行，关照堂倌说“冬笋越嫩越好”，一会儿上来的菜果然美味，可结账时却傻了眼：不过一盘冬笋，足要他小半月薪水！为什么这么贵？厨房里抬出两大筐冬笋，都是去掉笋尖的，这位先生也只好付账……举座大笑。

吃过饭，四人散去，华灯初上，茅盾想要步行一会儿。经过一家舞厅，许多年轻的男男女女在等候入场，嘈杂的人声湮没不了里头咿咿呀呀的歌声，霓虹变幻着，在他们脸庞打上暧昧的光，那是荷尔蒙被却又引而不发的颜色。是的，这是乱世，然而上海似乎永远歌舞升平，人们关注的，仍是哪家店的师傅做开司米大衣手艺最好，哪里有最正宗的法式甜点。正遐想着，一辆黄包车从他身边经过，一眼之间，只瞥到一段纤细的小腿、一只银灰色的高跟鞋，以及旗袍飞起的一角。他想起德说，要买双新的高跟鞋。上海女人不论贫富，总要有几双可以上得了台面的高跟鞋，即使是百货公司大减价时候抢来的，也要精心打理，一天两遍在路边擦油也属司空见惯；又讲究两天不可连续穿着同一双鞋，名媛们都暗暗比较着鞋子的数量，好评定趣味的高低。

快到家门，他在报摊上买了本《妇女杂志》，这本杂志发行甚佳，德很喜欢，他作为杂志主编，也希望能从中发掘些扩大读者群的经验。翻开来看，有篇关于女性服装的文章颇为有趣，说的是中国旧式女子服装都是直线，无法体现女性之美，提倡女装多作曲线。茅盾想到今天半淞园中看到的女子，皆是短窄旗袍，无论装点是精致堆砌的刺绣牡丹或者明光闪烁的水晶扣，剪裁却都极力勾勒出曼妙曲线；还未真正入夏，一双双手臂就迫不及待地从衣袖中出来。看来此时在上海正流行的旗袍，就是这观点的最好代言吧。

再转个弯就到家了，母亲与妻子，想必都等急了。他加快了脚步，一抬头看见谁家院墙上探出一树石榴，刚刚爆出鲜红的花。初夏正是恰好，哪怕这之后，还有许多仓促忙乱，等着他呢。

革命是一种气息

1921年,有很多人是在为中国找一条路。新思想，新声音，激进也是时髦，众声喧哗，共同构筑了这个摩登1921。然后在嘉兴南湖上的那只船里，时代转折开始了。

新文学风起云涌

“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干净”，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强烈表态。被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所鼓舞，来自闭塞之野的四川人吴虞在成都任教时，接连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教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檄文，批判以孔孟文化为代表的旧礼教。也因此，吴虞被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赞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北方，也积极指出儒家三纲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

当然，这批青年文化领袖也聪明的给自己留了退路，包括、陈独秀、蔡元培甚至急先锋吴虞，也都反复强调，只是反对孔教，而非针对孔子本人，只不过孔老夫子的思想并不适应今天的时局。由蔡元培执掌的新文化运动第一阵地北京大学里，更呈现出新旧杂陈的奇观景象，有胡适、鲁迅、刘半农等西装革履的教授宣扬革命和创新思想，就有辜鸿铭坚决拖着长鞭拥护满清帝制，而且辜老师所教授的居然还是英国文学。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全国中小学全部采用白话课本。形式上的革命牵动着内容上的翻新，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开始，鲁迅接连写出《孔乙己》《药》等发人深思的著名小说，将白话文的价值和作用以最大的能量体现出来。

无论是对旧思想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的倡导，都离不开可供传播的媒介平台，尤其是囊括着以上述数位为代表的声名显赫撰稿人、灵活机动风格和面面俱到内容的文化期刊。不同的文化期刊，不但吸引了数量稳定增长的读者群体，也网络着志同道合的创作者，所谓“趣味的共同体”。就连新文化运动的帷幕，也是由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拉开的，从该刊第2卷起，就成为人们更熟悉的《新青年》，思想阵地也从上海随陈独秀迁往北京。仰仗着本身强大的作者资源，1918年，在其第4卷第1号上，便实现了“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仁共同担任，不另购稿”。相同的趣味和意志，也决定了刊物的属性。1920年代在京出版的《语丝》，也坚守着“主张上相反的议论则只好请在别处发表”的原则，与《新青年》一样具有“同仁”色彩。

新思想不断激荡

1920年10月27日，长沙湘雅医院激荡出思想的高潮，已在中国讲学一年半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才抵华不久的英国思想家罗素、中国学术大师章太炎，长开了一场对话，由于双方知识背景、学术关怀的差异，这场让人期待备至的东西大师对话竟变得索然无味。章太炎竭力表达着对时下国内最热门“联省自治”潮流的支持，而罗素认为自己才到中国，尚没观察，不便作答。对即将赴京的罗素，章太炎不失时机地表达了对北京政府的厌恶，“北京空气甚坏，此次晋京，幸勿为所感。”1921年7月11日，两位西方思想大师不约而同选择同一天离京。之前，被郁达夫嘲讽为“跟着外国学者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的胡适，却在对待杜威和罗素两人的态度上大相径庭，作为杜威实验主义学说的信奉者，胡适始终将敌对的梁启超等人邀请罗素讲学之事，视为一种阴谋。于是，就连大师离京当天，胡适也区别对待，对杜威，胡适不仅连夜赶出《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及时总结杜威中国之行的时代效应，还亲携幼子赶到车站送行，“心里很有惜别的情感”；而下午罗素动身时，胡适却因与友人陈慎侯谈论文法问题，延误了送行时刻。几天后更在白话诗《一个哲学家》中讽刺，“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须要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

小说开始成为最吸引读者的新文学体裁。许地山的《命命鸟》和《商人妇》、冰心的《笑》和《超人》、鲁迅的《故乡》、郑伯奇的《最初之歌》、中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倒家》……读者目不暇接，而在12月，那个最代表辛亥革命后中国人脸谱的角色，伴随着北京《晨报》副刊的连载出现，他，叫做阿Q。

混沌初开群雄毕至

好不容易上任中国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于1921年年底才统一两广，并率部进驻桂林。在王城（现广西师大校址），国父多次接见了荷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酝酿了国共合作的思想。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回忆：“他亲自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其实，在西方各国抵触和打压布尔什维克之际，孙中山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以中国南方议会名义向俄国工农政府发出贺电。中共的出现看似是爆炸似的，但在“”之后也早露出迹象。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受邀列席，9月，会见了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1920年2月，维连斯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负责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联系和革命宣传工作，同时，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去上海时，开始商讨建党问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4月，维连斯基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身份，偕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华，帮助中国筹备共产党组织。

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出现政党狂潮，有名称的政党不下200个，有影响力的也达十几二十个。因此，由共产国际发轫的各地方性党组织接连出现也就不足为奇。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牵头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现，接着，、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济南，谭平山等在广州，一共先后成立了6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中国甚至这个世界的出路大问题。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讨论决议中，绝大多数会员在当时众多的流行学说中，选择了马列主义，进一步阐释：“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选择彻底的革命而不是改良，也就成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坚定信念。

1921年6月22日到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召开，中国代表团本因尚无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而不具发言表决权，经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详尽而客观的报告，获得了发言权。可有趣的景象发生了，与会的中国代表，除了后来中共元老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外，还有社会党的江亢虎和另一家共产党的姚作宾。的确，那一两年，受马列主义影响的各地小团体彼此缺乏联系，导致有史料记载的共产党就达五六家。共产国际的资金就曾莫名其妙的资助过后被称为“东方共产党”的大同党，以及“支那共产党”。

在莫斯科的会议上，张太雷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比先前更加关注远东的活动，并给予自己更有力的支援”。一方面，各类党组织的乱局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另一方面，在活动最旺盛的上海，共产党人的活动引发了工部局的警惕。为尽快理顺局面，同样在6月，马林和共产国际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催促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共产党成立。

建党条件业已成熟，李达以上海发起组的名义，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发函，要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召开建党大会。李汉俊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现兴业路７６号）与兄长居住的厅堂当做会场，开始准备烟酒茶水；年仅20岁的邓恩铭正值学校暑假，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赶到上海；董必武与陈潭秋被武汉小组公举赴会；与长沙小组的年长代表何叔衡乘船到来……历史教科书里早已写明的事情发生了，法国巡捕人员尾随而至，会议被迫中止，于31号转到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决定下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大纲后，顺利闭幕。这就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戏，后来，与会的13位代表有的叛逃，有的投降汪伪政权，有的英勇就义，有的意外死亡，有的则成为建立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不管后来是敌是友，这13个人，在7月末的盛夏上海和嘉兴南湖，风云际会。

【革命者会于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如果不是那个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牌子，这两栋并排的两层砖木建筑大概会更静寂一些。这是上海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两栋楼坐北朝南，已有近90年历史。是典型的石库门式样，外墙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门楣有红褐色浮雕，黑漆大门上挂着铜环。

九十年前，这里叫“李公馆”，挨着农田，是上海偏颇一隅，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将隔墙打通，楼梯合一，两家成了一家。李书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读书时，他与鲁迅、黄兴同学，又在东京竹枝园结识了孙中山，从此倾向革命，改习军事。1921年7月，他带着警卫去湖南，后由湖南到湖北出任湖北自治军司令，母亲则回到老家，偌大的公馆只剩下厨子和女佣，以及李书城刚娶的年轻太太，有利于保密。弟弟李汉俊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肩负中共一大的发起、筹备工作，在自己僻静又安全的家中开会，自然方便得多。

“李公馆”被确定为中共一大开幕会场。原计划开一次会，换一个地方，但再难找到如此合宜的场所，直到连续开会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才有了之后南湖游船上的闭幕式。

多伦路

如何测量一条街的长度？尺子带来的只是生硬的数据，对短短550米长的多伦路来说，尺子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时光缓慢流转。

还是从那牌楼说起吧，它耸立在四川北路北端与多伦路的连接处，由上海老领导汪道涵亲笔题写“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也许它是当下最名实相符的“名人街”，再没有哪里比多伦路更星光闪耀：入口第一家，是孔祥熙寓所，高门阔堂，可见当时孔府的鼎盛与势力。“左联”成员夏衍、冯雪峰、瞿秋白、柔石、许幸之、潘汉年、张爱萍等都在这条街上留下各自故事，在台湾成名的作家白先勇也是在这里的白公馆里度过童年。

多伦路边，有一些铜人，塑的是当日曾住在这条街的文化名人们：鲁迅正与几个年轻人高谈阔论；独坐的郭沫若似有所思；丁玲大概是刚来上海吧，坐在随身带的衣箱上，头扭向一边，表情惆怅；茅盾正值热血青春，风衣猎猎；叶圣陶正在买报，笑容温煦；当然还有唯一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他的内山书店，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心中一处可安栖的地方。

从住址就能看出当日的名人们平日过往有多密切：叶圣陶住11号，茅盾和冯雪峰住11号甲，后门对面18号住着鲁迅，毗邻的17号是周建人，23号则是柔石的家。当年鲁迅为了躲避盯梢，仅在“景云里”一条弄堂就搬过两次家，1927年10月8日，鲁迅携许广平住在此弄23号，1928年9月9日移居18号与周建人同住，1929年2月，夫妇俩又搬到17号，一直住到1930年春搬出。多伦路的岁月，鲁迅结识了柔石、冯雪峰等文学青年，发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至今201弄2号，还保留着左联成立时的模样。

公啡咖啡馆，如今已变成了商场。但漫步多伦路，漫步随处可见的遗址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以及国内唯一具有中国殿宇特色的基督教堂鸿德堂，从正在草地上下棋的老人旁边经过，岁月再度流转到九十年前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