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视角:企业剩余权与国有企业效率

［摘 要］ 企业是分工演进的一种重要后果，其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契约。企业的剩余权作为企业家活动的一种间接价格，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和经济发展。企业家活动是企业效率的保证，企业家的剩余收益权又是企业家活动的保证。企业家剩余权得不到保护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而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必须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进行全面的社会制度改革。

［关键词］ 企业剩余权；国有企业；效率；改革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26-04

一、分工理论简要综述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劳动分工起因于人性中进行交换的倾向，这种交换倾向受到自利心的鼓励,并最终导致劳动分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根本原因；分工的程度,受交换能力的大小限制，而市场大小由运输效率决定。在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和马歇尔都对分工理论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但自马歇尔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重视，逐渐将其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1928年，英国经济学家杨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发展了斯密有关分工和市场规模之间关系的思想，不仅认识到了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还注意到分工能够扩展市场规模，通过分工―市场自我循环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杨格将经济增长过程理解为分工深化，生产迂回方式演进、技术不断进步、产品价格持续下降、需求和市场不断扩展，又导致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循环动态过程，使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超越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但是，杨格无法将他的理论数学化，因而他的理论就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也就没有重新唤起主流经济学家对专业化分工问题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罗森、贝克尔、博兰和黄有先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的“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辟思想转化为经济数学模型，从而掀起了一股现代数学方法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即所谓由“超边际分析法”发展而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将分工、交易费用和一般均衡的分析工具纳入经济聚集的研究之中，不仅使分工的演进被内生了，而且使得经济增长及增长过程中的各个侧面的解释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学不再有人为的宏观与微观的割裂，许多经济现象如产业结构的演进、经济制度演进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等，都能共享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杨小楷，张永生，2003）。

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组成部分之一的企业工业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与以往的企业相比，新兴古典工业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企业演化的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众多现象。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难以获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企业性质及企业内部组织演变机制的正确认识，新兴古典工业化理论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国有改革的新视角，对于澄清我们思想上的某些误区，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及整体的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来探索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本身也是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发展。

二、企业与剩余收益权

要真正认识企业的本质，就必须从分工说起。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分工演进的过程：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加速知识积累，带来收益递增，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但协调分工又需要成本(即交易费用)，分工的深化会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获得分工专业化的好处(即分工收益)和交易费用增加之间形成两难冲突，构成分工演进的基本约束。市场折衷这一两难冲突的空间与交易机制(即制度、分工组织)的效率有关：当交易效率很低时，由高分工水平引致的交易费用超过分工收益，经济个体必须选择非专业化；而当交易效率很高时，分工收益超过交易费用，经济个体可以选择高分工水平。由此，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分工收益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权衡，呈现出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分工演进的结果是，人们获得的收入越来越高，从宏观来看即表现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企业的出现，就是分工演进内生的结果，企业是“个人决策后对组织交易方式的一种选择”，企业的出现，首先是由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现了分工（COASE，1937），其次是劳动力的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Cheung，1983），也就是说，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合约，人们用劳动力交易来代替中间产品的市场交易，是因为劳动力的交易比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具体来说，企业是一种劳动力契约，但一种劳动力交易（契约）之所以被称为企业，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不对称剩余控制权，签订劳动力交易契约的交易方包括两类不同的人，一类是雇主，一类是雇员，雇主与雇员之间有所谓的不对称剩余控制权，或称权威的不对称，及对如何使用雇员的劳动，雇主在合理范围内有最后的决定权或任意处置权；（2）收益的剩余权，在雇主与雇员的合约中，对雇员应得收益有明确规定，而合约中并不写明雇主得多少，所以，雇主拥有收益的剩余权；（3）雇主利用雇员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某种产品或服务，必须是为了出售获利而不是完全由自己享用，也就是说，在企业中，劳动力交易代替的是中间产品的交易，而不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杨小楷，2003）

不对称剩余控制权和剩余受益权统称为企业的剩余权。而企业之所以能够节省交易费用，不仅仅是因为企业利用劳动力交易代替了中间产品交易，其关键在于作为企业家活动的一种间接价格，企业剩余收益权避免了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分工。例如，在一个企业里，一种是直接生产衣服的活动，另一种是管理生产衣服的活动，生产衣服活动的交易效率很好，因为生活衣服的劳动属于体力活动，劳动力不动手动脚时，我们就知道他在偷懒，我们可以根据衣服的数量和质量来付给劳动力工资；而管理专家的劳动交易效率很低，因为管理（即企业家活动）是一种不可触摸的知识财产，生产它的是一种脑力活动，质量和数量极难测度，因此，要对这种产品进行直接定价并交易，其效率是极低的。而剩余收益权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事管理活动的人自己组织企业，按照自己的管理知识管理生产，在付给雇员工资和其他成本之后，剩余的收益归于自己，这个收益就是自己管理活动的价格，如果管理质量高，那么剩余的收益就多，反而就低甚至亏本。

总而言之，企业家活动是企业效率的保证，合理的剩余收益权安排能够间接定价企业家活动，使得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大大促进了分工的演进，提高了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

三、企业家剩余权缺乏保护――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企业是分工演进内生的产物，它是组织分工的一种方式，企业家活动是保证企业效率、提高生产力、促进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企业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剩余权这一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当企业家活动获得相应的报酬时，企业家活动的供给就可以保证经济创新的能力，经济就能获得发展。如果对企业家剩余权缺乏保护，就会造成管理知识的供不应求，使真正的企业家难以产生，经济将因为缺乏创新而失去发展的动力。

在西方一些比较自由的市场体制的条件下，企业家是一种内生的产物。企业家本身也不一定能够认识企业的本质、剩余收益权及企业家活动的性质和作用，但在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分工的演进具有自我选择合理的组织分工方式的功能，因此这种内生的企业是比较有效率的。相反，由于历史等原因，对企业家的剩余权缺乏保护而造成企业家精神和管理知识缺乏，正是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1. 中国国有企业并不具有分工演进内生的性质，其出现的原因不是因为其节省了交易费用，其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演进，因而从一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就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其体制不具备适应分工演进的功能。

2. 从国有企业剩余权安排情况来看，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剩余收益权不明确，企业的主管官员和企业家都不拥有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同时又没有其他正式的制度安排使得企业家得到与其劳动相称的报酬，企业家没有动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财务资本法权与事实产权分离，企业家拥有处置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导致国有资源在使用上的浪费和在投入的不足，使产品的供给短缺，并造成国有企业特有的生产行为减少、掠夺成风的行为模式。

3.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但实践证明这些改革的效果不明显，如：“……中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了公司改制。但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效率并没有像原来预想的那样得到改进。相反，近年来企业经营效率发生了大面积的滑坡，恶化的趋势至今没有得到缓解……既然出现严重问题的公司如此普遍，显然就不能归因于这些企业经理人员的个人素质低下，而必须从企业的现行制度追溯其根源。”（《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6月24日，第1版）一方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的国有企业步履维艰，资金、市场、技术都是难题，但最大的难题却还是人――懂经营、会管理的优秀企业家。中国国有企业需要成熟的企业家，而且是一大批企业家，高素质企业家资源的严重医乏，己成为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重获新生、进行良性发展的首要瓶颈。另一方面，优秀的企业家在完成艰苦创业后，无法在任期内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保住对所经营企业的控制权，得不到与其成就相配比的价值补偿，更无权分享企业的成长壮大的成果。伴随岁月流逝，越来越难遏制的不平衡心理将他们推入了歧途，十分有限的中国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频频出现问题。国有企业管理机制固然存在问题，但现有的国有企业“企业家”在生成、成长、激励、监督、竞争过程中，制度上的过时僵化和不切实际已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

四、保护企业家剩余收益权――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根本途径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不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企业和企业剩余权的性质和作用不被人们认知。如前所述，企业家的剩余权缺乏保护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换句话来说，如果能够保护企业家的剩余权，那么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就可得到保证。

从西方发达国家内生的企业的发展经验来看，企业剩余权是通过雇用制度来实现的，管理活动的人充当雇主，由其雇用工人进行生产相对于由工人当雇主的情况更有效率，这是因为，管理活动的交易效率远远低于工人劳动的交易效率，如果剩余收益权归于工人或者由工人和企业家共享，这就使得管理活动的供给不足，企业效率低下，因此，保护管理者或企业家的剩余权，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关键，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1. 推进市场化进程。由于中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再加上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大多具有行政垄断的性质等原因，国有企业的剩余收益权与企业家的努力并不一定相对称，因此，国有企业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进行产权改革和推进市场化进程。只有当较为自由的市场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企业家的价格即剩余收益权得到市场合理的衡量，在此基础上保护企业家的剩余收益权，才能够对企业家活动进行真正有效的激励，国有企业的效率才能够真正得到提高。

2. 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鉴于中国目前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得到与国有企业“剩余收益”正相关和与其努力相对称的报酬，增加国有企业的有效的管理知识的供给，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例如，管理者持股经营和股权激励制作为两种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相对有效的激励制度可以考虑在国有企业推行实施，这些激励通过企业利益与企业家利益的挂钩，可对企业家产生激励作用，对提高国有企业效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 进行全面配套的社会制度改革。保护企业家剩余收益权，还需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在中国现实社会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调整通常有宪法―法律―行政命令―政策―领导指示―领导意见这样几种方式。从左向右，越往右的管理方式越多变，越往左的管理方式越稳定。最常见的管理方式是政府的政策，比政策更多变的是领导指示，比领导指示更多变的是领导意见。领导指示大多数时候还有个书面文字，而领导意见，常常是打个电话或与领导喝个酒就能得到。对个人创新精神的保护和激励也是这样，越是在法律框架内的越稳定，越是靠领导意志的越靠不住。优秀企业家总是流向最适合创新的地方，也即对创新精神的保护和激励最稳定、最有效的地方。因此，创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法律环境是非常必要的。

五、总结

企业是分工演进的一种重要结果。在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当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现了分工后，劳动力的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人们用劳动力交易来代替中间产品的市场交易，就形成了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契约，它是人们对组织交易方式的一种选择。企业之所以能够节省交易费用，不仅仅是因为企业利用劳动力交易代替了中间产品交易，其关键在于作为企业家活动的一种间接价格，企业剩余收益权避免了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从而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和经济发展。

企业家活动是企业效率的保证，企业家得到企业剩余收益权是使企业家活动满足分工演进的条件，在中国国有企业中，企业家的剩余收益权得不到保护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必须首先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进行深入的社会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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