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疯子”与“小疯子”

1985年是中央戏剧学院建院35周年,也是国立剧专50周年校庆。“小疯子”朱家训拜见了自己的老师曹禺，也会见了同班同学叶子和“大疯子”凌子风。盈盈水，师生情，风风雨雨、坎坎坎坷坷50年，别时难舍相见更欢，酸甜相间更有味。朱家训走到曹禺老师身边问：“万先生，你还记得我否？”曹禺先生一愣，望了朱家训一会儿，笑着说：“你不就是第一届那个最小、最顽皮的学生小疯子朱家训吗？”此时，凌子风走来，曹禺对着他说：“您，我就不说了，著名的大导演。”凌子风忙说：“哪里，哪里，您永远是我的先生，我也永远是您的学生。孙猴再闹也离不开您的手心啊。”曹禺十分激动，拉着叶子、朱家训、凌子风等第一届学生说：“留个影吧，50年啦，不易啊！”

凌子风和朱家训的相识还是在1935年的夏天，朱家训报考国立剧专时，因学历不够而惴惴不安，好在负责报名的是石蕴华老师（后改名为扬帆），他不重文凭，破格让朱家训报了名。试毕，朱家训在报上看到自己被录取的名字之后，他“疯狂”了，唱着，蹦着提前到学校报到了。第二天，寝室里又来个报到的，高挑个儿戴着墨镜，身披一件画色斑斑的长大褂，潇洒，毫无陌生感。他落落大方地递给朱家训一纸自制的名片，上面写着“美术师凌子风”。朱家训见他大气不凡，便规规矩矩地和他打招呼：“凌先生，您好，以后我们共住一室，请多加关照。”凌子风只是笑了笑说：“不必客气，人称我是疯子，以后你就叫我大疯子，我也就叫你小疯子便是了。”就这样，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凌子风有自己的画室，朱家训跟着他常去画室玩。平时，俩人一起登山游公园，划船上馆子。有时，找同学寻寻开心，疯疯癫癫，无忧无虑。从此，“大疯子”、“小疯子”一对“活宝”便在校内传开，他们也以“疯子”自荣，凌子风画画落款上干脆题用“疯子”、“精神病”字眼。凌子风曾在国立剧专校门口拍过一张照：西装领带大礼帽，颇为神气，在赠朱家训留念时，凌子风落款便是“给训弟，精神病，一九三五”字样。

1936年“9.18”国耻日，朱家训曾在抗议政府卖国行径的集会上，大声疾呼：“我们不是亡国奴，我们要抗日，要成为抗日的学生，要拯救天下的生灵。”朱家训哭了，台下的师生也哭了。第二天，朱家训在大礼堂边遇见了曹禺老师，曹禺紧紧握住朱家训的手说：“年轻，有追求，充满激情，活脱个周冲。”1936年冬天，中央大学美术系和剧专学生呼应，抗议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决定排演《母亲》，人手不够，他们向剧专求援，凌子风和朱家训毅然帮忙，承担了导演、舞美等工作。

不久，朱家训接到好友董启文来信，邀其赴革命圣地――延安，朱家训决定前行。朱家训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与曹禺老师分手时的情景：教务楼走廊边，曹禺拉着朱家训的手说：“知道你马上要去陕北了，路途遥远，当保重。”曹禺随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五圆大洋塞在朱家训手里，反复叮嘱：“一路上买点东西吃，记住，千万不要给学校丢脸。”朱家训也找到了大哥“大疯子”，凌子风鼓励他说：“小疯子你先去吧，我们会在延安会合的。”不久，凌子风果然实践了诺言，为追求革命真理，凌子风也来到了延安。不料因无人介绍，他被挡在榆林。凌子风想到了“小疯子”，便急急地写信给朱家训说：“我的心已燃烧着，你快救救我吧，我要与你会师。我在榆林，不能进来，请你介绍证明。”信是由一个女同志带进去的，凌子风还特地请女同志捎了五块银元说：“家训，你可购些好吃的东西，待我来时好好聚聚。”朱家训接信后既喜又悲。因为此时的朱家训任务在身，即刻需离开延安，不能亲临榆林去接，他匆匆作了证明之后，无奈之下只得挥泪奔赴异地。

他们信中一别便是15年，直至南京解放，接管了南京大华、新都、国民、首都四大影院。作为军代表的朱家训协助电影管理处处长黄粲同志直接参与管理。解放后，百废待兴，朱家训正在百忙之中，凌子风突然出现了。凌子风说：“自己随大军从石家庄南下，途经南京，故地重游，听说你在南京，也就赶来了。”也许是大家忙着，彼此也不及细说，两人匆匆见面又匆匆告别了。

后同因工作需要，朱家训调至上海参加“三反”运动，担任了上海群众影剧院经理。1957年10月19日，凌子风从苏联学习归来，特地来上海拜访了“小疯子”。见面后，凌子风急着要去看望已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老师。当朱家训告诉了他“潘扬反革命事件”后，凌子风傻了眼：“不会吧，我们的石老师挺革命的，”于是两人便回忆起剧专时受石蕴华老师倍加关怀的情景。1935年北京大学12.生运动爆发,南京的学生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激昂的凌子风、朱家训奔到教务处，强烈请求校方也应当行动，那时的剧专被禁锢得像罐头似的，校方自然一口回绝。石蕴华老师发现后便私下告诫他们要注意安全，注意自我保护，不该莽撞。当个别老师上公民课时说“共产共妻”时，朱家训当堂反驳，以事实来揭穿他的谎言。石蕴华知后，迅速找到朱家训，既鼓励他的革命热情，又劝他要注意斗争策略。还有一次，朱家训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传单贴在天井的墙上。此事轰动了全校，不但引来了教导主任张道藩的训话，各宿舍也遭到了抄查。幸亏石蕴华老师叫朱家训把所有剩下的传单撕碎，丢在抽水马桶里抽掉，没有留下痕迹。在石蕴华老师的帮助下，朱家训才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想不到如今他竟成了反革命，“大疯子”、“小疯子”百思不解。说到伤心处，两人潸然泪下。上海不是久留之地，凌子风从包中拿出在苏联拍的照片，匆匆题上“家训同志存，1957.10.19”赠与朱家训，临别时还反复说：“多多保重。”说完便挥泪北上。

朱家训说：“凌子风最后一次到他家是在1984年。他因导演影片《詹天佑》而来上海，此时的凌子风已名传海内外。来时，他穿一件黑披风长大衣，但衣上已无斑痕色迹。他还是那么疯和火，说来便来，说走便走，然他已是一头白发的老人了，连翘起来的胡子也已染上了霜。”凌子风有意约朱家训出山再干一番事业，朱家训婉谢道：“久已改行，不能再提当年之勇了。”凌子风听后感慨地说：“看来，《詹天佑》乃是我导演的最后一部戏了。”凌子风回京后，确实沉默了一段时间。过了一阵他终于又耐不住了，导演了《骆驼祥子》等电影，这也许就是凌子风的性格。

最后，朱家训伤感地对我说：“彩云易散，曹禺老师、石蕴华老师、好友‘大疯子’相继作了九泉之客，如今我也九十高龄了，来世有机会的话，我还会随他们一块儿演戏。”话虽有点凄凉，却也道出了老人对艺术、对友情执着追求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