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资不是唯一选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型拉动”。在改革初期,我国基础设施差,投资拉动是必要的,但是否就长此以往,思路永不改呢?它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有没有负作用?

近期,一些理论家提出:“高投资是(中国)现阶段平衡高储蓄的唯一选择”,提出了“唯一性”。据说,此观点“也是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理论依据”。就在近日召开的“全球智库峰会”上,我国的一些权威也言:“扩大消费很难⋯⋯当前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受此影响,当前在一些地方和政府的经济刺激规划中,不少规划是把投资要素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对其它要素,对消费要素,对结构调整,对促进民生,对提高就业,对调整分配机制,对提高社会保障等,提得较少,或放在了次要地位。

高投资未必能平衡高储蓄

按一般经济理论,劳动的收入基本用于消费,而资本性收入基本上转化为投资。政府和企业的收益,最终是做投资和形成产能,而不是形成消费。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但若不关注消费要素的增长,此种投资经济最终将造成产能过剩而自我消化不了,只会走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又陷进“高储蓄高投资高储蓄”的怪圈。

我国当前提出的经济提振计划,仍旧是在刺激投资。如若投资思路不改,仍像1997―1998年及2000―2001年那两次“危机”中的投资拉动模式,那这次能否取得良好效果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外需也是疲弱的。

我国当前的矛盾,是消费与投资的矛盾,是内需与外需的矛盾。这是两对主要矛盾。

所以,我们要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首要是解决“过度投资与消费疲软”和“过高储蓄与消费疲软”的不均衡问题。

故此,在这轮经济提振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投资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消费因素。同时,我们不仅要考虑消费,还要对传统的投资拉动方式进行反省和纠正。

上述已分析,传统投资型经济使政府和资本的收益增大,而劳动报酬持续下降,它不利于提高居民的最终消费水平。这是由经济体的投资模式和增长方式决定的。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居民的消费率从改革初的68%下降至2007年的3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60%)甚至发展中国家(印度55%)的水平。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的投资方式和经济模式,由投资重化和资本密集型向投资第三产业转换。

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资本密集型。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抬高劳动报酬占比,提高收入,并可以更大力度地缓解我国当前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这种投资转换,都有利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应该转换投资理念

所以,就投资而论,它也有个投资理念的转换问题。

增加投资,未必就能增加GDP。我国2004年GDP为10.1%,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3.05个百分点,两者一减,故EDP仅为7点多,算什么“高速度”?现全球20个污染严重城市,中国占了16个;国内120个工业区,有110个超标。我们注重GDP的增长,但没有计算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它是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我们总以“廉价商品”“廉价劳动力”来作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但就连200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克鲁格曼都不认同这种“中国比较优势”论。比较优势不是说产品的“直接成本”比别人低,而是“机会成本”要低于别人。我国劳力、原材料价格低(且不说它市场价格的合理性),构成这些机会成本低,但是,土地及资源并不便宜,而环境污染代价更大,故综合计算起来,我们的机会成本远高于其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出口价格。多年来,我们的要素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是严重“透支”的局面。故我们的投资,怎么能只考虑GDP增长而不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呢?投资“不赚钱”,搞什么投资。一个国家的富裕,是靠利润,而不是靠高GDP的增长。

增加投资,未必能增加就业。投资当然可以创造就业,这是经济规律。但不同的投资模式,创造出的就业效益是大不相同的。同样一笔投资,投向劳动密集型和投向资本密集型,解决的就业是3:1―5:1的差距。

增加投资,未必能促进消费。是指在“充分就业”和“均衡发展”状态下。中国多年的“投资拉动”,不是不仅没有使投资与消费达到30:70的均衡比例,反而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倒置”,使消费成为了当前转型中最大的一个瓶颈吗。前已述,我国的消费2007年已跌至48.8%,虽从统计表上看,我国2008年直至2009年现今的消费总额在不断增长,但“社会消费总额”并不能代表居民的真正消费,因它还包含了政府消费和企业消费。如果扣除这两部分,从“人均消费性支出”等参数观察,中国居民消费从2008年上半年已开始放缓。

警惕经济复苏轨迹成“W型”

当前从国内看,所谓经济“回暖”迹象,主要是靠中央大型项目的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的“内生型”增长。

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是全球“同步”经济下滑,其真正的挑战是“产能过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全球需求疲弱,各国全力“挤泡沫”、“去杠杆化”和我国当前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达60%左右(即现有生产能力仅有60%开工)的状态下,又急于强调“高投资是唯一选择”,是否合时宜?高投资的确可以“保八”,但结构调整呢?过剩产能呢?GDP上去了,消化不掉,最后又会再掉下来。

中央提出“转型”任务,不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而是早在“九五”期间就提出来了,但十多年来见效甚微,为什麽?只是到这次金融危机,经济由13%一下跌到9%,才方显得格外突出,急需要解决“内需”问题。

内需是包括“投资”和“消费”两大部分。如果我们的干部没有转变观念,仍把“投资”当作是“唯一选择”,仍采用“投资拉动”的老模式,不断加大投资的贡献率而不重视消费,那麽我们GDP虽快速被拉起来了,但又走回到30年发展的老路。所以,对投资观念的转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去年10―11月间,我就提出:中国经济由于“地区差异”和“瀑布效应”,只要大量投资就能把GDP拉上来。但是,若中国的提振计划不能真正去拉动消费,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若不能被消费吃掉、消化掉,资金不能回笼形成二次投入,则我国的GDP上去了还要再掉下来,其复苏轨迹将可能会呈现“W型”,而不是“V型”。

“W型”观点,后来被德意志银行、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厉以宁等机构和学者相继论述,都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是“最终消费”的问题,如不关注此问题,中国经济的复苏可能会“二次探底”。

美国经济专家罗奇和国外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近期也认为,由于“中国增长模式的缺陷”,过量的“刺激措施将加剧产能过剩”,“中国今年的经济强势将透支明年的潜在增长”。

这些问题和分析,都是我们在执行工作中和理论研究中值得警觉的。

中国的经济复苏,只要加大投资就能反弹,形成“V”字型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来看,复苏轨迹呈“U”字型可能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要急于大幅反弹,“V”型搞不好,会变成“W”型,造成二次衰退。选择“U”字型,给调整结构和经济转型留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随世界经济复苏的轨迹“同步”趋升,在消费被逐步拉升(虽不可能一步登天就成为主力)的同时,借“内外”的“合力”来拉动中国经济。这样,我们付出的复苏成本和代价将是最低,而后期的轨迹发展又最坚实。在经济学中,这就是一种“谁先眨眼睛”的博弈选择。

危机始于失衡,复苏之路在于恢复平衡。世界各经济体都在大幅调整,中国失衡不要因偏执的投资拉动而进一步恶化。

(注:本文在《小康•财智》记者陈建华对作者采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