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中的精神病叙事

时间:2022-09-16 09:51:14

浅析电影中的精神病叙事

[摘要] 关于精神病的影像叙事与其说是精神病现象的客观再现,毋庸说是对其含混身份的一次意识形态整编。电影或将精神病想象为难以驯服的“他者”的化身,在猎奇的注视中完成娱乐消费;或把精神病视为文明的毒瘤,通过欲望的妄想指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个体;或从边缘的处境开掘精神病所具有的价值批判意义,最终展示了当代意识形态中的主体生成之路。它是一种对社会的彻底拒绝。

[关键词] 猎奇的景观;文明的毒瘤;边缘的抵抗

当心理学、医学将精神病限于病理范畴之内时,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却将精神病视为一种社会压抑的症候。作为现代社会自身除不尽的余数,它是的源泉,也是恐怖的化身。因此关于精神病的影像叙事与其说是精神病现象的客观再现,毋庸说是对其含混身份的一次意识形态整编。

当代电影中的精神病元素不一而足,本文试图归纳出三种典型的叙事类型。

一、猎奇的景观

自19世纪末电影诞生以来,各种病态行为就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一条安达鲁狗》(1928)中剃刀划过眼球的影像曾刺激无数人的神经。在当代商业媒介的催化下,精神病人种种不容于世的生存方式更发酵成一部部惊世骇俗的影片。精神病在银幕上的大量出场折射出电影的最初诉求――猎奇。在此,精神病成为一种单纯被看的景观。他们固然也可以作为故事中无力的弱势群体而引起观众的同情,但本文更关注其主动诉求行为在影片中所产生的惊悚结果。

在当代多数商业电影中,精神病往往以血腥、残暴的行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较典型的有《德州电锯杀人狂》系列和《惊声尖叫》系列。其基本的叙事模式是围绕一个幕后幽灵般的人物展开。他们通过一系列暴力行为不断制造恐慌与悬念,并在最后被揭示为精神病加以消灭。这里很少有对精神病的成因探询或社会申诉,而仅仅将之视为一种变异的入侵者。他们是一种突然闯入日常平静生活的他者,其行为悬置了现实的逻辑,而呈现出一派裸的疯狂。

这种恐怖片、惊悚片中精神病形象的类型化,通常源于制片方与观众的意识形态合谋。就制片方而言,精神病不过是暴力行为的有效借口,以求得更多恐怖奇观来给予观众最大刺激,从而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就观众而言,精神病最直接地保证了叙事的完整性。他们是一切残暴行为的最初祸根以及最终解决。在一惊一吓的观影过程中,观众获得超出日常平庸的恐惧、希望、期待等高峰体验。当人们走出电影院后,一切又恢复正常。精神病影像在这里仅仅是娱乐消费的廉价催化剂。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妖魔化的精神病影像所具有的真实意义。拉康对著名的“烧着的孩子”的梦的分析给予我们重要启示。与通常解释父亲为了逃避儿子死去的现实而遁人梦境相反,拉康认为父亲恰恰是在梦中遭遇了自身欲望的实在界――对儿子死去事实的无能为力,并从梦中醒来逃回到现实。观影的结束表面上意味着经过一场影梦而回到现实。背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与欲望实在界的遭遇中避回到熟悉安全的日常世界。因此对个体心理来说,真实的恰恰是这种在影像中遭遇的欲望实在界。

作为猎奇景观的精神病,此时症候性地折射出创作者和接受者的欲望实在界――对难以捉摸的他者的恐惧。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饱受惊吓的人们对此类恐怖、惊悚片依然甘之如饴。因为真正令人恐惧的并非是精神病的血腥残忍,而是无以名之的他者。当这种威胁性的他者揭开非人的面具,而作为一个精神病被定名的时候,恐怖被消除了。他者的实体化使其最终可以被消除。但悖论的是,他者又在不断抗拒这种社会的驯化。正如影片中的精神病杀手并不会完全消失,他们将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引发新的恐怖事件。

在排斥与驯化的逻辑中,精神病被建构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他者,使我们获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哪怕只是暂时。

二、文明的毒瘤

如果说作为他者的精神病只是电影单纯的猎奇产物,那么当代电影中更典型的精神病则行走在大众社会中。诸如《本能》(1992)中的凯瑟琳・特拉梅尔,《美国精神病人》 (2000)中的帕特里克・贝特曼, 《沉默的羔羊》(1991)中的汉尼拔・莱克特博士。他们不约而同具有精神分裂的症状。外表优雅美丽,思维超然于世,但内心却潜藏着噬血的冲动,在杀戮中实现自我意志。这种精神病其实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产物。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于残忍的兽性。文明的过度进化导致人们的精神扭曲,在物欲横流中个体内心却极度空虚。他们的疯狂是运用最严格逻辑的理智产物。这类精神病不是源于本能的杀戮,而是对于无法完满的欲望的妄想。

用拉康的话来说,“匮乏之匮乏就是一种精神病的特征”。这并非具体物质的匮乏,而恰恰是触发了符号化过程的距离之匮乏,是一种空位匮乏。不同于常识上的现实观,支撑我们社会正常运转的其实是一套符号象征秩序,即世界――语言的关系。它仅仅通过与现实保持一种最小距离来发挥作用。这种距离暗示了作为欲望原因对象的对象a是一种无法获得的根本性的缺失。“对象a恰恰代表了不可能的对象,它使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实际对象的东西具体化。”但恰恰也是它启动了欲望能指的循环。

但在当代景观社会中,想象性表象的蔓生给这种象征虚构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少。当虚空被填满时,把对象a同现实分离开来的距离也将丧失――对象a直接注入现实。这种过分亲近最终会窒息象征虚构的活力,引起现实自身的非现实化。现实不再被象征秩序所结构,幻想直接控制了现实。个体面临被虚无化的危险。

正是面对这种僵局,精神病以暴力的行为出场了。其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绝望的企图,即主体通过暴力从现实中驱逐对象a,并因此获得进驻现实的通道。这里的对象a作为欲望对象原因是永远不可能被现实化的,例如乌托邦、信仰、理想、爱情等。一旦现实化为某物,它就不再是对象a,只有保持与对象a的距离,我们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当代社会的症状在于,我们不是缺乏物质,而是缺乏空无。凯瑟琳・特拉梅尔、帕特里克・贝特曼和汉尼拔・莱克特博士,虽然都具有超乎常人的美貌、智慧、财富,却沦为可怕的精神病者。他们缺少的不是具体的欲望客体,而是欲望本身。虽然一次次在疯狂暴力行为中体验欲望,却又一次次失望。在杀戮中,他们驱赶欲望对象,得到的永远都不是真正想要的,从而陷入新一轮的精神病发作。这样的循环导致了人格的分裂。在美丽光鲜的表皮下是病态的暴力行为的间歇性发作。通过杀掉具体的人,而证明对象a不在现实中,从而保持对于对象a的欲望,进而获得一种坚固的存在感。用德勒兹的话来说,精神分裂是一种将撕裂的自我拼合起来的语言运动。

这类精神病是文明无法割除的毒瘤,象征着社会进步对人自身的反噬。我们可以消化作为他者的精神病,却无法否认自身也会有相同的暴力与妄想。

三、边缘的抵抗

还有一种精神病既不是外在的他者,也不是内在的毒瘤,而是身处边缘的抵抗。我们很难将他们定义为一种病理性的精神病。哪怕举止怪癖癫狂,更多时候他们的思维行为与常人无异,只是无法纳入主流价值的接受范围内。福柯说疯癫不过是被人们不断界定的文明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精神病恰恰是一种对病态社会现实的自然反应。他们更像是这个社会的正常人。

从东西方两部刻画精神病人的影片中,我们可以一窥对现实主流的无形颠覆。岩井俊二的《梦旅人》(1996)和米洛斯・福尔曼的《飞跃疯人院》(1975),两者叙事都建立在精神病院与精神病患者的对立逻辑之上。在视、听语言的刻意处理下,那些所谓正常的医生、护士显得阴森可恐。他们作为病人的看护者实际上体现了主流对边缘的监禁。相反,不论是《梦旅人》中的精神病人卷毛、可可和小悟,还是《飞跃疯人院》中的麦克・墨菲,都原为正常。

前者秉有纯真浪漫。灿烂的阳光下,三个人行走在高高的围墙上。这里既不属于精神病院也不属于外面更大的社会,而仅仅是三个天真小孩的世界。正因为这份边缘的脆弱,我们才能体会小悟摔下高墙的恐惧,才能遭遇可可为拯救卷毛而开枪自杀的震撼。在生命的破碎中见证了现实的残酷龌龊。与他们的柔弱不同,《飞跃疯人院》中的麦克更加具有攻击性。他教病友们用香烟赌博,逃出疯人院和女友幽会并把女人和酒带进医院禁地。这一切违反医院秩序的行为在他蔑视的笑声中化为对权威的挑衅。他更像是一个以头撞墙的斗士。悖论的是,他被社会收编的方式是最后被彻底电成。只有如此,边缘才被主流纳入自己的意义系统内。

这类精神病叙事形成了一块意识形态的抵抗飞地。在高墙上或医院外,他们能够重获自由。问题在于这种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行为本身恰恰是意识形态的。对秩序的僭越早已包含于秩序的范围内,并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所以精神病抵抗的更激进行为其实是完全甚至过分地认同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导演谢晋的作品《芙蓉镇》(1986)结尾的疯子王秋赦具有更大的颠覆意义,他在片尾打着锣,叫嚷着:“运动了,运动了。”这种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过分认同的姿态恰恰暴露其逻辑的荒谬。

同时就观众而言,在对英雄式的抵抗行为的注视中潜藏着欲望的分裂。观众与电影是一种凝视的关系,而凝视是欲望的投射,在想象中获得欲望的满足。但凝视本身所印证的只能是欲望对象的缺席。因此对抵抗的注视并不能带来一种真正的抵抗行为。当注目于此类精神病人对社会的颠覆并为之欢呼时,我们正经历自身凝视的无力。反抗永远是充满激情、的,但是结局却是毁灭、死亡或者更深的压抑。我们可以体验那种,但将失去社会存身之地。所以边缘与主流的对抗中,我们已不再是遵循启蒙的现代模式做一个以鲜血反抗压迫的斗士,更多的是犬儒主义地蜷缩于影像中,借由边缘的英雄个举而生活在他处。

四、结语

以上论述涉及基于不同立场对精神病的叙事处理。或将精神病想象为难以驯服的他者的化身,在猎奇的注视中完成娱乐消费;或把精神病视为文明的毒瘤。通过欲望的妄想指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体;或从边缘的处境开掘精神病所具有的价值批判意义。凡此种种无疑揭示了“疯狂”在当代思想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杰姆逊指出,“当论对中产阶级价值观进行批判的同时,暗暗她有一个自己崇拜的英雄――疯人。”因此电影中的精神病叙事最终展示了当代意识形态中的主体生成之路,它是一种对社会的彻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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