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是我写作的出发点

刘稚（以下简称刘）：以前你写的都是都市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作《福寿春》为什么转型写乡村题材生活？

李师江（以下简称李）：我走的是写实的路子，基本上是以体验过的生活为蓝本。我在农村生活过，也在城市生活过，所以写哪个题材都很正常。农村生活的小说很早就想写了，因为觉得农村生活有它的魅力，有值得写的地方，而且现在农村的变化比城市还要大，一些农耕的生活可能一去不返了，所以我一直有记录和写作的冲动，这次终于写出来了。

刘：在这部小说里，虽然你的叙述不动声色，但还是能够感觉到融入了很多情感，你对所写的乡村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感情？

李：应该说感情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出发点。第一，我所写的这种农村生活形态正在消逝，对消逝的东西必然有一种挽歌的珍惜情怀，这种情怀是很大的。其次，与城市生活对比，乡村生活的那种慢、随意正成为一种美，这是激发我写作的一种美学冲动。

刘：你的小说故事性一直不是很强，这次还是这样，有意为之吗？

李：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写法。从我的角度看农村生活，就是家长里短生老病死，滋味完全在于细节，所以我就这样写出来。在生活琐碎中表达出我的一种情怀，就够了。

刘：印象中的农村小说总是对农民抱着悲悯的态度，但你的小说好像没有刻意写农民的“苦”、底层的压力，而且书中诸多人物都有很多毛病，整个看农民的视角好像与我们以往经验中的不一样。

李：我觉得中国很大，农民的生活状态也千差万别。我写的只是一个东南海边农村的生活，而且我了解的也只是这些。我基本上是以平视的角度来关照农民的生活，人物性格力争客观丰富。农民虽然生活贫困些，但不会因贫困而少了人情世故的情感。

刘：我觉得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刻画了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木讷的李福仁、溺爱成性的常氏、懒散的安春、滑头的三春、懦弱的李兆寿、鬼精的高利贷者李怀祖，简直是一幅人物浮世绘。请问这些人物是你杜撰的还是现实中有的？

李：我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当然也都有艺术加工。我好像写不了没有原型的人物，塑造人物时总是诚惶诚恐的，怕没有根，又怕陷入套路，有了生活原型，就能够塑造出比较扎实而且不落俗套的人物。

刘：这部小说语言虽然通俗易懂，但还是有明清白话的味道，为什么这样写？

李：主要原因是当地农村的方言，确实有古代官话的味道。原来我用现代白话写，不对味，现在这样写就对上了气场。特别是，这种语言里有一种慢的美感，跟当地农村方言特别吻合。

刘：相对而言，你熟悉的还是城市的生活，农村生活毕竟没有那么熟悉，写作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李：最大障碍是内容的真实性。在农村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问题，农民怎么解决，他的逻辑和思维是你想像不出来的。如果你想当然地认为怎么处理，那就是用你的逻辑农民的逻辑，这是目前很多农村小说的问题。我的工作量就是要调查和论证，确切地让所有的事都是农民干的，不是作者的。

刘：虽然你的小说写的是家常小事，但也曲笔涉及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与土地的问题，请问这是你对社会的关注呢，还是无意中涉及到的？

李：确实对社会问题有所思考。比如李福仁田地卖掉后的失落和空虚，确实是农村现状，在那里，一代纯粹的老农民要消失了，细春等新一代的农民只能在城市边缘讨生活，这是值得记录的一种现状。

刘：在当下，年轻作家很少写纯文学了，特别是这种在市场上很不讨好的农村小说。你为什么会坚持纯文学写作，还去写不被市场看好的农村小说？

李：我觉得在这个时作如果老想着市场，左右逢源，是一件很低级趣味的事情。我觉得坚持自己的写作原则是最重要的，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如果我达到这个目的，写作让我很贫穷我也觉得没什么的，作家本来就不要指望靠写作来养活自己。

刘：作为70后的代表作家，你怎么看待前一阵子沸沸扬扬的“文学死了”的论调？

李：这是虚张声势的一种叫法，不值得理会。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坚持艺术路线的文学不可能会死，京剧都不会死呢，文学为艺术之母体，怎么可能会死呢？市场比较浮躁，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文学这东西的市场境遇应该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在中国根基是很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