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培军:解决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根本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结构问题。

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投资与消费结构对民生的影响。第一个层面，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走势对民生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对民生的影响。后者更带有根本性。

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走势是，投资率的一路上扬和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最终消费率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基本在60％左右，但是，从2003年起一路下滑，到2009年降到47.7％。而与此相关的，投资率在2009年上升到48％的新高。这一走势反映的是，用于民众生活的支出份额下降，直接影响了民生的进一步改善，不符合经济活动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同时也将使经济活动的热情下降，抑制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此外，投资率的上升也影响了社会需求的满足。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近三年来一直没有超过30％。

对民生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在第二个层面，它是根源性的、持久性的影响。

譬如，推动投资率持续升高的主体是谁?有哪些不合理的方面?下面两组数字值得注意：

第一，国有控股投资在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从2004年以来基本占半壁江山，而且增幅逐年上升，增速加快。2009年全国投资增长31％，其中国企投资增长40-50％，民营投资只增长了27％。

问题是，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收益率都在上升，而且民营企业资产收益率一直是国有企业的两倍以上。据测算，民营企业资产收益率为1.80，而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率为0.76。如果从经济和民生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应当更有理由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投资规模和更高的投资增速。但事实是，国有企业在大量而迅速地进行投资，央企的资产规模从2003年的7万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21万亿元。2008年民营企业只占国家总资产的18％，而国有资产占44％。更大的问题是，投资向房地产和资本领域转移，产生的泡沫形成了对经济和民生的极大威胁。

第二，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测算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以自筹资金形式出现的地方比重至少为52％o，这还不算财政预算内的投资。地方政府在高投资中的主导作用可见一般。

没有人否认地方投资在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积极作用。然而问题是，近年来高投资的上升与粗放式发展联系在一起，与土地的征用和强制拆迁联系在一起，在许多地方越来越明显地侵犯了民众的经济利益，造成社会矛盾激化。根据国家局的数据，多年来上访数量高位运行，上访人员的问题中有一半涉及到利益，而其中拆迁和土地征用占有突出位置。数量也在上升，暴力拆迁是强化维稳需要的基本原因之一。有的地方是忙了拆迁忙维稳，忙完维稳又搞拆迁，在这种循环中，高投资已经走向它初衷的反面。

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什么因素在推动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下降?这是直接影响民生的方面。除了投资率高导致消费率低外，有两个因素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首先是财政资源向政府手里集中，用于投资的政府资源增多，而流向民众口袋里的钱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395.2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330.3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率为20.6％。财政收入的增长，为政府扩大投资提供了一定的基础。2008年国家预算内资金用于投资的资金增长为35.8％，以政府为背景的自筹资金增长为29.7％，都高于投资总额25.9％的增长。

其次是政府消费比重上升。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47.7％的比例中，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的74.5％下降到2008年的72.7％，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从2000年的33.0下降到2008年的25.1；相反，政府消费比重则从2000年的25.5％上升到27.3％。

不论是财政资源向政府手中集中还是政府消费比重的增加，都体现了政府定位的不合理问题。这一点与高投资中的政府定位，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所以，不解决投资与消费结构的问题，要解决民生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不解决政府的定位问题，要解决投资与消费结构的问题，则好比是隔靴搔痒。事情的辩证法恰恰是，试图通过政府加大主导经济的作为、控制更多的资源和加强管理控制来解决民生问题，愿望可能美好，短期或许也能做些好事，但最终结果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