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与利弊分析

【摘 要】 解构主义理论自出现以来对除了哲学以外的其它各领域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上世纪六十年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翻译思想产生已渗入翻译理论界。但在实践中也渐显出了弊端，本文主要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及应用过程中的缺点简要地分析了这种翻译理论的利弊。

【关键词】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利弊分析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29-000-01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起源于60代中期，其代表人物是德里达、福柯及后期异军突起的巴特和克里丝蒂娃，他们将解构主义引入译学，试图打破形而上学和概念化的方法，宣称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其中，尤其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翻译观给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并开拓了新的视野。解构主义翻译论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开辟了翻译发展的新思路。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学解构很大程度上来自错综复杂的艺术符号活动不甘于这种系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的规范的管束，并且力求与之决裂，胀破其外壳，甚至反过来以片断、碎片和开放性与它抗争。那么，就翻译来说，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如下见解：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所决定的。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

一、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产生了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称为“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里达、福柯、巴特等。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解构主义与翻译息息相关，他的“延异”概念就是为了表明翻译过程中不可捉摸的现象，表明语言学、翻译学中所指与能指，语言与言语等确定不变的关系不能再维持现状；源文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也是译文，它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

二、解构主义带给翻译界的利与弊

解构主义以创造性及开放性思维深入了对翻译的研究。它主要在原文终极意义的消解、译者和作者地位的解构和译文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1、对原文终极意义的消解

解构主义翻译论消解了原文的终极意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是以作者为中心的，它是作者思想在作品中的直观流露，同时也是作者赋意的最明显标志，作品被视为展现作者意图和思想主张的固定不变的意义实体。这种以结构主义为核心的语言中心受到了以摧毁罗格斯中心主义为目标的解构主义的残酷打击，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罗兰等。解构主义以游戏性攻击意义论，解构文本中心。否定意义的终极性，他们将原文作为不确定之物。否定文本的意图、主题、中心本身。在德里达看来，译者的使命是确保语言的生存和生命，转化原文，以保证原文的生命力或比原文生存地更久更好，并且赋予原文以新的生命。从而超越“作者范围本身”的生命。德里达张扬“多义性”的“播撒”和强化不在场的“增补”在翻译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因为能指与它所要体现的在场之间存在着一种时空延异关系。所以译文可以不忠实于原文。

2、对作者和译者地位的解构

解构主义使作者和译者处于相同的地位。解构主义者将海德格尔的“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转换成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不是我们在书写翻译文本，而是翻译文本在书写我们”。顺此思路，解构主义者对语言、书写、阅读等一系列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解构主义认为由于能指、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意义不可确定。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这样伴随着作者的死亡，迎来了译者的诞生。作者之死意味着作者不再是那个赋予文本某个明确意义的权威，因而为阅读文本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式的追求作品的意义而去研究作者是多余的，而译者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权利。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征。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所决定。德里达等解构主义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了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

3、引发译文的不确定性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标准的解构导致的译文不确定性。解构主义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要求破除“罗格斯中心主义”，剖析它的不合理之处，德里达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否认了结构的存在。他的主张的核心就是“解构”，要“突破原有的系统，突破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原，消解二元对立。德里达认为应用“转换”来取代“翻译”这个术语，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控制的转换，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更能体现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差异，差异是翻译存在的根据，翻译必须面对差异与反抗。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开始了新的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和延续。

三、结语

尽管“解构主义”存在种种弊端，但其翻译理论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启迪性的，它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翻译理论原有的、已成定势的认识。首先，它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不再仅仅陷入结构主义的逻辑―数学的思维模式，而是换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其次，解构主义使译界走出了传统翻译理论中根深蒂固的还原论的桎梏，不再执迷于“等值翻译”的探讨，而应该更多探讨翻译中语言间的相互关联，也使人们认清任何翻译都是对于原文文本的当前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尽管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有其缺点，如否定结构、否定意义、否定作者的权威、否定原文的独创性，但解构主义的精神实质―创造性，即重构性，以及开放性思维，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使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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