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

摘 要：翻译解构主义实质上是翻译创新派，它反对并挑战权威，反对二元双方中的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等级观念，解构主义创始人本雅明提出了纯语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这些信观念，并否认原作和译作之间不止于大家所认为的主仆关系。本文将以罗慕士的英文全译本为例，来举证本雅明解构主义在其中的应用，并期望以此来指导英语翻译的学习。

关键词：解构主义；本雅明； 纯语言； 可译性；《三国演义》

1 引言

翻译发生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中，它是由一种语言向另外一种语言的转化，从而使转化后的另一种语言成为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本。跨文化特性是翻译的根本特征，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又依存在语言中，既定的语言又为这种语言的文化划定了既定的地域。从此种意义上理解，翻译又暗示着向目标语言的侵入。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构造，都有其法规的给予性。

2 解构主义翻译观（DECONSTRUCTION）

19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首次出现在在哲学中，后来它逐步影响并拓展到了文学评论、建筑、语言翻译等社会科学领域。从根本来讲，解构主义其实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是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并“因系统的消解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为理论基础的结构主义而得名。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给事物定性，总希望从一个固定点出发，寻找到某个确定的结果或答案。一旦失去这种固定性和稳定感就会感到茫然不安，这种习惯性的定向思维方式就是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现”。

在结构主义翻译观看来，译者必须以原文本为中心，并仰视原文及原文作者，以达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应和等值。而翻译解构主义实质上是翻译创新派，它反对并挑战权威，反对二元双方中的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等级观念，认为在原文和译文间没有绝对的忠实性可言，把翻译及其对原文的阐释看作是对语言的补充，正是这种互补性保证了语言的健康成长。

在翻译进程中，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可小视的。之前的理论在文化方面突破性不大，而解构主义者们大胆的提倡用辩证的、动态的、发展的哲学观点来对待翻译。回顾当代各种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出现前的西方理论大多围绕对应性（EQUIVALENCE）问题进行讨论，典型代表是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而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忠实性而讨论，典型代表为严复的“信达雅”。

尽管受到了各种抨击，但毋庸置疑，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对待译文和原文的关系上是积极的，它突出了译者与译文的地位，并进一步提出原文和译文应该是一种共生关系。各种文化、各种文本产生的解构意义，其目的在于创造出新生命，解构翻译在文化进入语言形式的异质化过程中实现了语言跨文化的本质，不再恪守于某种界限。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一些代表人物，如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保尔・德曼PAUL DE MAN， 笔者在本文将重点分析解构早期代表人物本雅明的翻译观。

3 解构主义创始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

解构主义出现在欧洲的文学批评领域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其解构翻译理论的开山之作并未出现在同一时期。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是20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1923年本雅明为法国波德莱尔的作品《巴黎雕像》撰写了名为《译者的任务》的序言。在此序言中，他发表了自己在翻译领域长期实践中的一些感想和看法，他把译文喻作来生，于是最初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就形成了。1955年，阿多诺和朔勒姆编纂的两卷德文文本《本雅明选集》问世，本雅明论翻译的基本思想才进入了大家视野，其翻译思想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70、80年代，德里达重释《译者的任务》，发现本雅明的基本翻译思想居然和后现代翻译观的基本思想惊人相似，故将其奉为后现代翻译观的先声之作。

本雅明看来，原作和译作并非追求形式或意义上的相似，而是通过持续的转换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进行移位，“翻译的巨大和唯一的功能，就是要解脱沉重的陌生的意义负荷，从语言流动中重新获得圆满的纯语言”。本雅明的语言观是将人类语言作为着眼点，而最终实则是想回归到上帝的纯语言，认为翻译的任务就是要将通天塔后的语言碎片重新整合成纯语言。我国学者所理解的“纯语言”就是完全理解了原文的意蕴的语言，行文传意毫无阻滞、清澈剔透的译文。可译性即翻译的价值，“是某些作品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其再生能力，“原文中固有的某种特殊含义在可译性中自行展示出来”。“只有当作品的语言在自身中蕴含的是精神存在，是真理，是启示，是那不可说的纯语言，它才有可译性”。“可译性的哲学依据是同类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原作的质量和区别度越低，其作为信息的程度就越大，对于翻译就是愈加贫瘠的土地”，可译性就越低。语言直接体现思想，无论语言还是思想，其自身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而可译性确保了语言之间的转换。正是由于文学作品有其可译性才使我们得以接近原作并对其进行翻译创作，这是一种自然而又重要的关联。

本雅明认为：“翻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趋向目标语言的特殊意念，这种意念在那种语言中生产原文的共鸣”。只有从原作中找到所隐含的特殊意念，方可与原作产生共鸣，翻译中也会有译者自身对作品的理解和创造性阐释。从此意义讲，卓越的译文必然是译作者和原作者配合默契而产生的结晶，最终的译作不能离开双方任何一方的努力。

本雅明认为：“在生存中，当一部作品到了闻名遐迩的时候，不纯粹传达主题的译文便开始问世，这种译文与其说符合作品的需要，毋宁说作品由于译文而得以存在”。

由此看来，译文和原文之间绝不是人们在传统上所以为的主仆关系，而应该是平等、互联、共生的关系，原作中的隐藏含意和价值要靠译作来挖掘，优秀译作往往能够促进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的经典化进程。

综合以上本雅明的解构观点，笔者做出这样的图示：

TLTWSL Spiritual resonance

translatability pure language

Channel ：Translation Approach

上图中，SL代表原文本语言，TL代表译文语言，TW代表译者。可以看出，原文本具有可译性是翻译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译者和原文本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共鸣是好的译作产生的基础，对于“纯语言”的运用是两种文本得以转换的手段，也是从原文本到译作的媒介，产生译作是最终的结果。如图显示，译作的产生总是晚于原作，所以译本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是原作生命的延续。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把“纯语言”比作是一个打碎的器皿，原作和译作均为其掉下来的不同碎片，那么如何尽可能的重组这些碎片以求无限量的还原本雅明所说的“纯语言”呢？笔者以为所需要的翻译“拼凑”法就是一直被我们所广泛讨论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也就是说，在做不同语码转换时，正是通过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途径得以实现语言之间的互补，最终无限近似的达到“纯语言”。

4 以罗译本的三国为例

罗慕士（ROBERT MOSS），193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著名的西方汉学家，他所翻译的三国英译本是英文全译本里的最新版本，也是译介公认的最好的版本。译者曾在1976年出版过节译本，之后又到了中国进行深造，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十几年的坚持努力和艰辛创作，最终于1991年在英国推出了他的全译本。1995年首次在中国、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共分上中下三册，共1，698页。

2001年，张浩然对罗慕士的译本给予了评价，认为和之前的译本相比较，新译本“依据语境，活译词汇；译出个性，再现形象；重视语体，展现风格，别具一番特色”。2007年，张煜和田翠芸从译者创造性的角度研究了《三国演义》，并用实例加以证明。同年，孙静艺、王伦又从翻译策略方面指出Roberts的全译本以异化策略为主，并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指出归化并非一定是是汉译英的最好途径，异化方略同样可以起到传播文化的效果”；张旭2010年指出，罗译本应用了一些相对陈旧的语法、词汇，和一些恰当的修辞，做到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成功地传递了原著的古雅韵味”。

例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On and on the Great River rolls， racing east.

Of proud and gallant heroes its white-tops leave no trace，

As right and wrong， pride and fall turn all at once unreal.

Yet ever the green hills stay

To blaze in the west-waning day.

Fishers and woods men comb the river isles.

White-crowned， they’ve seen enough of spring and autumn tide

To make good company over the wine jar，

Where many a famed event

Provides their merriment.

卷首词“调寄《临江仙》”词虽不是原作者罗贯中亲自撰写，但作为译者的罗慕士显然已经对此词有了很深刻的感悟，在选用原作进行翻译时，译者已经把此词作为三国原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首词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在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意境，如此的一篇“史论”本身就富含可译性。而译者就原作所迸发出来的思想共鸣尤其体现在了对“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这句的翻译。本句的意思是：白发渔翁在江中的小岛上，早已习惯了岁月的变迁。词典中对于comb的英文释义是，“to straighten with a comb（用梳子拉直）；to search something carefully（仔细搜寻）；to smoothen and neaten with or as with a comb（用梳子或者类似梳子的东西弄平、弄整洁）”。 这一句译者运用了比喻手法，把岛比作人的头发，而白发渔翁对于历史长河的探究则如同梳理头发那样的认真和彻底，这样一来，译作的读者们易于捕捉到这些老者不是一般的渔樵，而是通晓古今的高士，凸显白发渔翁充满睿智、满腹博学，波澜不惊、从容不迫的指点江山、评说是非功过。而对于这些高士们形象的刻画，译者用了white-crowned一词，crowned在字典中的解释是“provided with or as if with a crown or a crown as specified， often used in combination”（佩戴有、或似乎佩戴有王冠），译者把白发渔樵比作了拥有王冠的国王，更见译者和原作者有着相同的心灵认同感，他们都拥有着淡泊超脱的胸襟，而这也正是译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Comb和white-crowned的妙用使译本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实现了作品间语言的互补，使读者在阅读后能够产生一定的思维空间，不断接近本雅明的所说的上帝“纯语言”。

例二：曹操专权居相府，牢笼英俊用文武；威挟天子令诸侯，总领貌貅镇中土。

Cao Cao took power， Xiandi’s minister， drawing valiant men with arts of peace and war.

Xiandi in his thrall， Cao ruled the lords， and with his martial hosts controlled the north.

本诗句源于小说的结尾诗，该诗与开篇想呼应，综述了后汉三国之风云变幻，是作者对三国的简短概括和总结。而在译者和原作有高度共鸣的同时，却把原作者笔下曹操的“牢笼”之术看成是一种艺术，显然译者在翻译中没有采取直译的策略，对这样一个“奸雄”做出了弱化处理，传递出译者对于曹操作为管理人才方面的欣赏，认为该人物具有理性行事、知人善用、用人不疑、虚怀若谷等这样的优点。这样的翻译是对人物的重新解读和定位后的结果，用意译的翻译策略做到了“意义超越”，“翻译家并不是将自身置于语言之林的中心，不是执著诗的词句运筹，受限于原诗句，而只是从外面眺望林木覆盖的山岭，译者要做的是沉醉于内省，以把握原诗透透溢出来的外在的召唤，这就是译语回荡在原语中的回声”，也正是因为文本的可译性，才给了译者这样的创作空间。笔者认为，从非此即彼刻画人物的“牢笼”一词到一分为二评判历史人物的“art”译词的演变，正说明人类语言碎片在互补中在不断的解放、在不断的接近“纯语言”，而正是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原文进入了其生命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来世。

5 结语

在本雅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并不主张对译作逐字逐句翻译，而倡导译者站在更高远的空间位置来重新审视原作，对原作中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偿，对其浅显之处进行挖掘，原作透过译作而得以成熟。这就需要译者具有高屋建瓴的功力，在把握原文整体内涵的基础上，译出原文之神，而非仅仅之形。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认识和实践上超越了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的对立模式，实现翻译学上的创造性转化，促进人类跨文化的交际与交流事业。

笔者以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并不矛盾，前者是宏观层面上的指导思维，而后者是微观层面上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实践中具体要采取何种翻译策略、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透过本文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再次解读，不难发现，该理论充分发挥了译者的能动性，同时译作的活力在目标文化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使得翻译活动更为积极主动。所以，在批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不应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要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理念来客观的看待解构翻译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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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雅明著，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C/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黄海容.本雅明翻译观评述[J].中国翻译，2007（4）.

4 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5 张浩然.《三国演义》罗译本评析[J].福建外语，2001（1）

6 孙静艺，王伦.异化策略在文化翻译中的成功应用―以《三国演义》Roberts全译本中尊谦语的翻译为例[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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