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共

【摘要】作为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当今的真实形态，而这一论断只有针对其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参照才是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社会主义在其现实和前途方面存在着矛盾，在中国主要体现为合作发展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市场经济与国家掌控、民主政治与领导权威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预期目标应该是建设具有公共性质的文明形态，而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在于此。作为可能的前途，这一预期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性、文明创制的有效性及其政治特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主要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2—0042—06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有着理论和实践的针对性。从理论上讲，中共自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内容有相应的表述，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但是，这些表述基本上是规范性的导向原则和指令性的任务要求[1]，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体上也是对这些原则和要求的论证或阐述。①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理论体系还有待建构，而对现实和前途问题的认识应该是这种建构的一个重要前提。从实践上讲，改革开放已经34年了，而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也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最重要的大政方针。但是，至少从逻辑上讲，“改革开放”本身所表示的应该是一种姿态，并不能说明其预期的目标及其真实的内容，甚至也不能保证它们的实现。因此，作为自觉的设计和行为，改革开放明确的目标定性应该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这种建设已经度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那么现在的一个迫切要求，就是从理论上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可能前途。

很显然，上述问题极为复杂。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说明主要问题，我们将侧重结论的逻辑关系并相对省略不难理解的分析论证和学界熟知的引经据典，针对当前研究中的主要误解和偏见正面阐述几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的真实形态；第二，只有相对资本主义现况才能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主要问题；第三，社会主义在其现实和前途方面是存在矛盾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前途取决于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性。根据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预期目标应该是建设具有公共性质的文明形态，而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在于此。

一、“特色”和“一般”

有特色，就有一般，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包括这种真实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意思，但其前提在于它必须是社会主义，也就是符合并坚持“一般”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说明“一般”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够说明“特色”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来讲，如果这种符合和坚持是真实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当今的真实形态。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具有道义性质，也不是有待研究解决的共识道理，而是已经有了明确答案的理论和实践。这个答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他们就好比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判断标准的发明人，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合理或不合理、值得选择或不值得选择，但至少从逻辑上讲，偏离了发明人的学说就不能算作、或真的不是社会主义了。这样讲绝不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两个最主要的特性，即党性和实践性。换句话说，凡是不真心信仰和不真实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叫做社会主义。

经典文献很多，不过从《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可以概括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四个最主要内容，即破除私有制、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共同富裕。作此概括的根据主要有两个。其一，社会主义不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形态提出的，而且不坚持共产主义目标或方向的社会主义都是伪社会主义；其二，社会主义及其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漫长的时间过程，只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作为领导力量这种实现才是可能的。

科学的理论当然需要发展，但这种发展的根据恰恰是该理

论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和所允许的要求。这些基本原则就像拉卡托斯所说的“合理内核”，新出现的情况总是可以成为这个内核的“保护层”的构成内容。比如，黑洞、反物质、暗物质等等理论甚至现象，并不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反则是为丰富和发展相对论提供了可能。因此，一个普遍的误解或偏见就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过时了，或者说许多新的事物和现象在马克思时代还没出现，所以要进行补充或修正。事实上，如果上述四点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要求，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不违反它们，而且丰富了它们的理念根据和实现形式，所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真实形态。

从理论上讲，自从《共产党宣言》诞生到今天，社会主义学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出无产阶级理论、以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今天尤其迫切需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前途问题，并从理论上给以科学的回答，而“特色”和“一般”的实践一致性就在于，只有不仅坚持共产主义，而且在过渡中不断兑现共产主义要求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义。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极简括地说，在破除私有制方面，创制了公有制主导的多种经济形态共存机制；在无产阶级方面，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并实行与此相一致的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共产党领导方面，创造并实行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共同富裕方面，确定了用发展手段解决发展问题的策略并随时兑现公共用品的公平增多和普遍福利的不断增长。

二、理想与现实的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的，而误解和偏见主要在于消极和片面地理解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说法。从操作层面讲，“不争论”是为了能够尽快开启改革开放，尽快发展起来。但是，“不争论”的合理根据应该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变了，对某个社会形态实体（也就是国家）的性质已经很难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概念来作简单区分。因此，“不争论”不是鸵鸟政策，而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恰恰是社会主义当今所处的状况，或者更具体地说，社会主义（或者它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和西方分别是什么状况。

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政治理想，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权保障，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今社会主义的真实建设。从历史角度讲，科学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提出的；从现实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该在与当今资本主义（为简化表述以下也称为“西方”）的区别中才具有真实意义。在这方面，和片面对待“不争论”相应的另一个普遍的误解和偏见，就是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看成是资本主义获胜的证据。事实恰恰相反，西方之所以还能够宣称它的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强的（有些方面甚至是主导性的）活力，主要原因正在于它吸收和采纳了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极简括地说一下社会主义四个基本原则在西方的情况。第一，西方并不破除私有制，但是在运作机制上一方面保持国有经济的相当比重，另一方面根据经济效益随时对某个经济领域作国有和私营的调整。因此，西方的私有制是由国家或政府来维护和调控的，美国的军事—工业一体化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体现，而且美国一直夸耀它的农业补贴之类的政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仅如此，计划经济，尤其是政府调控以及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是从社会主义学来的，从历史上讲，最早就是罗斯福从苏联学来的。第二，西方当然不主张无产阶级，但是不管出于虚伪还是无知，西方避讳讲，而是把它叫做民意或选举的政权，不管是哪个阶级的。第三，西方也不讲共产党领导，但是它根本就回避谁领导谁的问题，只是宣称各政党的竞争。因此，西方的政党政治不仅不排斥共产党，而且尽可能减弱政党本身的政治领导及意识形态导向功能，比如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更是不折不扣的选举党或选举工具。第四，西方很真诚地希望共同富裕，不仅出于稳定的需要，而且也确实以各种高福利政策来努力兑现共同富裕。如此看来，如果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一种因素采用的量化，那么西方在私有制方面可以算作半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方面可以各算

作四分之一社会主义，而在共同富裕方面基本上是社会主义。

因此，不仅社会主义作为理想已经确立，其主要的价值观也正在逐步成为共识，“不争论”的现实意义只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树立自己的理想目标，并在现实层面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换句话说，表面上全世界都在关注资本主义的前途，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前途。这种关注有三种情况，而它们都重新抬出了马克思。一是担心资本主义灭亡。于是就说过去的资本主义不存在了，而资本主义并没终结，马克思的理论诊断虽然有效，但关键是能否提出各种解决危机的办法等等。二是学者的研究。这条思路很有传统，即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另一方面试图针对新情况（主要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情况）对其作发展和补充。三是极端主义。不仅主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而且还提出全面国有化、甚至极权等要求。事实在于，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不愿意放弃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只是利用或采纳社会主义办法；社会主义也说合作发展，但是要求资本主义不要干涉别国的政治方向。因此，问题在于真实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坚持发展并对世界起什么作用。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理想，那么，相对资本主义来讲，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问题。其一，理想与现实的道义性。无论科学社会主义多么具有客观根据，它作为奋斗目标应该是一种理想，而这个理想如果是值得的，就应该是合乎道义的。因此，必须解决道义认同的问题。其二，理想与现实的逻辑性。由于社会主义成功的全球性和长期性，逻辑上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但是，这方面的内在矛盾在于，当个人从属于阶级的时候，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的充分实现何以成立；如果共产党坚持其阶级、国家以及政党消亡的理想，那么贯穿这一实现过程的突出特征只能是共产党领导功能的非对象化。其三，理想与现实的可能性。现实的情况是，社会主义不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的，而且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势力消长来采取相应行动的，因此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限制中的进攻。但是，这种限制的逻辑根据并不只在于道义认同，更在于物质力量，也就是资本。因此，资本的运作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物质力量方面共同的游戏规则，也就必然产生这两个主义的相互借鉴、吸纳、混合、以及创制。

三、现实与前途的基本矛盾

这方面的矛盾仍然与资本主义有关。就是说，如果现实在于不同社会制度或形态的竞争需要采取相同的游戏规则、或者依据一些基本相同的参照因素，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保证它自身前途的政治特性。就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情况来看，这种矛盾的主要内容至少包括合作发展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市场经济与国家掌控、民主政治与领导权威等。

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各方对自己文明形态、尤其是政治理念的坚持和维护都是以一定的物质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当物质能力发展到势均力敌的时候，如果双方都不想火拼，唯一的出路就是合作发展。但是，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文明取向上是否真的出现了趋同现象，各方的自身利益也必然不断要求修改游戏规则以利于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如果这种情况体现的是一种实力政治，那还算不上矛盾，因为真正的矛盾恰恰在于双方的实力竞争不得不依赖共同的维系，即资本的主宰功能。

资本的运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简括地说就是人的全面异化，而科学社会主义要做的正是消除这种异化。麻烦在于，不仅资本不能人为地消灭，而且今天的物质能力只能来源于资本的运行，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得不一方面努力增进自己的资本运行优势，另一方面却要对同一种行为赋予不同的意识形态导向和解说。于是，就产生出资本主义转型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张力互动问题。比如，资本主义西方造出了金融危机，社会主义中国却只能出手援救。这种援救当然是迫于资本的主宰以避免自己连带遭受更大的损失，但无论如何已经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因为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应该促进和欢呼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又比如“反恐”，这原本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造出来的“另册”，社会主义中国也不得不加以认同，并随时随处都要小心翼翼地在真正的恐怖行为和民族解放之间

作出区别。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就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原本是资本主义的发明，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即用平等的方式获得的平等的权利之间的交易和让渡。为了维护这种经济形态的秩序，西方又发明了民主政治，也就是议会和选举。因此，在维持游戏规则和制定国际新秩序方面，西方一直希望中国也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且总是批评中国这方面走得太慢。但是，西方其实很虚伪，自从斯密发明“看不见的手”以及卢梭宣扬“天赋人权”之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成了特定的和道义为善的概念，不仅资本的肮脏历史和现况被一笔抹杀，而且市场的权利也凭空具有了公平性。现金和实物、流动和固定的财富、地租、技术、知识产权、金融数字等都可以是资产，但当它们只用于产生剩余价值时就成了资本，然而“市场经济”就是用故意混淆这个区别的方式来说自己是公平的规则。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人权也不可能是天赋的。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发明的、并且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运用，而在于怎样运用这种市场经济才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创制，其核心就是国家强力调控。事实上，没有国家（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点不仅已成共识，而且国家（政府）的调控作用越来越大。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与国家（政府）调控作为一种矛盾主要体现为调控的根据以及调控力度的大小，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政府）的直接运作。这种运作的矛盾并不在于所谓的垄断，因为资本主义同样也存在垄断，甚至比中国更严重。矛盾在于，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同时也是经济主体，党政主要领导的第一要务就是增加gdp。因此，无论所有制是什么性质、以及国有企业如何改制并按现代企业方式和市场机制运作，当执政党不仅以政策和导向等方式领导市场经济运行，而且自己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经营操作时，其作为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就淡化了。就是说，政府承担市场主体的职能与承担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责发生了矛盾。

根据上述两个矛盾不难看出，民主政治与领导权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与前途的第三个基本矛盾。民主作为价值观已经得到普遍确认，但是，民主的形式并不只有西方一种，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创制自己的民主形式。无论中国的政治是否民主，以及将如何创制一种新的民主，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的现实根据总是来自共产党自身的权威，或者说是由共产党的权威性来提供和保证的。因此，矛盾并不在于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政治是否具有民主性，而在于民主政治和领导权威是相互分离的。换句话说，政治制度和政党政治的民主与否，取决于共产党的政治操守和执政能力，而不是它的民主性，甚至也不是民主本身的功能，更不是已经由多党合作制度在逻辑上就排除了的政党竞争。

四、理想与现实相一致的可能前途

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能前途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一个哲学或逻辑问题，而是创制的政治属性和有效性。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创制，它的前途可能很好、或者说普遍认同为是值得选择的社会形态，但是和第一部分讲过的问题一样，如果不能继续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再好的社会形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确定都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符合预期的前途只能是理想和现实相一致的。从实践层面讲，解决上述主要问题和基本矛盾包括很多内容，而且具体用什么办法也还很难说，但是从理论上讲，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性应该在于“公共社会主义”（common-socialism）的建设趋向。

作为概念，“公共社会主义”的含义是指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而这里的“公共”就是指共产主义。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个概念有两个原因。其一，科学社会主义在其创始时期就批判了各种不科学的、伪装的、以及反动的“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了“共产主义”这个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然而，“共产主义”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而我们认为把它翻译成“公共主义”应该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因为它所指的并不是对象性地把财产或生产资料拿来共有，而是指自由的个体以自愿联合的方式把一切来自社会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使用于社会。因此，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

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一致，那么其发展方向、或者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性指的就应该是这种公共性质的社会主义。其二，从伯恩斯坦、考茨基直到现在，西方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比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新社会主义”，还有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等等理论或主张，以及以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为代表的所谓“第三条道路”。[2]53-81所有这些都自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正如加拿大学者艾伦·伍德（ellen m. wood）指出的，它们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宣扬“普遍人类之善”，反对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3]1-11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它们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是否具有前述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一致性，而且还在于是否在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性方面坚持公共导向。

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结论，只有不仅坚持共产主义，而且在过渡中不断兑现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这个原则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在理想和现实上的一致性。因此，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能前途取决于理想和现实的一致性，根据就在于这个前途内在地旨向公共社会主义，也就是理想的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个理想的逻辑在于，社会主义要生产使用价值，克服交换价值，就必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这方面，所谓财富的极大丰富或泉涌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更为关键的条件是闲暇时间和消费方式。

在我们见到的文献中，梅扎罗斯（i.meszaros）从分析资本的角度清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取决于如何超越资本，因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或胜利不仅是一个道义问题，更是对资本统治的破除。由于资本的特性及其内在矛盾，今天的社会新陈代谢不仅排除了人类最初（指原始共产主义）的道义，而且只能以屈从资本的专制及其异化方式来实现。因此，资本的统治对于人的自由来讲是“制度化的不负责任”，只有通过由“来自下层的民主决策”所保证的“联合的生产者本人自觉的选择”来控制自己的生产和分配的交换，社会主义的实现才是可能的。[4]984-987，1010-1014

但是，梅扎罗斯并没有具体说明这种“联合”的性质以及怎样联合，而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这个性质就是公共所有制，而联合的机制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这也还只是对某种理想的定性表述，尽管可以根据人类曾经有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来说，这种理想是可能的而并非凭空幻想。其二，未来的具体做法其实就是针对所要克服的矛盾来设计的，所以关键仍然在于对相关现状的理解和认识。在我们看来，既然提出了超越资本的可能，资本的统治就不再是一种规律，尽管名词上叫资本或资产以及剩余价值或社会积累并不能影响资本是物质财富的来源这一事实。因此，关键在于如何驾驭资本，而所谓理想与现实相一致的可能前途，在此不过是正面论述解决主要问题或克服主要矛盾的方式设想，并不是对理想社会的预测描述。这种方式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针对性，而且它们密切关联、互为表里，共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公共文明形态的可能前途。

其一，社会新陈代谢的物质形态，主要指生产关系和消费形态。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阶段，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为的是逐步消减资本对人的统治。但是，这一过程的成功取决于新型的和更为整体性的计划经济，它的主要功能应该在于使联合的生产者能够自愿协调生产和分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公共形态的生产关系，而不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至于消费，除了要保持适度的而不是无度浪费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消费本身成为一种自由创造，包括有益的和个性化的享用闲暇时间。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必然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不仅要使适度消费成为道义和习惯，更要使之成为社会新陈代谢本身的目的性机制；另一是从属阶级中的个人自由价值的实现形态，包括在分工的制约下，个体的自由和类的自由如

何同一。

其二，文明创制的有效性及其政治特性，主要指国际竞争力和意识形态导向。

其实，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是问题，关键是选择和建设怎样的物质状态，包括共同富裕。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预期的文明形态既具有社会主义特性、又具有人类进步以及道义为善的普遍性，比如包括和平、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扶贫、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换句话说，国际竞争力本身是具有政治特性的，而文明创制的有效性同样也要依赖意识形态导向的真实作用。由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全球性的，所以始终贯穿着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意识形态导向的任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自己政治理念的同时，也必须进行国际间的实力竞争、政治妥协、机制借用等技术性创制。不过，从当今政治的现状来讲，最重要的创制就是与社会新陈代谢的公共性相适应、并有助于这种公共性的新型民主。事实上，民主起源于自由实现中的利益分配和权力制约，并由此集中体现为社会（和个人）对国家的制约。从国际关系来看，民主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利益维系，而是打压另一方的手段。因此，民主作为国家形式不仅在逻辑上就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类型，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充足的理由必须并应该创制新型的民主。

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指共同富裕的兑现形态和自我改造。

从实践上讲，树立、实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革命本身的命运，因为这是人在道义上对自然的自由。之所以说“革命”，在于这个价值体系的全人类解放意义，即自觉克服人的自然惰性，逐步形成自由的新人。因此，除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走向公共的价值观还要求正确处理共同富裕的兑现形态和自我改造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并不是对象性的给予，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和闲暇时间）量的增加，而是个体在新型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随着发展水平的随时自我兑现。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也是人自我改造的过程，否则将难免出现各种新的物质主义异化和堕落，甚至对共同富裕的误解和抱怨还会危及到政权的持续稳固。如果说，人民民主以及党的领导在道义为善的意义上都是为了共同富裕和公正分配，那么，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共和公民个体的操守坚持、以及整体发展的公共性方向保证。如果对这一点缺乏自觉认识，处于和资本主义竞争或赛跑中的社会主义将很难有乐观的前景。

注释：

①相关研究的著述很多，无法一一引述。能够体现研究处于这种论证或阐述状况的文章如肖浩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发展完善的进程和特点》，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黄书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等；也可以从高校教材的规范表述中看出这种状况，比如朱志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三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节等。

参考文献：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7）.

[2]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4]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下卷[m].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