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时间:2022-09-14 11:16:32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摘 要]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战略高度,向我国人民发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伟大号召。本文分两部分:一、论述人类文明发展历程,阐明党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和把握;二、从中国道路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等三方面,论述“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中国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005-10

[作者简介]汪玉奇(1953—),男,江西上饶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首席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余品华(1935—),女,湖北黄梅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Title: Heading for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Author: Wang Yuqi & Yu Pinhua

Abstract: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aised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strategic height, calling on Chinese people to “head for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1. expounding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clarifying that strengthening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raised by the CPC is conscious cognition and grasp of law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2. expounding on the great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ead for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Road,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nature of the CPC.

Key words: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党的十报告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二大部分的一个主要部分,独立成篇,作了极为重要的强调;对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实质、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作了全面论述;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不仅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而且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列,作为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总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和途径,这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概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和进展,有十分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报告更发出“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响亮号召,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震撼和反响。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和深度把握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和标志。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般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主要以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和国家制度的建立为依归,其中城市出现作为文明的发源地又最为重要,而中央集权的出现,是文明存在的起点。

文明、文化是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产物。文明的主体是人,对象是自然界客体。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①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从与自然界浑然不分,到把自己作为主体与自然界客体相分离、相区别,产生自我意识;从顺应、敬畏、崇拜和依附自然,到支配、征服和驾驶自然,是文化、文明的发端和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文明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或外化。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才真正证明自己的社会性的类存在本质,证明自己是具有能动性的能进行生产活动的类存在物。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恩格斯也说:“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②“文明时代是学会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迄今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石器时代人们依靠集体力量简单采集、渔猎而生存的原始文明,到以使用铁器从而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出现质的飞跃的农业文明,再到以蒸汽机等机器生产肇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三百多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特征,人类征服自然达到了空前地步。人类改造自然客观世界的物质成果,使人们的物质生产空前进步、物质生活空前改善,而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也臻于历史的极致。这样,工业文明就滋长起一种征服自然、统治自然、随心所欲对待自然的错误理念,以为人是万物的主宰,人对自然可以为所欲为,自然是人类索取的无限资源,可满足人类发展的无穷需求。

但是由于人依附于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人性与生态性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和谐共处的共生关系。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两者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博弈游戏。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规定和制约着人的生存发展。马克思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自然界同人是统一的。“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③这就是说,人不过是有机的自然,而自然不过是无机的人体。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相互制约的。恩格斯也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存在于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的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由此可见,一百多年前他们的一系列论述,就已蕴含着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形成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新理念的天才萌芽和基本原理。

不尊重、不顺应、不保护自然,自然本身的自在自为的客观规律必然要物极必反、报复人类。早在1876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再往后都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②历史证明,世界工业化进程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工业文明在取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辉煌胜利的同时,其弊端也不断显现。自然界不仅已无法满足人类工业化的无尽索求,而且生态灾难频现。面对20世纪70年代后各种全球性问题加剧,特别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全球严峻形势,人们不能不深刻反思工业文明的利弊得失,反思人与自然究应如何相处这一根本问题。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如石油等资源开发殆尽、碳排放引起的大气变暖带来的种种生态灾难以及海洋陆地污染严重等现象,都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已出现严重不协调,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地球再也无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

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生态文明建设提上日程的最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开始了有关“增长的极限”的讨论。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并于1983年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2年该委员会更通过了面向21世纪的《21世纪议程》。2012年,联合国又召开了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宣言。自然与社会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如何,今天已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逐步脱颖而出,深入人心,成为时代的主流。各种环保运动应运而生,西方还出现了绿党之类的政党组织。

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站在开创世界文明发展新形态的前沿,及时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及措施。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九五”计划决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五”计划提出了碳污染物减少的指标。2002年甫一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立即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把节约资源也作为基本国策。2007年十七大更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接着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开始进行战略部署。2012年7月23日在省部级学习班讲话中,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起列为五位一体建设的内容。党的十更是将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表明我们党对生态文明认识的飞跃。由此可见,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位一体”,到十六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再到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直到这次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尤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

中国共产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经验的结果,深刻总结国外工业化、现代化正反面经验的结果,也是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结果。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多年工业化、城镇化的努力,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规模和人民生活都处在历史空前水平。中国崛起已成为21世纪不争的事实,成为人类当代史上最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在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问题,这就是十指出的“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这种严峻形势的出现,除了因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有限和必须加快工业化发展带来人与自然的基本矛盾更加集中彰显外,应当说也与迄今我们的工业化基本遵循的仍是传统工业化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协调的增长方式,基本走的仍是过去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不无关系。不仅中国如此,今天其他新兴国家也都是如此。不过,今天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已经审时度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决心顺历史潮流而动,满怀激情地率先庄严宣布:中国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就将引领人类文明新时代到来的历史重任,勇敢地担在了自己的肩上。

二、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也是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响亮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口号,意义非常重大。它向世人昭示:

(一)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它将领先开启人类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内涵,提供了一个供世界借鉴的现代化新模式、一个人类发展的新模式。

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已成为世界热议的焦点。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作了全面概括和总结,除明确这一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外,而且突出它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基本内涵、内容,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目的。这五个方面的建设都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所独有,有别于其他任何现代化模式,堪称其特色和特征。

十新修改的《中国共产程》,也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和“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写入。这条“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不同于旧型的工业化道路。它与原有工业化道路的重大区别之一,就在于高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内涵突出出来,这是因为:

1.中国作为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怎样的工业化、现代化,这是这一道路、模式所必须破解的难题,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西方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为标榜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是高投入、高消费、高能耗、不计生态成本的增长方式。它在国内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向外扩张,掠夺资源,并将国内生态危机和生态风险向国外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照抄西方这种工业化模式,连西方有识之士也认为行不通。如曾于20世纪70年代率先提出环境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在其2002年出版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就谈到“中国的启示”,认为“中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将是不适用的。”①不仅对中国不适用,对也有10亿多人口的印度以及发展中世界的另外那几十亿人也同样不适用。而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这一发展模式最终对发达国家也必然不适用。他指出,譬如说,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甚至两部汽车,就像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中国每一天就将需要石油8000万桶,比全世界石油日总产量还要大;而为了提供所需要的道路和停车场,就要占用1600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中国稻田面积的一半”。因此,“中国需要采取新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在显示,世界不能长久地沿着现行的经济轨道发展。它揭示了调整经济,建设一个为地球而设计的新经济的紧迫性。”②他称赞中国注重生态经济的做法,指出中国为遏制气候变化而积极采取的行动,“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在过去的这几年间,中国实际上已经减少了碳的排放量。在其经济以7%的年增长率而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将碳的排放量降了下来,这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范例,实在值得人们学习。”“中国还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和水利资源尽可能提高其粮食产量的”。因此,“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现在就可瞥见这种新经济的样子了。”③他说,将西方上百年,几十年“才可取得的进展在一、二十年内得以实现,中国现在正以自己的经历在告诫世人:西方的工业发展模式对全世界都将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架构一种与地球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而不是架构像现在这种跟地球处于对立状态的经济”。④

十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的战略方针,已引起全世界极大关注。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在十闭幕后刊登约翰·马修斯的《绿色中国:一个供世界借鉴的模式》一文,赞叹“在将绿色发展从一个新奇理念上升到全球竞争的新兴产业方面,中国扮演着引领变革的角色”,“中国的绿色发展模式因此成为目前应对全球变暖威胁的最佳方式,鉴于《京都议定书》等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努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中国模式的意义便更加凸显。”⑤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1月25日也报导说:“绿色革命成为北京政纲条目”,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球意义。”⑥

2.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和特征,与继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分不开。正是中华文明铸就了中国道路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天人合一”、主客体统一的生态和谐观,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儒学强调“天”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的自然界,是有生命、有自身规律的整体。人们不仅应“畏天命”、敬畏自然,而且应“知天命”、顺应自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道教崇尚自然,强调“无为而治”,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知常”、“知止”、“知足”。佛学讲众生平等、善待万物、慈悲为怀的生命伦理学,讲人与自然因果相依,构成共生共荣的生命网络。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天人合一”观,是东方文明和谐智慧的重要体现,已引起今天世界的关注。因此,尽管中国是工业文明的后知后觉和后行者,但由于中华文明具有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内在元素,因而今天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工业文明的模式。

3.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已进行了近四百年,而全世界除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加坡、韩国等一些国家外,80%的国家至今仍未实现现代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现代化的后发模式,作为独辟蹊径而又一枝独秀的一种新发展模式,在新世纪突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健全国土空间开发和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既是前车之鉴——鉴于西方工业化道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的严重弊端,也有鉴于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已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现实。如果不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就难以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难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注解与新诠释,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性和感召力的有力弘扬。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处于自由、平等关系的社会,而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生态问题实质上是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问题,是社会所有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是否具有公平的合理条件的问题,即社会所有人能否公平获取自然财富、获取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客观环境和满足自身自然需要的问题,也是种的延续即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在受环境灾害影响下,群体中的每个个体能否享受同等环境安全,平时能否同等享受大自然丰厚恩赐,这应是社会群体中每一个体的平等权利,涉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所以,生态问题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又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而归根结底涉及社会制度问题。文明的转型从来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植根于社会生产组织的变迁。原始氏族社会只产生了极低级的原始文明,真正文明时代始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产生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工业文明,使文明发展到登峰造极,但也使文明的内在矛盾发展到极致。而生态文明的真正实现,只能依赖于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文明的发展,之所以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变迁,这是因为人们在生产中不能不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自然界作用于人,但人通过使用工具,进行“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而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必须是社会生产,即处在人与人一定关系之中的人的社会活动。单个的人作为自然动物,无力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这就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社会性所在。人的生产方式不同、社会关系不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不同的文明。恩格斯指出,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①“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②

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制度才能消除文明发展的这种阶级剥削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③

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必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生态恶化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固有逻辑。恩格斯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④“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必然“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逐的是资本家的个人利润,无法解决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做到善待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只有在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才能消除文明发展的这种内在矛盾,进入更高级的“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个体和人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恩格斯说:“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黯然失色。”⑥这一“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当人们能自觉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影响”(包括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时,“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①他还指出,如果说我们需要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例如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不知道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和历史的比较分析,“人们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现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所以,十呼唤“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不是偶然的,中国高度重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也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党的十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站在时代前沿、富有战略思维的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国内外正反面经验、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党,是一个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党。

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号召,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进一步发展与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不仅将实现人与人而且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重要思想,而且第一次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将这一思想付诸实现;同时,它也是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超越,对人类必将到来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深情呼唤和有力推动。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建党九十多年的老党,始终保持理论创新、道路创新、制度创新的勃勃生机,绝不满足和停留于工业文明所开启的现代化、工业化老路,也不满足和停留于改革开放初期开启的现代化道路,而是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与特色。

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文明新时代”,表明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善于战略思维的党。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列为基本国策,强调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特别是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所有这一切,不仅需要对世界总格局、对时展总趋势、对人类未来命运、对地球的生态危机有全局性、长远性、历史性的深刻审视和洞察,有战略性的时空总把握,而且还需要有作为执政党的雄才大略和历史担当。西方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经常陷入竞选政治中,只图取悦选民满足他们的暂时利益,从而获取选票,因此无法具有恢宏的世界观和长远性战略策略,更无法考虑人类的未来。美国的约翰·马修斯在赞赏中国成为“一个供世界借鉴的模式”的同时,也叹息“可惜这样的行动并没有在美国出现”。他指出美国是全球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之一,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先进、又极富创新精神,“按理说应该成为绿色发展的‘领导者’。相反,直到去年9·11恐怖袭击十周年之际,美国才开始计算十年来的得失。”他还认为,推动“绿色中国”这一新模式的,“既非《京都议定书》那种夸夸其谈的减排承诺(承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不是对工业文明未来所表现出的虚假担心。真正起推动作用的在于国家利益以及可持续工业体系中长期倡导的创新和竞争机制。”①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实际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眼光紧密相连的。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愿景和一系列基本国策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提出,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抓实干、实干兴邦、求真务实的党,是一个真心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党。党的十不仅提出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而且明确提出一系列具体任务和措施,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能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党反对坐而论道、空谈清谈生态文明建设,不赞同如国际多哈会议那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我们一经决定,就必定雷厉风行付诸行动。我们以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并对怎样做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了具体规定;我们以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来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明确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即国土着手,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控制国土开发强度,调整开发结构,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使各地区的开发都能严格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来定位和筹划,形成科学合理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格局、“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格局以及“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格局,达到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目的,并把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也列入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之内,建设海洋强国。这样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和二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就全部纳入国土(陆地、海洋)空间的开发和生态保护的计划和统筹之中。这种气势和作为,这种规划和思路,目前除中国外,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说都绝无仅有。

党的十还对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大幅降低能源、水和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以及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和合理开发,都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对如何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措施,强调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十还提出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三项原则,即坚持共同但又有区别(区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从而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作出贡献。

我们党对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干态度,特别表现在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上。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从机制、体制和制度上解决问题,建立起一系列制度,如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又能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等,可谓非常缜密周全。这样才能不仅通过宣传教育在全民中树立生态文明新理念,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而且还能通过制度的规范约束、检查督促,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党。生态安全、生态保护是关系人们切身利益、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大事,是群众关注和议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一些地方群体性环境事件频发,原因正在于政府部门未能很好地征求民意处理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文明关乎千秋万代、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发展,关乎能否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维护人类健康生活的权益,在不损害自然环境的情况下谋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也需要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而后者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则。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维持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正是党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

总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变。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又必须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我们还任重而道远。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一定会迎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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