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的背后是市场规则微弱”等8则

民企博弈能力低下印证温州商人牛绳理论

北京产权交易所静悄悄到温州又作了一次国企项目推介，但双方的合作可谓意兴阑珊。有人打了一个比方：“他们(温州企业)一定要看到一头牛，仅给他们一条牛绳而看不到牛，他们是不愿意牵绳回去的。”这个比方倒也新颖，可惜并不能证明民企的浮躁。照温州企业的说法，温州企业既无法控股，也不能调配劳动力资源，似乎就剩下了出钱的份。

这到底是温州企业家目光短浅，还是体现了温州企业家精神?民企抓住一根牛绳，当然是想牵住牛鼻子，最后牵住整头牛。这个形象的理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牵住牛鼻子，掌握控股权和资源配置权，不怕整头牛跑了；二是收购与已从事的产业相关的企业，这样通过原来的企业这个牛鼻子，能降低成本提高赢利，进而牵出整头牛。

从已有的国企改革而言，已投资的民企充满了血泪教训。附着于产权之上的资产与人员等资源处置权常常成为他人手中的牛绳等事例，想必都使民企印象深刻――既然牵住牛绳都拉不出牛，更何况牛绳还在他人之手?民企的博弈能力低下，并未获得与财力相称的政治地位，更使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当然，那些顶着民营实则由官员入股的特权企业不在此列。

民企牛绳理论，实在是对此现实的无奈应对。而有关部门或者国企人士，面对此现实，不是反省市场秩序被人为搅乱，不是反思对于产权的尊重意识匮乏，反而将责任推给民企。也从反面证明，温州商人的牛绳理论是多么正确!

不要把经理人养成出租车司机

当然，我们都希望行动与理论都是巨人，能够均衡。删

不要把经理人培养成出租车司机

中国企业承认自己幼稚，所以求知的热情就比那些成熟的世界级企业更加高涨。EMBA、南来北往的培训师、大大小小企业利用双休日或节假日开设的培训班，这成为中国的一道风景线。这肯定是好事，但也有问题。学习之后，执行力没了。经过学习的经理人明显比以前会说了，但是却更不会做了。

问题出在哪里?多半是出在针对性方面。什么人需要什么知识，缺乏什么知识，通过什么办法使其获得，这是我们在打造学习型组织的时候必须进行的准备。否则，像吃补药一样，是书就读，是课就听，结果就会是该学的没学，不该学的学了一堆。这就会把企业的经理人培养成出租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大多都是杂学大师，上至天文地理国家大事，下至风土人情小道消息，无所不通。从出租车司机的岗位来说，这不是什么过错，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应对南来北往客人的各种好奇。

但是，假如我们学习型组织的实践是把经理人都变成出租车司机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连保健品行业都已经在向消费者灌输营养均衡的概念，企业针对经理人的学习更是需要均衡。一个是角色，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知识，后两个服务前一个的要求。三者一致，均衡就形成了。企业是怎么回事呢?假如一定要企业在“理论巨人，行动矮子”和“行动巨人，理论矮子”之间来做一个选择的话，我想100％的企业会选择后一种。

当然，我们都希望行动与理论都是巨人，能够均衡。

民怨的背后是市场规则微弱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老百姓遇到什么问题时一般会归咎自己，从自己的努力与智力等方面找原因。工资低会反省是否自身努力不够，别人怎么能找到高薪工作；供房也是如此。这种内向的归咎思维，源于市场尊重个人的价值，每个人机会平等。市场鼓励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知识为自己服务，人们会自然地把自己的遭遇当作一种“市场结果”，个人享受了市场自由，也要承担由此产生的结果和责任，这就是公民责任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社会，由于市场化处于起步阶段，规则相当微弱，权力的身影无处不在，行政干预之手四处乱伸。

这种氛围下，人们一旦遇到问题，就会习惯性地归咎于政府的权力干预，认为是行政权力的干预使自己陷于这种境地，政府应该为之承担责任――即使有些结果纯粹是市场原因，但由于人们已经形成“行政干预”的印象，也由于无法找到目前的情况与完善的市场体制之间的参照差别，自然把责任推向政府，而惰于自我反思，无法形成自我负责的公民意识。

市场的准则是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由人的禀赋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不平等多数人可以接受，但权力干预产生的不平等也即机会不平等就让人无法接受――当下中国的现实是，市场和权力产生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买不起房、找不到好工作到底是市场结果还是权力掠夺的结果，难以区分，于是所有的怨声都指向了政府，所有的板子都打到政府头上。政府为了缓解民怨，不得不加大干预力度。但这招致更多的不平等，不平等又招来了更多的民怨。

在美国上市代价昂贵的融资

2006年3月24日，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T斯达康因不能按期提交2005年财报而接到将于29日被摘牌的警告。去年因同样原因滑落到摘牌边缘的UT斯达康，业绩不佳是一方面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UT斯达康为满足塞班斯法(S0X)已经疲于奔命。穷于应对的不止UT斯达康，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亚信、新浪、搜狐等在上市的公司为50X头痛已有两三年了。

即使GK、IBM这样的“百年老店”在这部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严格、最彻底的公司治理规则面前也不敢掉以轻心。安然、世通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各方强大压力下祭出的这一法宝不单对公司财务从严要求，更将引发全方位的管理变革。SOX让上市公司高管最“闹心”的是302节要求，CEO、CFO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性予以保证，即所谓的“诚信签字”；404节要求，上市公司随年报提交“内控报告”，阐明管理层建立和维护财务内控体系的责任及对本年度进行总结。问题是公司内控的优劣可否像财务指标那样“审计”一下就可以判定?

只要在美上市，不论在美国有没有业务，塞班斯法案都是躲不过去的坎。在一些A股公司看来，上市融资的成本近于零：花点手续费就可圈来不用还的资金，殊不知股权融资的代价是很高的。而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在对投资者呈现“过度保护”倾向的美国上市，“洋紧箍咒”所造成的直接、间接代价昂贵得有些难以承受。

高管工作外包以解决薪酬与业绩脱钩

尽管越来越多企业有意使公司表现和CEO的酬劳挂钩，但专家发现其间的差异仍然惊人。例如，AT&T的惠泰克尔去年加薪15％，赚了1710万美元。然而根据数据，该公司及其前身SBC通讯公司过去五年的股东回报下降了40％。

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高管的薪酬却很少同绩效挂钩。高管在没有完成任何工作前，也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保证。即使因表现不佳而被解雇后，也会获得一大笔钱。这是许多董事之间一团和气文化的体现，他们不希望在解除高管职务时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并愿意在新任高管未有任何业绩之前，就对他们提供慷慨的保证。

如果看看聘用合同的细节，就会发现，许多年度奖金基本是

得到保证的。提高高管薪酬的主要目的，是产生足够的激励，但现实中，薪酬和业绩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高管薪酬中的相当一部分，如丰厚的有保证退休金和终生免费使用公司飞机等福利，都完全与业绩脱钩。

这些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们一直向众多员工表示，你们的收入太高了。由于从印度、中国、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国家能够找到符合要求而且廉价的人员编写程序或从事其他工作，高管们认为将工作外包是一种提高竞争力的做法。看来，是到了外包高管工作的时候了。美国证管会(SEC)将实施的新规，要求公司从明年起，披露重要主管的薪酬，应该会对董事会产生压力，使他们在核定公司领导人薪资时，开始留心股东的可能反应。

中国不能追随日韩的全球化之路

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韩国一样，中国企业正面临从劳动力和资源密集的低端出口商向高附加值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的转型。

但是，中国的全球化之路依然存在其独特之处。首先，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巨大，这是日韩无法比拟的；第二，中国市场开放的时间相对当时的日本、韩国都要早。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中，许多中国企业借这个机会学习了先进的技术、领悟了全球企业管理的技巧，也亲历了行业领先企业的最佳实践范例。当然，市场的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加入WTO使得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加剧了国内竞争。这与日韩企业在政府保护下成长，直到培育成熟才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路径是大不相同的；第三，中、日、韩的政府产业政策也不尽相同。日本和韩国政府在企业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协调作用，给予企业相应的产业政策支持，培育出三星、索尼、丰田等全球化企业。目前中国发展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而言，中国缺乏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来整体规划和指导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与日本、韩国在市场规模、市场开放程度、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将面临更多挑战。日韩企业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学习，但中国企业必须自主创新，走出自己的全球化之路。

企业家的“责任”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跟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企业家是企业的主导者，所以企业的责任当然也落在企业家的身上，但是某些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不能仅仅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所涵盖。我把这部分概括为四个“不”。

第一个“不”，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不给社会添灾难。中国灾难太多了，矿难是灾难，环境污染是灾难，资源破坏是灾难……一个社会老处在这种群发性的事件、群发性的灾难下，我们企业能够很好地生存吗?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很好地生存吗?

第二个“不”，很重要的就是不给消费者添麻烦。企业和公司的社会责任要对消费者负责，应该说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诚信。从各国的法律历史来看，中国现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还比较差。

第三个“不”，不要忘掉弱势群体。改革开放造成了一部分富者和穷者之间的差距、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市场经济法律应该保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但改革开放以来抱怨的恰恰是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支配资源，从中得到好处。这就是人们对于腐败原因的争论。

第四“不”，就是不要让改革倒退。当前中国确确实实仍然存在着倒退的危险。如果说政府机构里面还有一些保守思想，或者说用传统的概念反对改革，这可以理解。而企业家应该是天生的改革派，没有市场经济我们国家怎么能发展到今天?

宏观调控不要变成观调控

这里所谓“微观调控”，指的是政府为了短期经济运行的平稳，直接干预企业的产出和价格，直接管制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打个比喻，假定天气真的过热，政府用减少财政开支、降低基础利率等手段，通过改变市场中人的预期，把经济气温降下来，那叫宏观调控。至于每个企业――微观视野――在气温普降的条件下如何行为，比如添加衣服还是减少衣服，因为每个企业的体质各不相同，宏观调控是不管也管不了的。倘若一旦判定气温过热或过冷，非号令天下人一律脱衣或加衣，那就是微观调控了。

为什么不希望微观调控呢?例如国家对供地的控制。研究发现，政府集中控制供地，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宏观调控变量。政府行政审批控制供地很可能加剧国民经济的起落，给宏观经济添乱。2004年全国突然收紧的土地供应，非常合乎逻辑地对2005年全国房价上涨发生了重要影响。在房地产需求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严控土地供量只能迫使成交价落在很高的位置上。那就是说，微观调控不但不能帮助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且南辕北辙，要添乱的。

另外，我们这个转型经济中屡悖屡起的“产能过剩”现象有一个重要的微观基础，政策刺激后进入者大举投资的诱因，恰恰是行业内现存大量低生产率企业!我国真正“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一定是：多种所有制企业一起上，市场准入不易退，政府干预频频。这样的产能过剩，当然不是微观调控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