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武侠

对于人类来说，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天赋人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然而人类的自由总是受到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种种限制，从而使得其行动、思想等自由遭到破坏。为了争取自由，古往今来的先贤们无不为之奔走呼号，极力追求。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与武侠，均不约而同地展示了各自的自由观。从对自南的追求来看，道教和武侠的本质是相同的，从此种意义上来说，两者是相通的。认真分析道教与武侠的精神实质，不仅有利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深化，同时也能够使得两者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一、道教的精神实质是道法自然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最具有中国宗教的特点。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东汉末年，南张道陵正式创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直接参与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构建，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我国千年以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在理论上，它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在实践上，它继承了先秦时期方士的神仙修炼经验和成果，在道教的宇宙观、人生观、神学等方面有其鲜明的特色。道教的流派很多，著名的代表人物也很多，各个阶段的学说方向也不同，那么道教的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道教之道的最基本规律是自然，或者说是本然。愚以为，道教最重要的精神实质就是对自由的追求。

首先从道教精神在政治上的反映来看，道教奉行的是无为而治。道教的历史根源来自于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现象和各国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无为而治是道家提出的古代政治原则之一，也是后世道教基本思想和修为方式。所谓无为，是指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不妄为；治，则是指自己不妄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道教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而来，而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也遵循道的规律。

无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无所作为，它不是消极的。相反，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积极的，它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道以自然为本，让事物按照自己内在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它在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下运行。在道教看来，只有不去对事物发展横加干涉的发展，才能让事物正常存在。

成语“萧规曹随”，则是无为而治最典型的反映。西汉开国宰相萧何临死前，向汉惠帝推荐了曹参。萧何在世时，制定了明确而完备的法令，曹参似乎都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而只是与人喝酒聊天。但正是他将萧何制定的法令继续坚持下去而不妄为，他在位期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汉武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道教的追求自由还体现在养生方面。道教是一种重生宗教，它相信自然而然地修炼能够达到个人之长生不老。提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念，他们以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作为个人修炼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探求了种种健康养生的方术。在什么样的人能得道的问题上，充分体现了道教的自由平等思想。修道并非男子的专利，妇女同样可以得道；无论是享受荣华富贵的人，还是上顿不知下顿的贫民，只要你潜心向道，精修勤练，都可以得道成仙。所以，葛洪说：“至于仙者，唯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同样，《绿野仙踪》中，无论是家产万贯的冷于冰，还是曾做过绿林强盗的连城璧，在潜心向道下，最终都先后得道成仙。

再次，道教推崇洒脱的生命观。庄子的妻子死后，他的好友惠子前往吊唁，责问他不仅不哭，反而敲盆高唱，他回答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认为，死也是另外一种回归自然，是应该值得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道教修真的生命自由观。

第四，道教追求忘世自由。道教认为，现实社会泯灭人的天性自然，追求回归自然，做到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至隐隐于心，庄子就主张“相忘于江湖”，忘掉世俗烦恼，摆脱物质束缚。《水浒传》中，道人公孙胜屡次用高深的道教法术为水浒好汉解危，战胜强敌，所以在一百零八条好汉排名中，他排在第四。但在梁山泊被招安后，众人都衣锦华贵，各自得意，而他则以“回归山中，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为由，径自而去。之后，神行太保戴宗也回归道教。这都是最洒脱的道教忘世自由精神。

二、武侠的本质是追求自由的江湖生活

我们说道教的精神实质是“道法自然”，是追求自由，那么武侠的自由追求具体又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早在先秦文学中，就有关于论剑说侠的记载，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则有关于游侠刺客的记载。到了汉代，出现了武侠文学的雏形，经过六朝时各种志怪小说的发展，到了唐代，唐传奇代表了武侠文学的一个成熟期，经过宋明清等各朝发展，到了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出现了一波高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港台掀起了武侠文学的另一波高潮，从2001年开始，在大陆又开始了新武侠的兴起。在武侠文学的发展中，出现了金庸、古龙、粱羽生等许多武侠小说宗师，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武侠作为通俗文学，一直活跃在民间，成为构成我国民族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武侠是尚武和侠义的融合，武只是手段，而真正的实质则在于侠，侠是一种自由和追求自由的努力。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中就提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所以，才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刺秦王，才有《水浒传》中各好汉在招安前，为了自由而纷纷投奔梁山。愚以为，从具体上来说，武侠的自由追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武功的修炼上，越是道法自然，顺势而为，才越有可能获得最大突破，乃至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一方面，从武侠中的剑和术来看，体现的是一种无招胜有招的自然和运用时的自由发挥，不守成规。武侠是一种打的哲学，在打的过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琴棋书画剑酒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儒道释等众家思想也贯穿于始终，而武则成为一种思想的载体。武侠中出现最多的兵器是刀和剑，关于运用刀剑的术，武侠中历来不乏精彩论述。在杜甫诗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就有对剑术的记载：“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古龙小说中有个最出名的小李飞刀，《九月

鹰飞》中是这样描写的：“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像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没有人知道飞刀以什么招式发出，因为李寻欢发招时的招数是千变万化，从常人所意料不到的角度出手，所以当对手看到飞刀时已经来不及了。

同样，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对独孤九剑是这样描写的：“剑法中有招如无招，存招式之意，而无招式之形……招数不是‘浑成’，而是根本无招……通晓了这九剑的剑意，则无所施而不可，便是将全部变化尽数忘记，也不相干。”浑然天成胜过强行雕琢，无招胜有招，只重精神意识而不拘泥于形式，正是独孤九剑的剑理。但独孤九剑不是胡乱地使剑，而是在充分掌握了其他掌法、剑法、枪法的基础上，将之融合而成，忘记了所有的招数，故其招数是千变万化的。小李飞刀和独孤九剑的无招胜有招，正是体现了道教思想中的道法自然，自由而行。

另一方面，在武侠的修炼和养生上。武侠中的侠客具有各种类型的武功，除了各种娴熟的拳脚功夫及外家功夫外，最主要的是内功，两个拳脚功夫水平相当的人，谁的内功高，谁就更有可能赢。武功的修炼讲究外练筋骨皮，内炼一口气。这口气就是内功，或者叫做内力、真气等。武侠中人的内功不是天生就有的，它是后天慢慢修炼而成，通过打坐以及吐纳导引之术修成，或者继承别人的内力。这一条内功的修炼之道则来自于道教中的养气、炼气等气的培养。有了气的大小周天的循环J顷畅流通，才能使人达到心旷神怡、通体舒泰的境界。金庸小说《侠客行》中，面对侠客岛上被参研了几百年的壁画，江湖豪客都纠缠于字面意思而不得其解，只有不识字的石破天反而从最原始的蝌蚪游行状的内力行进路线上悟出了心法，众人强求而不得，无欲求的石破天却一举而得，不正是道教的道法自然之理吗?

同样，武侠中的炼气和道教的养气之理是一致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道法自然，因势利导。正道人士的修炼讲究一层一层地推进，而邪魔外道则追求速成法。虽然在短时间内，速成法能够取得正道修炼长期积累才能达到的效果，但是却留下了不少隐患。所以，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金毛狮王谢逊练成了七伤拳，但因为七伤拳的修炼违背人体自然常理，所以在伤人的同时也是对自身的摧残。如果强行修炼某项武功，其结果往往是走火入魔。《射雕英雄传》中，西毒欧阳锋被骗强行倒着修炼《九阴真经》，结果变得疯疯癫癫。

此外，从武侠中的侠客来看，很多侠客本质上就是道之侠，逍遥之侠。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讲究的是，习武之人行事当求光明磊落，无愧于心，所作所为即使狂放大胆，不拘习俗，却不失为大丈夫的行径。他们所作所为，往往以自己的性情为出发点，而不会以死板的社会道德来约束自己。这样的人，在传统武侠文学中，常常被称作“邪”。他既不同于高大全的大侠形象，而其行为又不同于“魔”之类的人物，常有各种名门正派亦有所不及的侠客行为。例如，金庸小说中的杨过，从小孤苦，不受世俗规则所束缚。所以，在他遇到他的“姑姑”兼师父小龙女之后，他能够直接表现自己的爱情追求，发生了一出古代伦理社会所不容的师生恋。同样，古龙小说中有位盗帅楚留香，是一名劫富济贫的侠盗。他为人风流倜傥，足智多谋又善良多情，虽然武功高强，但从不杀人，他反倒救人，即使那个人此前一刻还在想杀他。无论是杨过还是楚留香，还是庄子，他们是随心所欲的，因为他们看得开，顺其自然，遵循内心所向，体现的是道教的旷达、洒脱与随性。

与道教的追求忘世自由相呼应，武侠中的很多侠客最后也都选择了退出江湖，归隐山林，去过更加自由的生活。《神雕侠侣》中，杨过助郭靖守完襄阳后，与小龙女一道归去；《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决战上官金虹后，与孙小红一起远去；《鹿鼎记》中，康熙身边的红人韦小宝处于康熙与天地会之间的夹缝中两难选择，最后带着七美隐去；而最是自由不羁、纵酒狂歌的令狐冲也放弃了任我行的青睐，与任盈盈泛舟而去；《大唐双龙传》中，徐子陵和石青璇两个与世无争的人，最终成为一对隐居的神仙眷侣。

所以，无论从武侠的表层还是实质来看，武侠与道教其实是相通的，都是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只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自由。道教和武侠中部分大侠的避世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消极的。如果人人都采取避世不出，隐居山林，那么自由也就不成为自由，道法自然反而成为了一种刻意。今天的我们来看待自由，是立足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基础上的自由追求，而非避世的消极自由。

三、当代武侠文化和道教的结合

现在已是21世纪，如何将武侠文化和道教更加深入地相结合，如何将这两种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传统文化发展传播下去，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命题。

首先，武侠文学的创作者们与道教的修习者应该互相学习，互相结合。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的形成、传播和繁荣，需要众多致力于此的人自发地传承和推广。就武侠来说，它一直以来能够流传于大众，除了国人内心中的任侠气质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众多武侠文学作品的塑造，得益于这些作品背后的作者。等到现代影像技术的发明后，武侠影视剧的创作则更进一步地将武侠文化从视觉上传播开来，武侠编剧、演员和导演也成为武侠文化传播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而道教则从它的诞生之日起，众多的修炼者自发地担当起道教文化传播，除了发展道教的养生文化、处世文化外，还根据道教基本思想创造了太极拳、太极剑、太极舞、形意拳、八卦掌等道教的衍生文化。我们知道，虽然武侠小说与武侠影视中经常出现太极、八卦掌等功夫，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创作者并不是身怀道教功夫的修习者。这也导致了武侠创作中关于道教的功夫与实际的道教功夫是有差异的，或者可以说是互相陌生与隔膜的。

2008年底，我与一批当代武侠文学创作者们参加了在武当山举行的武当太极文化节。武侠创作者们第一次近距离地与众多太极功夫的修习者们接触，也看到了现实中的太极功夫。这为武侠创作者们的日后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而太极功夫修习者也得到了向大众传播自身理论和功夫的机会，他们的精辟理论可以被武侠创作者们自然地融入武侠创作中去。

21世纪以来，特别是武侠影视在传统文化的表现方面体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它从视觉、听觉、思想内涵等方面为道教文化与武侠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方式。一部电影《少林寺》让少林寺以及少林文化、佛教文化为世人所熟知，这也是道教文化和武侠文化更紧密结合的一个借鉴。

其次，武侠文化与道教文化都应该呈辐射发展，发挥自身文化优势，并积极吸收其它优秀文化为己所用。

我在《武侠文学代表民族文学》一文中曾经提出，武侠文学是最具开放吸纳性和辐射性的民族文学。“从东汉到明清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武侠文学不断吸收民间传说、志怪小说、传统武术、言情、公案等元素，极大地丰富其内容与形式，并形成独特的风格，在文坛上公开占有一席之地”。而在新世纪，武侠又吸收了日韩动漫的优秀元素及现代搏击技术。

同样，道教文化也可以开放地吸纳其它文化的优秀元素。比如，在前文我已经提到，道教文化有追求避世自由的一方面，这一点体现在了武侠文学中的那些最后归隐山林不出的大侠身上。在此点上，儒家的积极人世观可以为道教文化和武侠文化所吸收。在我看来，某些时候的积极人世并不违背“道法自然”的基本思想，相反，它正是以暂时的人世来换得日后的忘世自由。

我相信，在新时代，我们的武侠文化与道教文化，将会依据自身特色开始各自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