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9 03:26:00

道教哲学论文

道教哲学论文篇1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道教哲学论文篇2

关键词: 《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 经典教育方法 教学改革

中国哲学经典一直以来是高等院校中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在重视通识教育的今天,为了增加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提高人文素养,中国哲学经典在许多高校都作为一门选修课程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专业的学生。经典教学在上海海洋大学综合选修课程《中国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课程根本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了解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从而不断启迪智慧,提升人生境界。与此同时,由于过去中国哲学经典教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等在当代新背景和新要求面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寻找新的经典教育方法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建设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回归中国哲学经典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中国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医学、科学、文学、艺术,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直接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又要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学习中国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意蕴内涵在不同的哲学经典上,要想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其演变的逻辑,离不开对中国不同时期哲学经典的把握。

过去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中国哲学史家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些是直接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架构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这样就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方法对于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理特征、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有着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叙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胡适运用的方法主要是西洋的实证方法,对于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方法的意义,却没有真正从理论建构和创制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进一步运用倒是阻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哲学原本教化作用的发挥,因此金岳霖先生认为该书美国式的“成见”过多。他认为《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此书给人一种奇怪额定印象,让人觉得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作者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诸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比如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任继愈先生的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精神难以达到完全的相契。当然我们可以吸收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优势资源来建构中国哲学,但是如果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身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文化系统,那么很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所以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深刻意蕴,就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经典中去探寻中国哲学活的精神,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性教化功能,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典:一是可以把历史上经过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诸多典型经验教训,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揭示其规律和特点,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继承这份珍遗产;三是可以吸纳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哲学经典教学改革的方法

经典教育法在有些课程中也会应用到,但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对此方法运用的具体手段也应有所差异。就经典教育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运用而言,需要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注重经典教育与人生智慧的启迪相结合,从而达到传统经典的人生智慧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目的。因此,要想使得经典教学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运用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探讨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阅读准备。通常在经典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中国哲学经典作者的观点、影响、评价,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讲授某部经典之前,规定学生需要在课前做好经典阅读的准备。比如在准备讲解《道德经》这部经典之前,可以要求学生通过阅读《道德经》事先了解以下内容:老子的生平简介、《道德经》简介、《道德经》主要观点、《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哪几章、《道德经》的人生哲学和《庄子》的人生哲学的区别等。这样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前,学生有了大致的了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了突出本课程是引导学生吸纳经典人生哲学中的智慧这一目的,所以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阅读准备时,需要帮助学生筛选经典中与人生问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来阅读,避免平分秋色。

其次,注重分组讨论和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的比例。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组织讨论、交流,教师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活动的组织者,其次才是讲解者。比如在讲《论语》这部经典的时候,教师提出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论语》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与《论语》有哪些相契合的地方,《论语》中表现人生智慧的有哪些章节,《论语》和《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何相似和不同,《论语》中的哪些内容对你影响最深。可以引导学生将小组中对这些问题思考结果进行概括并形成报告,然后派小组中的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报告,报告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比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对《论语》的人生智慧讨论之后,总结这种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其长处表现在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其短处表现在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乎情止礼义”的中庸之道、压抑个性和情感调人世现实、忽视抽象思辨等。为了达到以上教学效果,必须扩大平时成绩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可以各占一半,平时成绩包括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讨论、小论文等。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其主要目的就是激励学生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学习,避免期末考核中一张试卷“一锤定音”的片面性。

最后,教师对经典的诠释要以增长学生的人生智慧为目的。作为经典,虽然其具体思想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整部经典蕴含的精神能量只要与经典阐发所激越的人生智慧相沟通,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彰显出来。《论语》尽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代代中国人的口诵日记中潜在地发挥着一种人性教化的作用,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不断向善。这一强大的教化作用应该在《中国哲学与人生》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来,使之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从而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讲解《庄子》时,就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思路来深入剖析庄子的人生哲学。第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庄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第二,生命的意义何在?《庄子》借庄周梦蝶的寓言来表达人生如梦的感叹:“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第三,《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第四,达到真人境界的途径是什么?一是吾丧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二是坐忘与心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最后,通过老、庄、禅比较来凸显《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老子是以无情展示其人生哲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庄子确是有情的,“与物为春”,“万物复情”,“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禅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种境界彰显其对无情与有情的超越。《庄子》的内容纷繁复杂,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而言,我们只关注其人生哲学,所以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展开,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大概,通过与老子、禅宗人生智慧的比较,又可以凸显庄子人生智慧的特点。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庄子》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些困境,超越这些困境,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全新的境界,进入到一种精神极度自由放松的状态。

三、中国哲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是世界各族文化的根本,是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中经典教育而言,其目的不是追求直接回到经典本身的文句和文意当中,而是运用现代教育方法,使得学生了解并吸纳中国哲学经典蕴含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智慧。所有经典教育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进行哲学经典教育是维系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心理结构、共同的精神价值,根本缘由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传承着共同的经典。因此,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而在不同的经典中,哲学经典又显得尤为重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展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重现和恢复传统民族心态。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高度,而文化思想的高度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具有的经典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一个民族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民族成员在人文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其次,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而哲学史的就是一部部哲学经典的延续,所以进行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水平,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逐渐由浅入深,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如何不断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

最后,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启迪智慧,提升境界。传统经典承载的是民族精神,经典教育以此为依托,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性和人心的显发提供精神家园。经典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梳理民族心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促进心理健康。比如《论语》的人生启迪有“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变通比执著更重要,人无无虑必有近忧,成功需要勇气更要智谋,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道德经》的人生启迪有“知道满足是富有,坚持力行是有志,轻诺必寡信,勇于不敢,少取反而获得”;《庄子》的人生启迪有“与物为春,无用乃为大用”;《坛经》的人生启迪有“破除贪、嗔、痴”。可以看出,儒家经典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丢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这些经典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无根的,它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传统经典的延续。经典教育对于人文素质的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结合学生当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惑给予新的诠释,启迪智慧,丰富心灵;在运用经典教育这一方法的同时,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启发式教学,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法,从而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得这一高水平建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仲林.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

[4]郭齐勇.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M].北京:中华书局,2008.

道教哲学论文篇3

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人性论》,《人性论》第一卷改写而成的《人类理智研究》,《人性论》第三卷改写而成的《道德原则研究》和《人性论》第二卷改写而成的《论情感》,以及《<人性论>概要》和宗教哲学方面的《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其中,《人性论》是目前较为公认的休谟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提到了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就是休谟的大部头专著《人性论》。但黑格尔概述休谟哲学时没有从《人性论》引用一句话,而是引用布勒写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写的《哲学史纲要》。如果黑格尔读过《人性论》,那么即便他反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在谈休谟哲学内容时也应该会引用《人性论》中的原文。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但似乎并不太冒险的判断—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时没读过休谟《人性论》。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再做出一个类似的判断—黑格尔了解休谟哲学主要是通过他所引用的布勒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的《哲学史纲要》。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除了上面说过的《人性论》,还有一部《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黑格尔介绍时说这本书的“第一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而实际上1742年休谟出版的是《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或译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试论》)。在休谟的理解中,“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品味(tastes)和情操(sentiment) ",而“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且相互依赖的人”。基于对“道德学”和“政治学”异于常人的理解,休谟把他的4篇哲学史论文与论及品味与情操的短文,加上政治方面论及政府的第一原理等主题的文章一股脑儿编人了他1741和1742年分两卷出版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1748年再版时内容虽有删增修订,但题目未变。直到1753到1756年出版《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时,休谟才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对书籍内容范围的理解,把《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改成《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所以,黑格尔介述他所知道的这部休谟著作时在时间或书名上是出了差错的。虽然存在黑格尔读过休谟这部分原著而对原著标示的出版信息记忆有误的可能性,但似乎更可能的情况是黑格尔参考引用的二手资料误导了他。

黑格尔对休谟哲学著作介绍的文字中仅提了上述《人性论》和《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而且很可能没有读过《人性论》。至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以及《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黑格尔似乎根本不知道。当然,简要概述《人性论》的《<人性论>概要》是黑格尔去世之后的1938年才重新被发现并确定是休谟著作的,黑格尔就更不可能读过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风险较小的推断,即黑格尔介述休谟哲学的内容时,自己没读过休谟的《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主要哲学著作。至于黑格尔是否读过《人类理智研究》,不能确定,但总体上他不够了解休谟哲学是确定的。黑格尔自己不了解休谟哲学,所以述评休谟哲学时也就不得不依赖和借助二手资料了。

道教哲学论文篇4

文德尔班的这本《哲学导论》类似于一本哲学问题的百科全书。我们看到,在这本书中,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主要哲学概念和哲学思想。全书一共分为了理论部分和价值论部分,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种划分和康德、亚里士多德的划分是一致的。在理论哲学部分,他划分了本体论问题、发生论问题和知识论问题,主要讨论了认识的对象、对象的产生和知识的来源等问题。在本体论问题中,他主要讨论了实体和表象、存在的量和实在的质的问题。在发生论问题中,他主要讨论了事件概念、因果性、机械论和目的论、心物事件的问题,涉及了内在性和超越性、机械论和目的论,心物平行论等问题。在知识论问题中,他主要讨论了真理问题、知识来源、知识的有效性、知识的对象问题,涉及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先天主义和后天主义、心理主义、实用主义、不可知论、怀疑主义、现象主义等问题。在第二部分价值论问题,也就是实践哲学中,他主要划分了伦理学问题、美学问题、宗教问题三个部分,主要讨论道德、政治、艺术、宗教等实践问题。在伦理学中,他主要分析了道德原则、公共意志、历史三个问题,涉及到了幸福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享乐主义、至善论、绝对命令、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等问题。

在公共意志中,他讨论了家庭、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国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律的定义等。他把政治问题也放入伦理学问题中,用公共意志来解释政治问题,这显示了他的康德主义立场。在历史问题上,他讨论了人格的解放、历史的统一化、历史的进步、道德的进步等问题。在美学问题中,他讨论了美学的概念、美的事物、艺术问题,涉及到了无利益的愉悦、自然的美和艺术的美、情感的共鸣、崇高、模仿、游戏、天才等问题。在宗教问题中,他讨论了神圣的概念、宗教真理和实在与价值的问题,涉及到了良知、上帝、宗教的分类、灵魂不朽、神正论、唯信仰论、上帝存在的证明等问题。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流派,阅读本书可以使我们对重要的哲学问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说,这本书是哲学问题的百科全书。本书的规范性、系统性和逻辑性也是无可挑剔的,使我们可以快速地把握哲学思维的基本框架。可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我们确实很需要一本哲学导论,而文德尔班的哲学导论确实可以很好地使我们理解哲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当然,在文德尔班之前和之后,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哲学导论。例如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也可以说是一本哲学导论,其中传达了康德关于先验哲学的基本设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是一本哲学导论,他试图以辩证法的方法论按照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构想哲学概念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从而为现代政治和现代哲学进行立法。所以黑格尔后来把《精神现象学》作为《哲学全书》的导言。当然,《哲学全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哲学导论。如果我们对比《哲学全书》和《哲学导论》,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在当代,各种不同的《哲学导论》也有问世。例如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的《哲学导论》,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还有各个大学开设的哲学导论课程,都反映了不同学者对哲学的基本理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本书呢?我想起了1929 年海德格尔和新康德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卡西尔在瑞士达沃斯的辩论。达沃斯的这次国际大学课程本来是由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分别主持的一系列讲座构成的,但是后来却演变成海德格尔和卡西尔关于如何理解康德哲学的论辩。

新康德主义对康德的知识论解读和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存在论解读哪一个是正确的?这实际上表现了他们关于自由、有限性、客观性、真理和哲学的本质等问题的不同观点。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在早期是现象学运动的主要代表,他把现象学的思想和方法应用到了形而上学的存在问题上,试图更加源始地思考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他试图超出现代性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来思考哲学,以全新的哲学思维取代传统的哲学思维。虽然海德格尔同样没有摆脱现代性的历史主义,但是他的一系列思考却深刻地揭示了现性主义蕴含的巨大问题和危机。所以在这场举世瞩目的辩论之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新康德主义运动逐渐走向终结。这显示了新康德主义的局限性,也显示了康德哲学的局限性。可以说,海德格尔和卡西尔的哲学论辩归根到底显示的仍然是什么是哲学,哲学何为的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哲学,哲学何为的问题,我们需要追根溯源,回到哲学诞生之初。

在遥远的古希腊城邦中,确实如施特劳斯所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或者学问。不论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古典哲学家还是后期希腊哲学家,都把哲学作为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例如当泰勒斯面对宇宙万物说一切来自于水,也复归于水的时候,他不再被眼中的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所迷惑,而是达到了和本原同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超然物外、自由安宁的崇高境界。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的特点就是可知而不可见。他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获得净化和升华,从而摆脱轮回,进入永恒极乐的世界。赫拉克利特也追求超越外在的现象,而认识万物内在的本原。他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逻各斯在火中是直接表现的,认识支配无常的逻各斯则是人的最高快乐。最优秀的人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生灭的事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哲学生活的超越性和独立性更加明确和清晰了。他们区分了哲人和民众。哲人追求永恒的实在,一个真正专心致志于真实存在的人是的确无暇关注琐碎人事,或者充满敌意和妒忌与人争吵不休的;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他看到这种事物相互间既不伤害也不被伤害,按照理性的要求有秩序地活动着,因而竭力模仿它们,并且尽可能使自己象它们。而民众由于被纷繁复杂的现象所魅惑,所以俗人一生都在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努斯是与人的东西不同的神性的东西,这种生活就是与人的生活不同的神性的生活。? .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哲学家区分了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哲学生活是爱智慧的生活,追求智慧的过程也就是灵魂净化的过程,这种智慧和净化意味着超越自身的感官欲望和情感的束缚,超越外物的迷乱颠倒,最终达到永恒的真实的超越的理性境界。所以古希腊哲人认为哲学生活是独立的、神圣的、至高的。哲学生活高于政治生活,不能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不论是政治目的、宗教目的还是科学目的等。在哲学生活的崇高境界中,哲人达到了同一性的不动心的境界,成就了一种宁静而高贵的精神人格。我们看到,文德尔班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古典哲学精神。在这本哲学导论中,我们首先看到文德尔班对于哲学生活的辩护。在一开篇,文德尔班就表明了他对于哲学的激情。哲学成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改变他原有的观点,这是十分可能的,也许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哲学所讨论的并不是冷僻晦涩、需要具备某种特殊技能才能发现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讨论的正是生活本身以及各种科学迫使我们去关注的事情。哲学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彻底检验我们眼前及周围的一切。在这个功利化的世界上,我们必须维护哲学的激情,应该保有一份纯粹的对智慧的热爱。文德尔班也坚决维护哲学的独立性。《哲学导论》必须既不是对历史的纵览,也不是对某个体系的辩护,而是必须向读者介绍哲学化的科学,介绍鲜明的反思活动,介绍对哲学主题、思想的张力以及试图缓解张力的各种方案的直接理解。也就是说,他反对把哲学划入到某种专门学科,从而取消哲学独立性的观点,例如有的哲学家试图把哲学归结为逻辑学,这实际上否定了哲学生活的可能性。同样,他也反对把哲学看作是哲学史的思想,例如黑格尔的哲学史就是哲学。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哲学是对生活本身的反思,哲学不能归结为历史性的活动,而是追求当下的真实的生活。文德尔班也肯定了理论生活和实践生活的划分。那些满足于静观带来极乐的孤独思想者总是远离那些过着实践生活的民众们。仅就分工而言,这种分离是对的,因为只有完全无私的研究者才能真正收获知识的累累硕果。不过,对一般人的生活来说,理论和实践这两方面往往相互交织。但是,因为文德尔班最终仍然是以康德哲学为归宿的,所以他的哲学仍然属于现代哲学范畴。

例如,在实在论或者本体论的部分,古典哲学把至善作为最终目标,至善决定了真和美的本质以及我们对它们的认识,所以并不存在一个脱离了至善的实在或者本体。而现代哲学则倾向于把本体和至善隔离开来,把真善美分开。在知识论的问题上,古典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可知论,而近现代哲学则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历史主义。在政治学的部分,文德尔班使用的术语是公共意志,这是非常康德化或者卢梭化的概念,也偏离了古典哲学对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解。需要特别说明的,文德尔班把哲学和宗教相提并论,认为宗教是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宗教是对世界的不满情绪,是对某种更加纯粹、更加美好、更加持久以及超越时空的东西的追寻。

这种观点仍然是一种基督教的传统,而不是古典哲学的观点。在古典哲学看来,宗教生活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政治生活是世俗的,宗教生活也属于世俗生活的部分。所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认真讨论过所谓的宗教问题,甚至在古希腊语文中没有宗教这个语词。在古典哲学看来,宗教的最高品质是虔诚,但是虔诚并不是一种美德。这充分体现了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文德尔班还把柏拉图的哲学热情归结为宗教热情,柏拉图证明超感世界之实在性的动力一定来自他的宗教情感。应该说,柏拉图对智慧的追求来自于理性精神,而不是宗教精神。在古典哲学中,哲学生活是最高的,只有哲学生活才能被称为神圣的。但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宗教成为了宗教,宗教成为了神圣的,哲学则成为了世俗的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的神圣性被宗教的神圣性取代了。这都是现代哲学没有摆脱基督教观念影响的表现。现代哲学一方面反对基督教神学,试图成为真正的严格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又无法突破基督教的观念,始终受到基督教观念的制约。即使尼采试图彻底摆脱基督教,但是他也没有突破基督教的局限性。因为这涉及到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理解。具体来说,在古典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而在近现代哲学中,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成为了基本问题。这种基本问题的变化不能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演变或者进步,而应该看作是对哲学本质的理解的偏差。因为近现代哲学受到了政治的和历史的问题的制约,所以,近现代哲学把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而一种哲学问题如果受到了政治的和历史的制约,那么这种哲学问题就不是普遍性的、永恒性的,所以近现代哲学也就不是普遍的永恒的。这就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局限性。而古典哲学没有这种政治的和历史的问题的干扰,所以古典哲学思考的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则是永恒的、普遍的,因此只有古典哲学才能带给我们关于哲学本身的真实理解。

当然,我们的这种评价归根到底涉及到哲学是否是随着历史而变化的问题。哲学是超历史的吗?哲学是永恒的吗?按照现代哲学的观点,并不存在超历史的永恒真理,一切真理都是历史性的。那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真理。如果一切真理都是历史性的,那么历史主义的观点也是历史性的,历史主义却做出了超历史的真理性的论断。但是所以从逻辑的彻底性看,历史主义无法避免自我否定的悖论。相反,古典哲学并不怀疑存在永恒真理,他们在论辩中发现,任何反对真理的判断本身也是一种真理。例如真理是不存在的,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一个真理判断。在他们看来,一个否定真理的人在否定真理的时候其实说出了自己的真理。但是因为这个人否定存在真理,因此这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被看作是最大的无知。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随着历史时代而变化,那么我们就已经落入现代哲学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最终导致对真理的否定,导致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泛滥,最终结果就是哲学生活本身的衰亡。因此,在现代哲学浪潮中,胡塞尔的话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牺牲永恒需要我们时刻铭记。

道教哲学论文篇5

关键词:《坛经》;澄明之境;中西古今之争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98-03

《佛教史》评论认为:“佛教传进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1]就中国佛教而言,存在着一个“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的区别。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后收获的果实就是彻底的“中国化佛教”。隋唐时期不仅仅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而且也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了以禅宗为首的,彻底的“中国化佛教”。虽然后来也出现了净土宗等其他宗派,但是就其思想深度而言,远远不及禅宗。在当代全球化视野中,不仅仅“中国化佛教”,在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最高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的审视下,整部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哲学史变成了“错误哲学大全”。

但是这也仅仅是在传统西方哲学的视域中,如果我们进入到了现代西方哲学五彩斑斓的世界中,我们也许就能够以一种不同的眼光重新理解中国哲学、中国佛教。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提出了“澄明之境”这一全新的哲学方法论,这一全新的哲学方法论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德国哲学的范围,引起了包括中国哲学家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当代中国黑格尔专家张世英先生晚年发生思想转向,试图将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沟通起来,1999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一书。我国现象学专家张祥龙先生一直试图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沟通起来。关于后期海德格尔哲学的思想转向,张祥龙先生根据最新发现的手稿,认为他是在中国道家哲学中受到了某些启发。这些都为我们即将开展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传统中国哲学中的慧能禅诗

台湾佛学大师释印顺著有《中国禅宗史》一书,后来还因为这部著作在日本获得了博士学位。释印顺《中国禅宗史》是从“菩提达摩之禅”讲起的,但是从第五章“曹溪慧能大师”开始,整部《中国禅宗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位“曹溪慧能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当代学者撰写的《中国禅宗通史》也指出:“在诸家竞立的各种派系中,弘忍在韶州的弟子慧能横空出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2]当然这位“曹溪慧能”之所以被称为“大师”也许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那首著名的禅诗。

禅宗五祖弘忍让自己的弟子作诗。神秀作了这样一首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3]慧能则针对神秀的诗,作了另外一首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4]最后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了慧能,称为六祖慧能。对于中国禅宗史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争夺教派内部领导权的斗争,更是一次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指出:“慧能之学说要在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5]中国哲学无论儒释道,都强调精神修行,那么精神修行的方法就成为儒释道大家共同探讨的哲学基本问题,而慧能禅诗确实在其中代表了某种独特的视角。赖永海先生在《中国佛性论》中指出,中土佛教历来重视顿悟,“至六祖惠能之禅宗,顿悟成佛的思想更上升为修行学说之主流。”[6]神秀所谓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修行方法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方式上,似乎通过“渐修”就可以去除心灵上的“尘埃”。这种“渐修”的方式确实保持着难能可贵的道德境界、精神境界,但是并不是中国佛教的,更不是中国禅宗的精神实质。慧能主张“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这就像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心性、佛性本身就带有至善的道德含义,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渐修”来去除心灵上的“尘埃”呢?

当然,慧能的修行方法革命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无论其教义如何,离开了在世修行就难以成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禅宗之后又出现了净土宗,净土宗不仅仅否认了在世修行,而且认为只需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死后南无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他去西方极乐世界。赖永海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论》中评论道:“在酒足饭饱之余,念几声阿弥陀佛,可以替自己的后世安排一个好的去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7]至此中国佛教的宗教精神已经彻底衰落,沦为一种实用理性支配之下的宗教仪式,履行了这些毫不费力的宗教仪式就相当于已经贿赂了南无阿弥陀佛,换来了自己死后的永福。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宗教精神的衰落归咎于慧能的“宗教改革”。慧能的“宗教改革”取消了中国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最基本的特征,但是就其主观目的而言,却是试图彻底实现中国佛教精神。

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澄明之境

海德格尔关于澄明之境的哲学思考起源于美学、文艺学领域内的探索,他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说:“这些阐释乃是一种思(Denken)与一种诗(Dichten)的对话。”[8]传统西方哲学内在地渗透着古希腊以来的阿波罗精神,主张将一切真理都暴露在阳光下,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人类掌握越多的科学知识,越了解自然规律,就可以越彻底地改造自然。但是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那些自己也不愿意暴露在阳光下的东西的丰富性,在艺术方面出现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在科学方面出现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思维的一次重大变革。而对于“不在场”的探索不是主张回到黑暗与蒙昧,而恰恰是主张“进入澄明之境”,只有首先洞见那些“不在场”的黑暗领域,才有可能真正地“进入澄明之境”。正如海德格尔本人在《林中路》中所言:“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一种澄明(Lichtung)在焉。”[9]

张世英先生在《进入澄明之境》一书中将传统西方哲学称为“在场形而上学”,特指那种关注恒常在场的理念的传统形而上学。张世英先生认为这种“在场形而上学”忽视了那些不在场的感性的东西。读到这里我们容易产生困惑,我们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容易认为在场的是那些感性的东西,而不在场的是那些抽象的东西。但是在现代西方哲学看来,尤其是在后期海德格尔哲学看来,在场的东西是指那些抽象的东西,而不在场的东西恰恰是指那些感性的东西。我国有的学者曾经写文章质疑张世英先生的这部著作,尤其是其“在场形而上学”的提法。张世英先生对此专门答复说:“梁文所谓‘不在场的超感性事物’的提法,说明他似乎还未真正把握住西方所谓‘在场形而上学’这一专门术语的含义。”[10]其实我们不必在此追究传统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孰优孰劣的问题,只需要“同情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独特视角。在现代西方哲学看来,“在场形而上学”是批判的对象。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注重被遮蔽的“不在场”,就像后期海德格尔哲学代表作《林中路》书名所揭示的那样,这确实是西方哲学方法论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张祥龙先生作为彻底的中国现象学家,自其博士论文《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以来,一直试图打通中西哲学。张祥龙先生最新发掘出了海德格尔的一部手稿,证实了海德格尔在思想转向时引用了老子的名言“知其白,守其黑”。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授课中说道:“在前期思想中他认为遮蔽、掩藏主要是否定性的,真理是打开蔽障;但是后期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当然不只是这一种影响)发生了重要的调整。”[11]现象学尤其是后期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道家哲学的可以沟通之处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至少就我们在此引入的“澄明之境”这一术语而言,后期海德格尔哲学确实与中国道家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慧能禅诗中的澄明之境

根据张祥龙先生的考证,后期海德格尔哲学的思想转向确实受到了中国道家哲学的影响,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是否与中国佛教哲学也有某些可以沟通之处呢?

方立天先生在《佛教哲学》中认为:“慧能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派。”[12]为了对于慧能禅诗做出进一步的阐释,我们首先需要对于神秀禅诗加以剖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这是神秀禅诗的前提,亦即“有”。“身”与“心”仿佛“菩提树”与“明镜台”,这首先是“有”一个“菩提树”,或者“有”一个“明镜台”。神秀禅诗的前提是对于“有”的重视,与对于“无”的忽视。“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是神秀禅诗的结论,亦即“渐修”。因为“身”与“心”都是“有”,而非“无”,那么对于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渐修”加以精心呵护。神秀禅诗的结论是,既然“身”与“心”都是“有”,那么我们只能“渐修”,无法“进入澄明之境”。

方立天先生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指出:“慧能的顿教主张,是针对神秀一系的渐教而建立的。”[13]“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是慧能禅诗的前提,亦即“无”。“身”与“心”都是“无”,既不是“菩提树”,也不是“明镜台”。这就开启了“身”与“心”的“被遮蔽状态”,进而通过这种“被遮蔽状态”而“进入澄明之境”。慧能禅诗的前提是对于“无”的发现,与对于“有”的超越,进而“进入澄明之境”。“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这是慧能禅诗的结论,亦即“顿悟”。既然“身”不是“菩提树”,“心”也不是“明镜台”,甚至于“菩提树”也不是“菩提树”,“明镜台”也不是“明镜台”。或者不如说,我们肉眼所见的世间万物仅仅“有”一个“无”。那么,对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我们当然无法再以“渐修”的方式加以精心呵护。于是,慧能禅诗就向我们重新开启了“进入澄明之境”的“不二法门”。慧能禅诗的结论是,首先揭示出“身”与“心”仅仅“有”一个“无”,既不是什么“菩提树”,也不是什么“明镜台”,唯有首先进入“被遮蔽状态”,才能通过“顿悟”,进而最终“进入澄明之境”。

在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中,以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尤其是其四卷本的《哲学史讲演录》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缺乏充分的同情与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引入为我们打开了重新理解中国哲学的一扇门,也有助于我们自我理解中国佛教,尤其是彻底的“中国化佛教”,亦即中国禅宗。我们在此进行的《坛经》阐释仅仅是一个局部,仅仅是对于《坛经》中起到纽结作用的禅诗的重新解读,主要目的在于开启某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4.

〔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43.

〔3〕〔4〕郭朋.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16.

〔5〕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151.

〔6〕赖永海.中国佛性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01.

〔7〕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67.

〔8〕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

〔9〕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9.

〔10〕张世英.哲学的新方向与终极关怀新解――兼就拙著《进入澄明之境》答梁志学先生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11〕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12.

〔12〕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5.

道教哲学论文篇6

【关键词】哲学教学;声乐教育;相互融合

声乐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对生活现象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声乐是在人基本情感下产生的,人的思想感情是声乐教育的基础条件与核心内容,展现着具体社会的发展形态与特征,反应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与素养,哲学当中有具体的声乐教育理念,长期都在不断探索与创新,使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想要更好地促进声乐哲学教育的发展,就要实现马列主义对其教育思想的指导目标,根据马列主义思想观念与方法,对教育做出全面详细的经验总结,并能将其进行分类、整理、融合,完善,提高基础知识理论层次与价值,以科学发展观进行哲学声乐教育,能有效规范教学过程中的相关行为,从而保持声乐教育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

一、声乐教育的审美哲学

声乐审美哲学教育核心是情感教学,它重视声乐的价值,强调的是教育的创新思维,在教育过程中,审美教育的具体行为活动,要加强情感与心灵上的沟通,这对于审美力的提升至关重要。音乐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情感作用下产生,赋予音乐不同的思想。目前,我国各院校的声乐教育仍然处在传授基础音乐理论知识的层面,教育观念比较传统封闭,在教育方法中,整体比较僵硬,知识的传授度不高、形式也不灵活多变,对于这种现状,相关院校的声乐教育在融合哲学思想时,要全面打破当前单一的教学模式与知识枯燥、僵硬的教学方式,应加强情感教育、情绪渗入、思想价值观念引导,以及强化知识技能等,开展综合性教学工作。声乐的审美哲学教育的特点是人的思想感情与内心情绪的统一,将审美哲学理念运用到声乐教育中,能使原本领悟性音乐向情感审美方向靠拢,并在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模式,师生之间共同将自我情感投入到声乐实践中,体现声乐教育中的哲学审美特征。

二、声乐教育的文化哲学

多样性的哲学文化声乐教育,对学生的自我认知、自我肯定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能推动声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发展。声乐文化哲学教育中,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学、文明学、精神理论等内容,也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完整的声乐文化哲学教育体系,体现出人文精神以及文化的重要地位、价值。在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声乐教育的多元性文化也随之不断在发展进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现代社会积累了独特的、永久的、无价的、自然的音乐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个性趣味与风韵内涵。但在当前声乐教育体系中,教学越发透明化,会明显发现教学已经全部倾向于西方文化,无论是教学观念还是内容及模式,都已越来越开放,这种态势并不是什么值得乐观的现象,声乐教育在与文化哲学进行融合时,强调教育模式的多元性,学校也应积极拓展教学格局与教学内容,重点培养学生对国际音乐的理解,构建全球音乐整合体系,对不同国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种类的音乐,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加以解释。学校要充分将哲学中统筹兼顾与多样性的思想应用到教学当中,全面培养师生对多样性音乐的乐感,制定多元化的教学方案,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音乐领域及视野,从哲学文化的多元角度出发,在对民族音乐全面掌握理解的前提下,帮助学生提高国际声乐互动能力,让学生掌握不同声乐文化的本质与规律。

三、声乐教育的实践哲学

声乐教育的实践哲学完全脱离了审美哲学与文化哲学教育的限制,将哲学实践当中的社会教育观念融合到声乐教育当中,能进一步推动声乐教育的发展,声乐实践哲学教育注重的是创作、创新能力,体现声乐的内涵与价值,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就当前声乐教育来说,很多声乐教师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忽视了其他艺术素养及能力的训练,教学目光较为短浅,关注并重视学生现阶段的整体成绩与综合表现,这种教学模式是大部分院校声乐教育普遍存在的现象,完全违背了声乐实践哲学教育的根本宗旨,与其观念背道而驰,声乐教师必须要转变这种不利现状,让声乐教育整体满意认可,才能真正实现声乐实践哲学教育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发展目标。因此,声乐教师不仅要在声乐的审美基础融入文化哲学教育,同时还要在声乐的创作上,强化实践哲学教育,充分注重学生主观感受与实践过程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专业声乐人才。

参考文献:

[1]陈玲俐.音乐教育哲学在高校教学实践中的多维视角[J].艺术教育,2014,(07):26-27

道教哲学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研究生哲学教育;有限性;优化与完善

“哲学教育,当然应当是按照哲学的特性进行教育,使受教育者掌握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基本方式”;然而,在当代研究生培养上高校哲学在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许多误区,这些误区造成了当代研究生哲学教育方式、内容和话语表达方式的“有限性”,以至于当代研究生基本上没有思考和体验过哲学方式的特殊性和价值性。

一、当代研究生哲学教育“有限性”的现状

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有别于基础性教育和本科生教育,基础性教育就其教育内容而言基本上是教授“确定性”的知识,不论采取多么鲜活的教育方式,基本上还是一种“给予”的方式,这一教育方式及其内容确实很适合学生记忆和理解,但也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学生学习的被动性和依赖性,因为只要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做再加上学生的努力,这些知识通过反复的训练很快就能在中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人类理论思维方式的哲学也基本上是按照纯粹知识性的东西传授给学生,一个典型的说明就是学生按照板块的方式去“背诵”哲学和解答生活问题,这样哲学就成为一种随处可以套用的公式或作为一种灵丹妙药能解答生活中的一切问题。这一教育方式和内容并不适合于作为研究型的研究生教育,然而,当代研究生教育方式仍然采取传统哲学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就整体而言还处在“讲和听”的状态。

1.哲学教育方式和手段的单调性

高校研究生哲学教育虽然倡导学术自由、要求塑造具有哲学思维范式,同时又具有与时俱进的当代学术型人才,但哲学教育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还是停留在灌输式或填鸭式的思维方式上,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哲学教育的被动性或消极性。在大多数高校中研究生哲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课堂教学模式,此模式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理论传授教育方式,此理论更多的源于“文本”或教材之中,当然,理论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学生的哲学底蕴,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对此理论的抵触或恐惧,因为当学生能够理解哲学理论的真实内涵就能豁然开朗,否则学生觉得晦涩难懂,就目前的当代研究生对哲学理论热情或理解而言逊色于他们的前辈。造成这一现象有多种原因,无可否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时代的变迁,现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造成哲学教育环境或学习哲学环境的缺失,对哲学的领悟或理解需要一个能够静思的环境,虽然高校教育环境比其他机构而言是一片难得的净土,但是这一净土在整个社会环境的诱导下多少也失去了本应有的那种安静,一个典型实例,课堂有些学生听课心不在焉或通过手机与外界不断地沟通,而且这种状态在高校研究生教育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一门需要用心去领会的哲学理论,在此教育环境下达到的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哲学教育要想取得以往课堂教授的那种模式的成效显得力不从心。面对这种无法改变的环境,高校研究生哲学教育除了采取课堂理论传授教育方式,还应该采取符合现实环境和学生需要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但这种新的哲学教育模式在高校教育体制中还没有形成,因为,相比其他学科而言,哲学这门学科本身具有的理论深度决定了它采取其他学科教学模式的艰难性,比如法学可以采用实例来解说法条的运用范围,而哲学就不能采取纯粹实例的方式来说明哲学条目的应用范围。一旦这样,哲学教育本身就采用了一种实证科学的模式,这本身就违背了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反思的思维方式的特性,哲学不是一门可以通过实证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它在以理论的方式观照现实生活的同时,还要不断地超越现实生活、反思或批判现实生活。因此,哲学教育不应仅仅采取实证的方式,而应采取启发式或拓展式的教育方式。

2.哲学教育内容的抽象性

在当代高校研究生哲学教育中仍然存在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哲学是一门深奥难懂的学科,它不像自然学科那样通过一个纯粹实践活动或实例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它要不断提升理论使其内涵不断丰富,而且它把握世界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抽象概念方式进行的,因此,对一些哲学概念形成的背景的理解和对概念内涵的深层把握使得研究生产生了“恐惧”,这也与现代社会背景以及学生心理状态有关,现代信息技术飞跃发展使得现代人无法以“思”的方式去思考事情,渴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东西的心情造成了研究生的浮躁心理。所以,当代研究生总是按照“实用主义”的“实效”来衡量现实事物。相反,作为高校哲学教育工作者总是要求自身沉浸在哲学理论的理解中,并把哲学的这种自我理解教授予当代研究生,这使得本身就很深奥的哲学更显得抽象了。学生汲取能力的下降和教师理解和教授方式的深奥之间矛盾关系造成了研究生对哲学内容的排斥,进而增强了哲学内容的“抽象性”,因此,要想使得深奥的哲学道理便于学生接受,高校哲学教育者一定把深奥的哲学道理深入浅出的同时,还要解除研究生对哲学这门特殊知识急于求成的心理。

3.哲学话语表达的晦涩性

在高校哲学课堂上经常会存在这一问题,就是教师教授的哲学术语学生不能理解或错误性理解,教师的一套“哲学话语”和学生一套“哲学话语”无法形成真实对话或无法通约,造成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教师在台上讲自己的哲学话语,学生在台下从事自己的事情,造成的结果是学生学习哲学的效果很差。因此,在高校的研究生教学阶段中,哲学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听、记、背”的方式,哲学教师实行“满堂灌”的教授模式造成了学生失去了学习哲学兴趣,因为此哲学教育模式忽视了哲学本身的性质和作用把其视为一种“工具理性”。相比而言,“美国的哲学教学训练学生以读、说、写为主,以口试、论文、开卷答题、考查学生学习兴趣和能力来评估学生”。而且,学生对于背诵的内容理解与否哲学教师也很少给予太多的解释,不可否认,哲学术语取决于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教师不可以用通俗性的话语加以解释。在高校哲学教育中还有一些教师为“哲理而哲理”,也就是,对于本来很简单的道理哲学教育给予深奥化,以显示哲学理论的深奥和自己的特殊人格,进而造成了学生对哲学这门学科的抵触或误解,其实,“‘特殊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哲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当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使哲学更具有社会实践性。

二、当代研究生哲学教育的优化和完善

1.优化哲学教育方式和手段

针对高校研究生教学阶段中,哲学教育方式的机械性和教育手段的单一性,应当进行高校哲学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优化哲学教育方式和手段,以“启发式”的教育模式取代“满堂灌”的填鸭式的教育模式。所谓的“启发式”或拓展性教育主要是指根据教育对象的特性因人而异的教育,使每个学生的特性都充分发挥出来,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强调青年学生要“在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基准之上,要保持个性,彰显本色”。这一哲学教学理念要求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和适当性。第一,哲学教育方式要从单一的课堂理论教育转向多元的实践生活教育,比如可以采取“研讨式”的课堂教育方式,又如一个纯粹的哲学理念研究生可能在课堂上无法真正理解和体会,不妨把学生拉人现实生活世界进行亲身体会,即营造一个适合哲学教育的环境以触动学生的身心体验,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这表明采取多元的实践教育方式能够使当代大学生真实地体会某些哲学理念,从而对哲学这一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使学生懂得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生活中处处有哲学。第二,从灌输式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转向审美式的教育方式。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美的生活方式,这与人的本性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高校作为一个培养专业型人才的机构,它本身也是在按照“美”的方式在塑造着学生,作为人类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它更体现了高校“审美’’的教育方式,只有在多元的“美”的教育方式下才能真实塑造出有个性的青年学生。

除此之外,还要完善哲学教育手段,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哲学教育手段也应与时俱进,运用多媒体教育手段完善哲学教育内容,通过多媒体或网络等手段把哲学的艺术之美展示给受教育者,哲学教育既然是一种塑造“美”的艺术生活,实现受教育者思想道德、身心和文化等素养内化和养成,“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过程美’,是让学生弄明白究竟怎样做人;身心素质教育的‘过程美’,是让学生学会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美’,是使学生有能力积累和丰富自己的综合文化底蕴”。因此,哲学教育应当借助于艺术的教育手段把哲学内在人文精神展示出来,从而吸引受教育者的情感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

2.完善哲学课程体系与教育内容

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科学,它的独特作用取决于其内在的性质,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它的最大作用在于培养人的创新能力,因此,哲学教育有别于其他的应用操作性教育,它内在的教学理念不在于培养多少此类型的人,而是在于培养出多少创新性的人才。要想培养出创新性人才这就要求高校哲学教育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的科学性,课程体系要适合受教育者内心需要,比如“教材”和“专著”的课程设置要科学合理,使两者相辅相成,然而,目前两者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甚至处于“对立”状态,教材讲述的内容和专著或文本的内容存在很大出入,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把“教材”的内容作为一种超越“专著”而视为“客观事实”的东西而加以信仰,即用“教材”取代“专著”。其实,两者应当是内在一致的,“教材”应当是一种浓缩的“专著”,也就是说,“‘教材’不仅应当是名副其实的‘专著’(关于某个学科的人类文明成果的专门性著作),而且必须是最具权威性和前沿性的‘专著’(关于某个学科的当代水平的专门性著作)”。课程体系的合理性在逻辑上要求哲学教学内容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所以哲学教育内容要体现两种向度:一个是“形而上”的向度;另一个是“形而下”的向度。哲学作为一种理性思维方式,它不断地撞击着受教育者的心灵世界,使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抑或是,哲学使受教育者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在此意义上,孙正聿先生批判哲学教育“应用操作型”人才培养倾向,要想改变哲学教育“应用操作型”人才培养倾向,必须实现哲学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结合。

3.实现哲学话语思辨性与通俗性的统一

道教哲学论文篇8

日本哲学的历史与中国哲学的影响是极为密切的,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和思想文化及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哲学的相关精神和内容也已经被日本哲学合理吸收和本土化,已经成为了日本思想文化乃至其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呢?

在我看来,通过对中日两国哲学的比较,我们首先应该找到中国哲学影响日本哲学的内容,也就是在日本哲学的内容中找到它借鉴中国哲学的地方,因为毕竟日本哲学的来源之一就是中国哲学。然后,我们需要找到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影响的意义,当然有其哲学意义也有其社会历史意义,我的基本观点总体概况起来就是,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深入其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并且塑造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

这种影响的意义首先是对于日本哲学自身的意义,然后是其社会历史的意义,然后是对日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塑造。

中国本文由收集整理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首先,中国哲学是日本哲学的来源之一。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国哲学为日本哲学提供了基本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涉及到日本哲学所处理的关系中:

首先是天人关系。中国哲学认为人来自于天,天是人存在的根据与依托,人们应该遵循天命。于是,日本哲学也借鉴了中国哲学的这点内容,试图运用各种方式来整合其本土的思想体系,这促进了日本神道教的体现化。第二,中国哲学注重人的个体修养,突出道德的重要性。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佛教思想,都彰显人的心性的作用,十分重视个体的人对自己内心的反思和价值诉求,儒学思想和中国化的佛教思想都极力主张人应该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去不断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日本哲学受中国哲学的影响,不仅重视人的心性修养,特别重视人的道德感,十分重视尽忠尽孝的道德,试图最大限度地培养日本人的道德自律性和服从。而这一点也在与日本神道思想的融合中明显地突出了出来。第三,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哲学主张德治与仁政,并且利用君权神授来维护皇权。日本哲学受中国哲学这点影响很深,虽然德治与仁政的思想并不是都能完全贯彻,但是君权神授在日本近现代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最突出地体现,将天皇神化并以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经验。

这样,日本哲学就系统的找到了其核心性的一些内容,日本人的生存、生活的主要内容也就基本可以囊括,日本人所需要做的也就是适应其社会历史的不同环境来添加自己的具体内容;当然,日本哲学不只是从中国哲学中得到了一些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借鉴中国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内涵。日本的思想总体而言是很多元化的,历史上儒、佛和神道思想长期并立存在,到了近现代其思想更是不断多元化,融合进了许多西方哲学的因子;但是,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却是由中国哲学继承而来:日本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并逐渐延伸出其独特的伦理道德结构。日本哲学在本土神道思想的影响下,融合了佛教心性论和儒学中的天人之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创世与进化观,总体来看,首先是宇宙(日本)起源于天神,然后天皇是神(人神),继而天皇统治众生,众生要对天皇服从和忠孝,这样就形成了“天(天神)——天皇(人神)——人”的基本结构,人要想与天相互贯通,实现心性与道德上善的与天的统一与一致就要对天皇尽忠尽孝,对国家尽忠尽孝。

从以上论述和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哲学对于日本哲学影响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事实上,还有一点也是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重要影响,那就是前面简要提到的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其哲学基础,并且给予其哲学开放性的基本精神,影响日本近现代哲学的发展:

第一,中国哲学为日本哲学提供了基本的内容、结构和基本精神,这是近现代日本哲学吸取西方哲学发展理论的基础。

第二,日本哲学更重要的是继承了中国哲学“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和博取众长的方法,这一点对于整个近现代日本哲学影响更加深远。中国哲学的发展史是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精华并且立足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国哲学在历史上积极吸收了佛学的思想精华,不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和相关思想流派而且整合多种思想之后,形成了具有极强思辨性的宋明理学。日本哲学也继承了中国哲学的这种精神,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本哲学在本土神道思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吸收、借鉴(有的时期甚至直接采用)中国哲学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当然,很多人很可能会反驳说,日本哲学的内在精神之中就有兼收并蓄的传统,还有,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影响当时的日本社会必须选择学习先进的文化与社会制度。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并不否认这些反驳观点的合理性,不过我认为,我们在看待日本哲学兼收并蓄的精神和能力的时候还应该从哲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去看待,毕竟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太深,既然中国哲学给予日本哲学基本的框架和内容,那么日本哲学在自身对待外来文化的方法和态度上就会受到中国哲学兼收并蓄精神的影响;此外,在第一部分中讨论日本哲学受中国佛学思想影响的最后,我特别强调了中国佛学思想提出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直接影响力日本佛学提出儒、佛、神道三教合一,这一点也直接证明日本哲学直接学习了中国哲学兼收并蓄的思想。

第三,在吸纳、整合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上,到了近现代日本哲学开始了具有其特色的兼收并蓄,分别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等等,在社会层面上指导其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大力发展西方科技和工业;但是,有一点其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其主流哲学对天皇专制主义的论证和忠君爱国的核心道德原则。

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影响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塑造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日本的文化被很多人看来是“耻感文化”,也就是说,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相当强烈,民族性格中忠义感和耻辱感十分重。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可以在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中找到原因:中国哲学中儒学十分注重个人道德培养和家国观念,十分注重忠孝仁义等。

上一篇:护理法论文范文 下一篇:伦理学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