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不白”的小鸟:想飞得更高

与其漂泊，不如“筑巢”

沈阳鲁迅公园旁的劳动力市场外面挤满了找工作的人，这里多数是农民工，不少人还带着行李。邱文程在一群脸上带着风霜雨露的中年农民工中显得格外年轻帅气。1986年出生，今年27周岁的他，16岁就离开老家辽阳市弓长岭县出来务工，先在丹东一家海鲜排档工作的哥哥身边打下手，两年后，听说在南方能挣更多的钱，便独自去了重庆和成都，还在上海待了小半年，后来还是回到了东北。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的邱文程对这样熙熙攘攘的招工场景早已见怪不怪。

邱文程一般不会在早上来劳动力市场，他很清楚这里的招工规律：上午总是闹闹哄哄，下午的时候会比较清静。但是四月中旬，邱文程上午也要来这里寻觅工作的机会，因为他已经待业整整一个月了，虽然可以靠着之前挣来的工钱过活，可看着越来越少的家底，他也有些耐不住了。面对这么多竞争者，邱文程貌似有他独到的求职方法：他默默地在人少的地方溜达，如果看到招工的人在外面观望，他就会走过去轻声地问一句“你招工吗？”然后让人看看他胸前别着的“厨师”牌子，那是劳动力市场统一为来这里找工作的农民工制发的。但是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在场的农民工胸卡上标明的职业几乎都和餐饮行业沾边，如厨师、烧烤、面案、水案……

劳务市场里面的LED显示屏上显示着供需情况，“厨师”的红字后面清楚地显示着“饱和”的字样。邱文程也知道现在厨师这一行的就业状况，但是他从入行到现在已经做了整整十年酒店后厨的活儿，除了刚务工时曾在辽阳的工地里拉过板砖，他没再做过别的行业。虽然厨师的行当每天需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但是相比在工地打工弄得又脏又累，邱文程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有趣的是，这个供需饱和的状况正好出现在眼下这样的“民工荒”时期——很多像邱文程一样的年轻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环境要求都开始抬高，宁愿多辗转几个城市也不愿意降低自己找工作的标准。邱文程每次都会向招工单位打听酒店的规模和客流情况。“规模越大，说明酒店越正规、效益越好，我就能按时拿到工资，而且得到的工资也能多一些。”最能打动他的是具有三星以上的或者占地一千平米以上的酒店。

十多年里，邱文程漂泊在好几个城市之间，每初到一个城市，他都希望从此能够站稳脚跟，但总是事与愿违。“刚到辽阳的时候，我就被招工中介骗走了50块钱。后来去拉板砖，每天只赚25块钱，临走时老板还扣掉我300块钱。在沈阳的一家饭店当洗碗工那次最惨，老板一口气扣了我1000块钱，钱都扣没了，活也白干了。”为了在城市里比较好的酒店找到工作，邱文程也曾利用过网络招聘平台找工作，可是真正去了才知道，老板根本没拿自己当回事。“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发现在哪里也干不长。”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进行的农民工年龄构成调查显示，66.1%的农民工年龄不足30岁（含30岁），45%的农民工甚至不满25岁。四年过去了，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攀升。这些年轻的农民工大多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生，而1984年后出生的更是占到了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建设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客观上推动着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他

们漂泊不定，摇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但是这些年轻的农民工不再像前两代农民工那样对农村有那么强的依赖，也不再寄希望于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也许能够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却还不能提供给他们公平的工作机会，也没能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甚至无法让他们在城市形成明确的预期和希望。

邱文程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已经能达到3000元左右，最高的时候甚至比同城白领的平均月收入高出一倍还多，但是他觉得在城市里，最缺少的就是安全感和归属感，“异乡漂泊使我身心俱疲，感觉自己就像大雁一样漂泊不定，冬天飞去南方，夏天再飞回北方，唯一不同的是大雁知道要飞向哪里，而我却不知道明天要在何处。”

邱文程并不是没想过在城市里定居。打工多年，他已经逐渐习惯了城里的生活，每年春节回家时，他都会抱怨老家农村的旱厕，虽然16岁之前已经习惯了那股子熏天的臭气，不过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忍受不了农村落后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想上网时还得去镇上的网吧。

邱文程指指远处正在兴建的高楼说：“房价太高，我买不起。”他租的房子就在劳务市场附近，每月700元的租金由合住的四个人平均分摊。他常常会接到楼盘出售的宣传海报，上面的房价令他咋舌。邱文程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尽管两人感情很好，但是因为没房子，结果还是分手了。

在城市里，新一代农民工渴望挣到更多的钱来改变生活现状，又希望能像白领一样轻松体面地工作，却苦于缺乏职业技能，像邱文程一样尚有一技之长者为数并不多。在“民工荒”的浪潮下，他们迟迟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既看不到城市向他们打开接纳大门的希望，又时刻面临在城市生存的压力。很多人压根儿没想到通过学习的途径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只是茫然地从这一个城市漂泊到下一个城市，试图通过多叩响几座城市的大门，来寻找生存下去的机会，结局却是愈加渺茫。

与其“漂白”，不如自强

在苏州，郭海平正为去南通一家药研公司做电子商务的项目做准备。谈起城市，出生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的90后郭海平没有邱文程那么漂泊的经历和浓重的不安全感。相反，工作两年的他已经是这家电商公司的网络运营部主管，做着一份标准写字间白领的工作。

郭海平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父母一直从事农业种植，他小的时候也曾下地用镰刀割过小麦，甚至还到集市上帮忙卖过菜。不过，尽管能做一些农活，但他和大多数年轻农民工一样不再是种地出身，而是从学校出来，直接走向城市、走向社会的。

和同龄人一样，郭海平初中时就接触了电脑，而真正对电脑有了全面的认识，则是在进入电脑学校学习后。毕业后，郭海平到郑州的粤海酒店打工20多天，利用打工赚来的钱，买了一个域名和空间，做起了网站。

当时，郭海平决定要做和自己兴趣爱好相关的网站。他从上学的时候就就喜欢《读者》杂志，自己攒钱去买，几乎期期不落。因为喜欢文字，他在网站建设的时候选择了博客。而在自己的网站上选择“新生代农民工”这个主题，是因为觉得符合自己的身份。“如果连自己都不关心所在的群体，还会有谁会来关心？我希望几十年后再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会感觉无愧于自己。”

博客刚开通时几乎没有访问量，郭海平身边的人也不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农民工是不会主动搜索‘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关键词的，他们也对这个词不感兴趣，甚至讨厌和反感这个称呼，总想‘漂白’这样的出身。我却不太忌讳——虽然我们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并不低劣和卑微。”郭海平说。

有着和郭海平同样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多。曾与郭海平同一宿舍的同学，在2010年国庆节的时候，被骗去安徽宿州做“传销”，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被骗四万多元。见识到身边朋友惨痛遭遇的郭海平意识到：城市，有时候是一个充满势力、没有人情、缺乏信任的地方，比不得家乡那样淳朴友善。在城市奋斗多年，他明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多少体会到了一些做“二等公民”的滋味。有时和城里人打交道，或多或少会因为被歧视而影响心情。这也正是为什么有许多年轻农民工甚至希望能够“隐形”于城市，“漂白”别人强加在身上的农民工身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每个屌丝都有一颗渴望高富帅的心。农民工的身份是淡化不了的，因为人都不喜欢正视自己的弱点或者不好的一面。我需要做的，就是平静地看待自

己，而且时刻心怀感恩。”因为觉得上学时英语没有学好，郭海平用业余的时间参加一个周末英语班，晚上则会抽空在博客上更新文章，内容不仅涵盖农民工就业、自我学习提升和培训方面的信息，还会引用转载一些国家的重大政策、与农民工相关的新闻动态和权威期刊的文章。对于其他人对自己的一些质疑，他选择用包容的心全盘接受。郭海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真正融入这座城市，甚至试图改变与自己身份相同的这群人的命运。

与其失智，不如明志

在新生代农民工博客中，有一个自称“民工小蒲”的男孩让郭海平格外关注。蒲关至仅比郭海平小一岁。在他出生长大的村子里，十之八九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一些挣到钱的都在外面买房了，买不起房的也都搬到城里租的房子里去住。曾经繁华、充满了儿时欢乐记忆的村子，如今几乎空了。

小蒲现在在广东深圳打工，也十分喜欢文学，他的博客里除了一些心情文章，还自创了许多小诗：

寒冷干燥的气温/指尖在键盘上/没有夏日的灵动/窗外仍然灰霾/手机安静地躺在一旁/酷狗里反复循环着蓝莲花/QQ一如既往地挂着/又一如既往的安静/三十平米的空间里/钢筋水泥中的温暖

小蒲结识郭海平是为了咨询解决劳务纠纷的方法。“我之前在一个工地打工，后来没要着多少钱就走了。到现在也有半年了，我一直向那老板要钱，他却一直忽悠我。请问怎么才能拿回我的工钱？”

“先要让你的老板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郭海平这样告诉小蒲。

还有很多年轻农民工和郭海平一样，会用自己的方式对这样的欺压情况做出回应，而不是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选择沉默和忍耐。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甚至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比如以跳楼相要挟，来迫使工资拖欠者给付工资，采取集体罢工使企业瘫痪……一些城市曾经抓到破坏公共建筑物的年轻农民工，问及原因，他们这样回答：“你们城市搞得那么漂亮，我们在这里却生活得这样糟，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些来到城市，想在这里生存下去，但在期望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中迷失了的年轻人，甚至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在珠三角一座监狱内服刑的农民工有数千人，其中有800多名年龄在28岁以下的年轻人。小亮就是其中一个。2012年，小亮和同伙采用撬锁等手段盗窃汽车和摩托车。卖掉赃物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场买了部苹果手机。“我只是想用最快的速度赚到最多的钱。”——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小小年纪就出来打工，还没有形成正确、稳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城市的物质诱惑面前，他们会错误地认为，只要和城里人在穿着打扮、时尚用品上相同，自己就会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郭海平和那些简单冲动的年轻人不同，对在这个城市里如何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他有着自己深层的思考。小蒲的老板拖欠了他两千多元工资，打电话过去老板总是含糊其辞。小蒲很愤怒，甚至有了极端的念头，但郭海平建议小蒲先冷静下来，去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咨询一下，最好能拿出在工地工作却没有获得相应报酬的有力证据。郭海复告诉小蒲：“你要能有理有据地说清楚，讲明白。”

郭海平非常明确自己的未来。他想开家公司，但和自己的兴趣、志向有关。郭海平并不觉得孤单，因为他的很多同乡也都是隐身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在也都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们都很积极开朗，对未来充满了向往。郭海平说：“我想和这些从农村走出去的同龄人一起在城市里，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将来，做一个既能融进城市、又回得去农村的人。”不过现在，他还是想留在城市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他很想通过不断的打拼，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在城市里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