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经济到创新经济的逻辑主线

在新的条件下，加快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本质上是第二次经济转型，即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新的转型。在新一轮经济转型中，“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混合组织和创新型城市是创新经济的策源地，从生产型创业向创新型创业、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从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新创业环境的转变，是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逻辑主线。

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称为“中国奇迹”。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中国奇迹”真实图景及其成因的解读都存在严重分歧。事实上，经济发展是复杂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来源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创造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基本规则和方式，它明确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决定了经济发展采取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径，构成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复杂系统的“隐秩序”，所谓的“有效率”还是“低效率”，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外在表现。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当理论界试图对“中国奇迹”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时，却发现对新的发展阶段本质的认识和对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更为迫切。因为，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新的机制、新的发展路径和制度框架，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照搬过去的经验，可能是搬起自己的石头砸自己的脚。

两种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发展机制和路径的理论概括。在中国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维或战略。一是立足于主流经济理论所强调的比较优势，试图依靠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所带来的“要素租金”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立足于竞争优势，强调通过专业化分工、知识的创新和积累所创造的“创新租金”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

因为两种发展思维或战略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驱动因素的理解不同，前者被称为“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后者被称为“创新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需要不同的发展机制和路径。例如，在价值创造的源泉上，前者强调知识的利用，后者强调知识的创造及其产业化；在微观基础上，前者依赖的是生产型企业及其生产网络，而后者依赖的则是创新型企业及其创新网络；而在体制和制度变革上，前者强调的是简单的管制放松和投资环境的优化，后者强调的则是创业环境的构建。

现实中，究竟哪种经济发展模式能够真正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发展呈现出路径依赖特征，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特定环境约束条件下可获得或利用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机制和制度框架的有效性。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可获得的驱动因素及其租金的耗散，发现和创造新的驱动因素，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前提。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变革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革或经济转型过程。“要素租金”驱动下的高能和低效

改革开放以来，与特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依赖“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67.7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10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45.3倍。①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生产型企业的大量涌现使中国制造快速崛起。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民营和国有企业，大都是生产导向的。在生产型企业的支配下，中国经济的实现形态是制造经济。

中国制造的生产导向，不仅表现在企业追求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生产规模的扩张上，还表现在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形态的演变上。从组织形态上看，无论是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生产还是以外资为主导的加工制造，企业和产业的组织形态都是以生产为导向的生产网络，而不是以产品或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创新网络。

从制度形态上看，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主要是生产导向的，通过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为企业追求“要素租金”和规模扩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例如，为了适应外资和本地企业的规模扩张冲动，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税收优惠、低环保和廉价土地供应政策，吸引FDI和启动民间投资和创业。2000年以来，对生产导向型企业的过度制度供给，在实现了经济粗放式规模扩张的同时，造成了中国企业竞争的加剧、产能过剩和“要素租金”的耗散。

“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三次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和环境保护压力的加大等一系列问题。无论是民营还是外资，在“要素租金”的驱动下，企业追求的都是生产导向的规模扩张，强调对国际已经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对要素资源和投入高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经付出过的资源过度开发、区域产业和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高昂代价。

“创新租金”驱动下的二次转型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从“要素租金”驱动转变为“创新租金”驱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是立足竞争优势，依赖自主创新，通过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在掌握传统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握后金融危机时期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前沿的主导权。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新的动力机制、发展路径和制度框架。从“要素租金”向“创新租金”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本质上就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即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变。

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样，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长期演化过程。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特征和组织及制度形态上看，两种经济形态都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与制造经济的“要素租金”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同，创新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创新租金”驱动的。为了应对更加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不再是生产型企业，而是创新型企业。企业市场竞争的基础不再是规模和范围经济，而是产品的持续创新和生产的柔性化。为了获取“创新租金”，围绕着新知识的创造及其产业化，动态能力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来源。为了获得动态能力，企业和产业由生产主导转变为创新主导，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态将从生产网络转变为创新网络，而政府制度供给的重心不再是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而是构建创业或创新环境。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立足之地不再是生产型企业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而是新知识创造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创新型企业的涌现和快速成长。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其中经济活动主体对外部环境变化所做出的积极适应中的创造性试错行为，是经济转型的发端。经济行为主体的创造性试错行为，不仅表现为产品和工艺创新，而且表现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从创新经济形成的过程看，对新的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试错中的创新行为通过一系列的正反馈，最终表现为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并发展为整个经济活动的主导。这不仅取决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作用中创新性竞争行为的涌现，而且取决于政府与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中的创新性制度供给。

在新一轮经济转型过程中，“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混合组织和创新型城市是创新经济的策源地，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从生产型创业向创新型创业，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从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业环境的转变，是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逻辑主线。（作者为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NCET-05-0234）和国家社科基金（10BJL017）的资助）

注释

①中国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