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一场村官“争夺战”

我的家乡，位于上党盆地北端，沁县西乡，距城约20华里的白山脚下，名曰开村，全村共有400多户，2000多口人，耕地面积约4800余亩。民国初年，农村社会秩序比较安定，村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宁静生活。

开村在沁县是一个大村，村里最高的统治者是村长。据说那时候村长是义务职，不支薪水。进入20世纪30年代，风气渐变，村里一些想过官瘾的头面人物，为谋取村长这个类乎明清时代乡约地保式的小官，都绞尽脑汁、施出种种招数，明争暗斗，闹得全村不安，贻患无穷。

为什么要争着当村长呢？因为村长虽不赚工薪，但可支取办公费、车马费，有油水可捞，还掌握着村里派粮派款派差等大权。民国初年，山西农村赋税较轻，故农村有只要封了粮纳了草就可以睡歇心觉的谚语。自蒋阎冯中原大战阎冯失败，冯玉祥的部队溃退入晋，刘汝明师就驻在沁县，他们所需粮款均就地筹措，因此派粮派款就成为村政的主要业务。当上村长自然顺理成章兼管村上庙产和学校的事物，开村最大的寺庙普照寺有田200多亩，收入相当可观。村长还掌握着村里的司法大权，普照寺的山门两边，建有钟、鼓二楼，村民之间如发生财产争执、打架斗殴之类的纠纷，即到庙里撞钟，请村长公断，当村长的一听见钟响就需立即到庙里过问。笔者幼时在村小读书，学校和村公所都住在庙内，数次目睹村官们在申诉者撞钟之后，乘机在村公所大吃大喝的情景。

最主要的是一旦荣任像开村这样的大村村长就身价骤高，可以跻入县内士绅之列，受人崇敬。

30年代，阎锡山为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曾派省民政厅厅长沁县人邱仰俊去日本考察，回来拟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也标榜民主政治，规定村长民选。村长一职在政治上的荣誉和经济上的利益，引起一些人跃跃欲试，古老封闭的山村也掀起了竞选热潮，随着政治活动的需要，村里也出现了两个具有党派雏形的团体，开村一些观察家，给这两个团体起个绰号，一个叫罗汉党，一个叫胡搅会，这就需要将这两个组织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组建情况作简单介绍。

开村住户以张姓为主，约占全村户数的60%，其他如王、解、郭、常等杂姓约占40%。开村村政一向由张姓把持，村长一职也常为张姓的人充任，但在张姓内部能参政的也是少数，掌权者只是张姓内的两个族系，即居住前街张统绪、张九绪、张昌绪、张转绪一族和居住在后街的张成元、张金元、张掌元、张林元等一族，开村人将其概括为元元绪绪，其中以张九绪、张成元为首领。因这两个家族的成员财产土地年龄能量都大致相等，故村人称为罗汉党。

进入30年代风气渐开，村里开始有人外出，到太原、长治等城市干事或经商。有些人在外边混不下去了，就回村生活，如何启汉，原是沁县城铜川中学文书，因人事关系解聘，回村务农兼行医。张仲华原是阎锡山工兵团的副官，因盗卖军用物资被开除。他见过世面，处世圆滑，村人送绰号叫德国罗丝鬼旦转。常文孩是文华斋杂货铺老板，农民田晋华养着一套马车农闲时搞点运输，在戏班里搞过杂务。这伙人利益一致，气味相投，结成团伙，其中何启汉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成为该组织的首领。他们对村长一职窥视已久，急于取而代之。民国23年，即1934年开村村长是张成元，村副是张世昌，胡搅会一伙经常向这两位村官挑战，凡村公所决定办的事项，总要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三道四，进行捣乱。因此村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胡搅会。

沁县在晋东南是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县，开村是个文化比较发达的村。开村在抗战前即有上大学者三人，中学生十六、七人。善于给人起绰号就反映了开村文化的一个侧面，众人给这两个组织命名为罗汉党、胡搅会可说是非常恰当的。

罗汉党与胡搅会，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在野党，因争权夺利在村上不断发生摩擦。

第一回合，是控告村长、村副擅自挖掘王墓损坏文物。开村有一条通向西面的大道，在村西头与西河相接，路基在雨季常受河水冲刷，屡修屡坏影响交通。村长张成元、村副张世昌在和闾长们商量后决定将路侧一座无主石墓拆除，用墓石修了个过水路面，保持大路畅通。

胡搅会抓住这一事件，鼓动村民张守让、王木小出面向县政府控告，说开村村长私挖王墓损坏了文物。张、王二人都是落魄文人，嗜吸大烟，以写讼状谋生，因日常一些不规行为受到村公所的扼制，对当政者不满，就写呈文控告。他二人虽非胡搅会成员，但与胡搅会的吸毒者田晋华、张仲华等人过从甚密，十分友好，再加上他们在反对罗汉党执政的意愿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胡搅会的盟友。沁县县长刘大献曾到现场查看，因不是王墓也没有什么文物故不了了之。这场官司输赢尚在其次，但作为一村之长受到村民控告，惊动官府，威信受到损坏，政治影响巨大。

第二个回合是罗汉党反击。开村庙产甚多，有关迎神赛会、祈雨求神之类的事，由48家社首轮流经营。社内有条规定，每年要唱一台戏，七月七日是神农氏的祭日，由开村的自乐班（业余性质）在神农庙内唱戏三天。当年的主要社首是胡搅会的田晋华，他在秋收完毕，以酬谢龙王降雨、喜庆丰收名义，未与其他社首商妥的情况下，就邀万胜班来演出。罗汉党人以其违规提出抗议。七月初七自乐班的演出，村里没有付演出费，也可不算数。但因为两派之间的搏斗，罗汉党方面寸步不让，当万胜班的戏箱要抬近庙门时受到张掌元等人的拦阻。后在中间人的说合下，罚田晋华本人出资，给西神爷（晋文公称霸时一代名将先轸）烧香摆献供祭，才让剧团上台演出。

时隔不久，胡搅会发动了一次暗袭。张成元之子张近一结婚时，村上一些头面人物联名集资赠送木匾一块，上书“中正爱人”四字悬挂于张家门脑上，金光闪闪，十分壮观。胡搅会的人于夜间乘无人之际，用镢头将木匾击碎泄愤。

在胡搅会的要求下，沁县三区区公所通知开村在1935年春换届选举村长。选期将至，双方都全力拼搏。罗汉党推出曾数度担任过村长、经验丰富的张九绪参加竞选，胡搅会一方推出该会首领何启汉参加竞选。两派都大肆活动，施展各种手段拉票。选举那天，三区的任区长带领助理员及区警数人来开村监选。

选举属于民主范畴，但开村的选举是在封建势力控制下进行的，民主成装饰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天到会的人不少，但都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妇女是不许参加选举的。到会的人老中青都有，有的一家数口齐来，甚至把小学生也拉来投票。那时大多数农民是文盲不识字，投票需要人，因此写票就成为竞选能否取胜的重要环节。两派都有子弟在高小和中学学习，恰逢假期在家，都携带笔和墨盒到会，要在写票时大显身手。会场上群众熙熙攘攘乱成一团，任区长生气发出二项指令，叫大家执行。一是每户限一人参加投票，二是不许村人，凡不会写字的排成一行，挨次到台上由他。这位区长立刻脱帽挽袖坐在桌前给选民写票。在按户点名发票时引起一场骚动，当点到张九绪家领票时，张九绪的侄子张国靖上前领票，站在旁边关注的胡搅会的头头何启汉挺身向前拦阻，指出张国靖并非张九绪的儿子不能冒领，这时张九绪的三弟张昌绪跳至台上指着何启汉大骂，说我二哥没儿，我大哥将国靖过继给他顶门，为什么不能领票，难道你姓何的来张家顶门不成？何启汉无言对答，十分尴尬，因过继承嗣是中国千百年来传下来的习俗无可非议，只好让张国靖领了选票。

任区长给人写选票，写了一阵累了，但排队等候的人还很多，他懒得再写，只好收回成命，让村人。顷刻间，那些会写字的人，一哄而上主动给人。选举结果未当场公布，任区长说等以后通知，据知情者透露两人得票数接近，张九绪略多一点。

因何启汉一伙活动能力较大，县政府任命何启汉为开村村长，一场争夺战以胡搅会的胜利、罗汉党的失败而告终，但争斗还在继续，积怨越深。

何启汉当上村长第一炮是将开村学校原先由张成元聘用的教员董尚文解聘，另请人执教，罗汉党方面赌气在刘家院另一建所私塾，仍聘董尚文当教师。村上许多富裕子弟，都转入了私塾学习，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影响到子女，影响到邻居，可见派性流毒之深。

胡搅会主要成员何中央之女何桂贞，幼年许给罗汉党的主要成员张二元之子张修德为妻俗称娃娃亲，现已成长。张家择定日期娶亲，在洞房花烛之夜，张修德之妹张仙孩在房门外语含讥讽，大声说我们家办喜事杀了一只羊，影谕何中央是羊，哪知何桂珍也不是好惹的，不顾新媳妇身份以牙还牙恶语相报，竟大声地反问，有没有杀了一头猪。因张二元嘴唇较厚，村人戏以猪嘴二元叫之，何桂珍的话影谕张二元是猪，一曲姑嫂相骂的喜剧在开村传为佳话。按照沁县民俗，何中央第二天应到张家认亲，因争斗成仇，何中央未来，而是请本家何胖小代替。

住在村东海子边的张国藩和王友来二人本是要好的朋友，只因王有来在投票时没听张国藩的劝阻，执意投了何启汉一票，故而双方绝交。当王有来夏收打场，要借张家风车时，张国藩不借。

约在夏秋之际，开村爆发了一件特大新闻，村长何启汉被一伙暴徒殴打致伤。据说何村长要到县城公干，出事的那天他吃过早饭，头戴软边洋草帽，身穿月白灰长衫，手腕上挂着文明杖，走在村文化斋杂货铺前面，被埋伏在此处的一伙暴徒殴打，致何的眼镜打碎，草帽踏扁，长衫撕破，何本人也被打的遍体鳞伤。打人凶手据说都是罗汉党首领人物的子弟，有张林元的儿子张致祥、张掌元的儿子张进和、张海元的儿子张进贵。闻声赶来拉架的有文化斋老板常文孩，附近住户张仲华及何启汉的邻居田福和，是他们三人将打倒在地的何启汉扶起来，将草帽和手杖拣起来，架着何永汉回家的。何启汉怒气冲冲，写状告到县衙，要求严惩凶犯。县政府接到控告后，立即发出传票，拘押张致祥等几个疑犯进县城候审。

两派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启汉方面的密谋为罗汉党的首领们全部获悉，他们针锋相对做了缜密安排。

开村暴徒殴打村长一案早已轰动全城，公审那天，观审的人很多，周顺吉县长非常重视，亲坐二堂主审。原告被告和双方证人分站在堂前两侧，先由原告何启汉讲述挨打经过，继由三个证人陈说是亲眼所见。观审的人都表示同情，看来这场官司罗汉党必败，所谓暴徒必将受到重罚。

也许是胡搅会的首领们过于自信，低估了对方的能量，案情的发展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非常离奇复杂。

周县长听完原告和证人的发言之后，即连拍数下警堂木，厉声质问三个暴徒为何行凶打人，要老实交代认罪。第一个点名问的是张进和。他回答，那天奶奶患病需要进城抓药，父亲叫他早去早回，他天未明就从家动身。走至西城门时，警察刚刚开门，在城内西大街曾与同村人霍玉树相遇，还说了几句话，他上午并不在村如何能行凶打人？请县长调查。第二个点名的是张进贵。他答那天他扛着大犁赶着毛驴在村南的四家沟犁地，因地较远，清早就动身上地，有也在四家沟地段劳动的邻居张进怀和张狗娃作证，说他殴打村长是诬陷，请县长做主。第三个讯问的是张致祥。他答的更玄乎，说何启汉被打的前两天，他就和同村人干木匠活的张三旺结伴到沁源县购买木料，身在沁源如何打人？如果县长不信，可问问张三旺。

原被告双方都讲得理直气妆，振振有词，且都人证物证俱全，互不让步，形成僵局，可真难住了县太爷。

30年代阎锡山的县官不可能脱下官服像历史上况钟、刘庸那样化装私访，耳聋眼黑，无法判决，只好一拖再拖。原告见在沁县难以取胜，又告到山西省法院长治分院，长治分院也曾数次开庭审问，但也是久拖不决，成为悬案。

1936年秋，何启汉在赴长治打官司时，骑的是一辆旧自行车，当行至段柳村附近时，车的横梁断裂，车杠直插咽喉，身受重伤，说话困难，在家养伤，官司无人催促，法院也就搁置不问。1937年阎锡山实行大编村制，将若干个村编在一起称为编村。村长一职不再民选，而由县政府委派。村副则由区公所指定，村里两派也就不再争夺了。

最大的影响是“七・七事变”，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家仇缓解，开村两派中的一些成员和子女都纷纷参加革命，牺牲救国。何启汉参加了共产党，任村支书多年，其侄子何光文参加革命，建国后任湖南省农业厅厅长。何中央之子何光前、何裕厚都参加了决死队，成为烈士。何光前牺牲时任决死队三纵队八团营教导员，“十二月事变”遭阎锡山手下的孙楚枪杀。张姓方面，张成元、张林元都比较进步，赞成抗日，赞成，赞成打倒。张统绪之子张国靖参加成成师生游击队，成为团级干部，在偏关作战牺牲。张金元之子张进仁抗战中任平鲁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也在平鲁作战中牺牲。张成元之子张进一，张掌元之子张进云，张二元之子张修德、张政德，张林元之子张钟祥都参加了革命，都在建国后成为省、地级高级干部。

开村和全国革命形势是一样的，在战争年代集中一切力量抗日和争取全国解放，派性基本消除，虽然在和“”中也有些显露，但不是主流，故不再叙述。

（责编 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