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

摘要：本文从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诞生背景入手，分析了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成长于怎样的实践和理论环境，是在怎样的哲学基础上形成了颠覆性的理论内涵，并在文章的最后对该理论作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诞生背景；哲学基础；理论内涵；

Abstract：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Canada macro-appraisal theory.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Canada macro-appraisal theory’s growth. Then it descrip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At last ,the paper gives a brief analysis ofthe Canada macro-appraisaltheory .

Keywords：Canada macro-appraisal theory;the background of its birth ;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Theoretical content;

1983年，美国档案学者Richard Berner将其著作《美国档案理论与实践》（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献给其朋友及老师――美国档案鉴定之父谢伦伯格，然而，让人吃惊的是，该书竟然没有涉及鉴定理论。对此，Richard Berner指出，因为当时的鉴定理论仍然处于初始阶段，仍限制在对档案价值进行分类的范畴，而这显然仍属于科学发展初期的描述阶段。

20世纪90年代，鉴定理论的发展史上诞生了三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汉斯•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塞穆尔斯的文献战略，加拿大的宏观鉴定理论。这三个理论的出现，将鉴定理论发展的进程向前拉进了一大步，标志着鉴定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三者当中，又以加拿大的宏观鉴定理论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故本文简要论述了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以期为其在中国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1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诞生的背景

任何一个理论的诞生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具有深刻的背景，因而，对任何一个理论的研究都应该首先深入到其诞生的背景中，这不仅有助于对该理论的深刻理解，也有利于该理论的长远发展。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伴随着现代政府的出现，纸质文件的数量迅速膨胀。然而，受到古典档案理论的影响，档案人员一方面尽量避免销毁文件，另一方面即使想销毁，也没有足够的理论工具作为支撑。最终，造成文件的大量堆积，传统鉴定理论无以应对，给政府部门带来了严重的空间危机，甚至影响到了其工作的正常进行。与此同时，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电子文件和其他媒介的文件。这些文件不仅数量大，而且，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如瞬时性，文字与载体的可分离性，无轨迹性，等等，并且，这些文件多分散保存于机关的各个部门，不受文件管理部门的控制。上述种种问题，使传统鉴定方法束手无策，鉴定实践一片混乱。

除了文件管理自身以外，外界也给鉴定工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依据1912年修订的《加拿大公共档案法案》（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Act），任何组织在销毁政府文件之前，必须得到加拿大档案馆的批准。此举意在加强档案馆对文件的控制，避免机关任意销毁文件。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问题，首先，因为并没有相关规章对政府机构何时提交处置方案作出规定，提交处置方案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了政府机构手里，档案馆只能被动地作出批准或要求修改的回应。结果，大多数机构只有在出现空间问题时，才会向档案馆提交处置方案，且完全是无序提交。档案馆有时要面临一大堆的处置方案，有时又一个没有，这将加拿大档案馆置于极高的压力之下。更甚者，《加拿大公共档案法案》（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Act）在1987年进行了修订，将在文件处置之前，需要得到档案馆批准的政府部门，由64个增加至128个，如果再加上一些半自治部门、委员会和特别法庭，这一数据将接近170。[1]此外，依据1983年修订的《隐私法》（Privacy Act），加拿大公民有权知道政府部门保存了多久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最终对这些信息作了怎样的处置。为了履行这一义务，加拿大档案馆需要及时在全国邮局的出版物中，对公民信息的处置情况作出公示，因此，一项对包含个人信息文件的鉴定活动在全国展开。然而，真正的实践环节却十分不顺利，包含个人信息的文件通常是个人文件或者事务性文件，这类文件的特点是数量大，规律性强，那么，如果单纯依靠阅读文件内容来鉴定显然十分笨拙和机械，至此，传统鉴定理论再次陷入困境。

以上所述的现实状况，给档案馆鉴定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其不断遭到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批评。然而，下述的政治事件使档案馆的鉴定工作彻底暴露于公众面前，这一事件，不仅关乎公众的个人利益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还使其遭受到有违人道主义的指责，而档案馆在这一事件面前的软弱无力更是将档案馆的鉴定工作推到了风口浪尖。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一系列的因素，加拿大决定1945年之后进入其境内的纳粹罪犯，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因而，变得极具政治性。联邦政府因此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来彻底地调查这一事件。[2]为了追踪这些秘密地居住在加拿大的纳粹罪犯，并以非法移民的名义驱逐他们，就需要查阅移民档案，因此，战后个人移民的档案很快成为焦点。然而，让人失望的是，这些文件大多数已被销毁，而最近的文件也处于较差的保存状态当中。政府被激怒了，负责法律执行的内阁部长公开声称，这些销毁是“应当受到责备的行为”或者说“极其严重的失误”。媒体也嗅到了血腥的味道。加拿大两份主要的国家报纸使用这样的标题来攻击档案馆的鉴定工作：《失踪的文件阻碍了对纳粹分子的寻找》、《纳粹调查委员会声称重要的文件被“秘密地”销毁了》。随后，Descheˆ nes Commission对文件处置方案、档案鉴定方法进行了两次特殊的调查，而档案人员竟然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工具。这一事件，在档案馆内部带来了“海啸”式的影响，Robert Hayward在一篇文章当中的话，代表了当时档案人员对这一事件的认识，“我们最终集体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而，我们应该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改善我们对政府文件的挑选和处置。单纯从科学的角度讲，调查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充当了改革落后文件处置方法的催化剂” [3]。

除了以上这些实践当中的问题，谢伦伯格的理论在加拿大的应用也失效了。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采纳了谢伦伯格的理论修建了许多文件中心。按照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双重价值理论，文件中心应该成为文件在政府机构和销毁或者永久保存之间的中转站。然而，现实当中的状况是，政府机构转移到文件中心的通常不是重要文件，重要文件仍然保存在机构内部。结果，文件中心成了机构与销毁之间的中转站，而一旦机构再次面临文件堆积的问题，他们会请档案人员在机构进行一次现场鉴定。上述背景，不仅是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诞生的动力，也将影响着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具体内容和鉴定思想。

2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内容

2.1档案管理理论与档案鉴定理论的不同。传统意义上，我们一直将鉴定理论视为档案管理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认为两者的追求是相同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档案管理理论[4]“来源于文件的特征、生成环境和当时的……以及组织”。[5]从18世纪法国尊重全宗原则，到1898年荷兰手册的出版，以及随后希拉里•詹金逊和卡萨诺瓦的作品，经典档案理论关注的始终是如何保持文件的原始性和原始顺序，如何确保文件的凭证作用。

档案鉴定理论“首先，明确给出价值的概念，然后，指出这些概念的一般属性，以便运用这些思想挑选出需要长期保存的文件”。[6]从哲学的角度讲，档案鉴定理论探索了档案人员得以赋予文件价值的理论来源或支配力。[7]

至此，档案管理理论和鉴定理论的不同之处也就很明显了，档案管理理论关注的是文件的本质特征，其目的是形成文件或档案保管环节，以确保其证据作用；而档案鉴定理论关注的是文件的价值，以便根据文件价值和相关的挑选原则挑选出重要的文件。显然，二者是不同的。所有的文件都有证据作用，并且，都具有原始顺序和生成环境，但是，这并不能帮助决定哪些文件有价值。真正能够决定文件是否有价值的是文件背后的行为――文件因什么而产生，这不仅决定了文件的生成，也决定了它们的价值。而这恰恰是本文所探讨的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核心。

2.2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哲学基础。哲学基础将告诉我们文件的价值是什么，在哪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的鉴定理论。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哲学基础，归纳起来，应该是两点：其一，档案应该反映最广泛的社会；其二，意念高于物质。

文件价值的来源无外乎这三者：生成者，使用者，整个社会。[8]希拉里•詹金逊的“行政官员决定论”认为，文件价值来源于生成者；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论”则认为，文件价值来源于使用者。伴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20世纪末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或至少对用纳税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我们的‘记忆宫殿’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国王服务的。极少数公民会同意，将他们交纳的大量税金，用于资助其馆藏大多反映政府官僚活动的档案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9]在这样的背景下，档案论述的模式也逐渐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因而，鉴定时，有价值的文件应该反映整个社会，而不是历史研究者、统治者或者其他的一少部分人。

从哲学的角度讲，“传统鉴定理论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笛卡尔两分法思想的影响”。[10]这种思想的特点，是将精神和自然，意念与物质完全地拆分开来，属于科学上的唯理性主义。他们认为，按照笛卡尔的两分法，文件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客观地表达出来而不需要考虑其背后的行为。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理论”恰恰属于这一范畴，他们将“物质”置于比“意念”高的地位，认为通过对文件内容的鉴定，就可以判断出其是否有价值。“这种方法，将文件从其产生的内部有机环境中剥离出来，然后，强加一些外部的标准来判定其价值。而这些标准，往往与文件产生的内部环境没有任何关联。”[11]

而到了近代，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科学当中的主观性，并发现科学绝不是中立的。[12]“思想赋予了所有物质的形式、组织和结构以及意义。”[13]关于这一点，一位卓越的美国哲学家William Barrett 曾举过关于电脑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尽管电脑能够处理和分析大量的信息，甚至发明电脑和机器人，然而，整个程序最主要的推动力，仍然来自设计电脑的人类思想，即使是电脑最普通的运算程序，也在其运行过程中证明了思想的存在。”[14]因而，物质只有放到思想的环境中才有意义。从档案鉴定的角度讲，我们在鉴定当中不仅不应当去排除主观性，相反应该将其作为我们鉴定的客体。需要指明的是，这里的主观性并不是鉴定者自身的主观性，而是文件生成背景的主观性，即文件因什么而生。通过判断文件背后思想（意念）的重要与否，来判断其最终产物文件（物质），即意念高于物质。

2.3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具体内容。依据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哲学基础，文件价值来源于整个社会，最终归档的文件应该反映整个社会的价值。那么，如何反映价值呢？汉斯•布姆斯曾说：“社会应确定其自身价值，档案文件必须如实地反映这些价值。” [15]但是，显然，他后来也认识到这一方法的不切实际，我们永远不可能直接地说出一个社会的价值。那么，怎么办呢？

这里，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说“某人和她的妈妈一模一样”，我们当然知道，意思不是说这个人在实体上是她的妈妈。而是因为在一些重要的行为和外貌上，她反映了她的妈妈的重要特征，她是妈妈的影像（image）。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我们将注意力从社会价值本身转移到社会价值形成或者表达的重要方式上”。[16]也就是说，让社会运转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的价值。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按照这种方法，最终得到的并不是社会的客观实体，这些文件只是包含了社会的重要特征”。[17]也即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不再去执著于社会价值本身，而希望通过记录社会价值的一些重要的特征来反映社会价值，即得到社会价值的影响（image）。

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如果对社会机制的敏感部分进行研究，那么，将会产生公民、社会动态和公共问题，进而整个社会的清晰证据。[18]档案人员接下来，会通过鉴定战略和方法来找到这清晰的证据，也就反映了社会价值。除了社会机制以外，社会学家还认为，所有的社会都不同程度上具有结构、职能和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职能和活动是公众的创造物，且公众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支持，抗议，拒绝，修改等）这些活动。

具体到加拿大的实际，社会价值是通过以下机制被执行的。首先，加拿大社会的价值通常会以法律、规章、政策等形式被表达。这些首先会转变为较宏观的职能，比如经济发展，国防与外交等；然后，这些宏观职能的不同部分，将分配至不同的政府结构，当然，通常是第一级的政府机关，这些政府机关再将这些职能划分成子职能分配给子机关，这些子机关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来执行这些职能。为了确保这些活动的顺利进行，信息部门和文件保管系统是必不可少的，而文件也将成为这些活动自然而然的产物。因而，研究社会价值被表达的整个过程，也就会发现那些最重要的职能活动，而记录这些重要的职能活动，也就将记录整个社会的价值。

当然，上述仅仅是政府机关单方向执行职能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公民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塑造、挑战和修改这些活动，因而，进一步通过互动功能反映了社会的价值。为了记录整个社会，必然需要去记录公民与管理者之间的这些互动，这不仅将反映社会的价值，也将保证社会价值的公正表达。

简而言之，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体。“自上而下”，指的是将社会愿望通过政府机构的逐步分解使其得以执行，而“自下而上”，指的是公众与国家的纠正性互动以保证其愿望的正确实施。

3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分析

3.1以“整个社会”作为价值来源更全面更客观。前面提到过，文件价值的来源无外乎生成者、使用者和整个社会。事实上，这三者恰恰分别是几个有影响力的鉴定理论的价值来源。希拉里•詹金逊的“行政官员决定论”选择的是生成者，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理论”选择的是“使用者”，而他们都不同程度上暴露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整个社会”作为价值来源的科学性。

以生成者作为价值来源，虽说能够利用生成者熟悉文件背景的优势，但其致命伤是容易陷入生成者滥用权力的漩涡。生成者会为了掩盖个人丑闻，过度保密，或者为了表明当前政治的合法性而摧毁其过去，而历史上这类事件也是屡见不鲜，如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录音片段的销毁，布什白宫邮件的销毁等。

以使用者作为价值来源避免了滥用权力的硬伤，但却容易使档案人员被一些影响力较大的集体所左右，如历史学家、学者等。杰拉尔德•汉姆曾断言，“这种从利用的角度为档案下的定义，已导致鉴定过程带有‘一种任意性、分裂性、不协调性和非本质性……’档案人员如果‘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其最终结果是‘档案馆藏只限于满足狭隘的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以社会作为价值来源，显然避免了上述理论的缺点。它将整个社会作为价值的来源，即文件应该是对整个社会有价值，而不是某一小部分群体，避免了其狭隘性，这不仅顺应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潮流，而且，是与档案论述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的方向相呼应的。

此外，与传统鉴定理论不同的是，它将鉴定权收回到档案人员和整个社会手上，充分肯定了档案人员在鉴定工作中地位，这将使鉴定工作更加客观。

3.2以“文件背景”作为鉴定客体坚持了来源原则。来源原则作为档案学的核心理论，应该是贯穿档案理论的主线，然而，历史上的鉴定理论曾不同程度地抛弃和曲解了来源原则。詹金逊在一开始是十分排斥对文件进行鉴定的，他认为，应该保持文件的原始顺序，显然，这是对来源原则的曲解。保持文件的原始顺序应该属于档案管理理论的追求，因而，他将来源原则在管理理论中的应用搬到了鉴定理论当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谢伦伯格的鉴定理论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档案领域的应用，其强加了一个外部的价值分类体系于档案上，完全抛弃了来源原则。

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坚持把鉴定的客体从文件本身转移到文件的生成背景，即采用“自上而下”的角度，这里的生成背景是更广义上的来源，这不仅顺应了来源原则概念化、抽象化的趋势，而且，再次肯定了来源原则在档案学的核心地位。对来源原则的坚持，使其成为贯穿档案理论的一条线，很好地连接了档案管理理论和档案鉴定理论。

3.3通过“职能――结构主义”反映社会价值更睿智。其实，早先，汉斯•布姆斯也主张文件的价值应该来源于整个社会，只是在如何体现社会价值上陷入了困境。刚开始，布姆斯认为：“社会应确定其自身价值，档案文件必须如实地反映这些价值。”[19]后来，他认识到这种计划的不切实际，因为，没有人能够明确地指出社会价值的内容，因而，他转而希望通过职能来反映社会价值，这与加拿大的宏观鉴定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既然不能直接地去阐释社会价值，那么，就让社会自己诉说自己的价值。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分析了加拿大社会的运转机制，明确了社会价值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被表达的，以及公众是如何与该机制互动保证愿望的表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职能――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寻找有价值的文件，这应该是比较睿智的做法。

3.4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本身更加完整。理论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首先，它具有存在的哲学基础，即，在什么样的哲学思想之上形成了该理论，这不仅是理论成长的根系和起点，也是其得以维护自身的有力武器。传统鉴定理论之所以不能为自己的合法存在辩护，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

理论形成之后，还要考虑将其付诸实践的战略和方法，作为社会科学无法付诸实践，就不能保证其有持久的生命力，也将不能为业内所接受。传统鉴定理论大多只是单纯的鉴定方法或者理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包”，这造成传统鉴定理论或者没有立身的工具，或者没有实践的工具。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克服了这一不足，其在理论形成之后，还形成了专门的鉴定战略和方法，以保证理论的顺利实施，当然，鉴于本文只是探讨加拿大鉴定理论本身，战略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范畴，所以，并没有进行相关的论述。

参考文献：

[1][2][18] Terry Cook. Macroappraisa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rigins,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in Canada,1950-2000[J]. Archival Science(2005)5: 101-161 DOI 10.1007/s10502-005-9010-2.

[3] Robert J.Hayward,”’Working in Thin Air’:Of Archives and the Descheˆ nes Commission”[J]. Archivaria 26 (Summer 1988):130~131.

[4] 英文的原文论述中，特里•库克教授使用的是Archival theory,直译的话应该是档案理论，但是，笔者认为档案理论应该是包括鉴定理论，笔者认为，特里•库克教授想表达的应该是档案管理理论.

[5][6][8]Terry Cook. Archival Appraisal and Collection:Issues, Challenges, New Approaches[R]. Special Lecture Seri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nd to NARA Staff NARA 2 Auditorium:College Park, Md., USA.

[7] Appraisal Methodology: Macro-Apprais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EB/OL].[2011-6-11].

[9][15][19] T•库克. 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R].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

[10][11][12][16][17] Terry Cook. Mind Over Matter：Towards a New Theory of Archival Appraisal.

[13] T. Z.Lavine. From Socrates to Sartre: The Philosophic Quest(New York,1984),pp.197~198.

[14] William Barrett, Death of the Soul ,pp.40~41.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来稿日期：2011-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