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转型:远虑大于近忧

“十二五”是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5年，它对后10年、20年的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远虑大于近忧，我们需要清醒地估计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着两种前景，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我国正处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从改革开放的进程与趋势看，至少应当包括两次大的转型与改革：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突出特点是改变生产关系、做大经济总量；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是从当前到未来的一个时期，突出特点是改变经济结构、增大消费总量。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二五”是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5年，它对后10年、20年的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十二五”是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关键五年

笔者认为，对“十二五”历史地位的判断十分重要。从我国二次转型与改改的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具有历史性转折的关键五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审视：

发展型消费需求的历史变化和快速增长已成为我国历史性转型的基本需求。2010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已从以衣食住行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当人们的衣食住行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后，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需求开始成为全社会的主要需求，并呈现不断快速增长的趋势。例如，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推进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服务业要成为主导产业、环境优先成为发展的基本需求等。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看到：第一，“十二五”时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强调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发展型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由此看到未来5～10年，我国发展型消费需求变化的大趋势；第二，消费升级进入一个重要阶段；第三，届民的消费升级成为总体趋势。

公共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开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在生存型阶段，私人产品严重短缺。进入发展型新阶段，由于广大百姓对发展型消费需求的全面增长，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日益增大的突出矛盾。由此，不仅需要强调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矛盾没变，更要清楚地、充分地看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已经从生存型需求转变为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需求。就是说，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发展型新阶段的突出矛盾。为此，需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改变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调整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总体上说：第一，我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第二，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已成为历史。

缓解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需求明显加快。社会各方面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的关切度极大。笔者的理解是：第一，需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改变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过低的状况，并能明显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需要尽快改变“GDP主义”的发展导向，实现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大社会成员普遍贫困的背景下，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是有其历史需求的。这是因为，不增大国家的经济总量，难以解决几亿人的贫穷问题。改革开放30年以后，继续实行“国富优先”的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国家生产力的增长优先并快于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二是国富优先容易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比如，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今天我国面临着过去30年没有过的各种新挑战。例如：

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从投资出口大国走向消费大国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朗；

经济矛盾、社会风险明显加大，高速增长掩盖的经济社会问题开始逐步“水落石出”；

发展理念、体制条件受利益掣肘的影响，转型与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等等。

需要清醒地估计面临着两种前景

“十二五”我国正处在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十字路口，远虑大于近忧。我们需要清醒地估计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着两种前景，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良好的发展前景：第一，历史性变化的趋势明显，只要顺势而为，就能干成事情。第二，总体思路清晰，目标、主线很明确，总体要求也很明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届世界前列。”第三，需求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压力和动力形成。

灾难性的后果：第一，增长速度急剧下滑；第二，社会风险明显加大，物价上涨与社会矛盾问题相伴随，加大社会风险因素；第三，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明显加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由于发展方式选择的不当或失误，使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甚至停滞。

实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关键在于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的实质性突破。并且，由于内外环境变化的约束，初步实现这个“突破”是有时间要求的。这取决于“十二五”能否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

推动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增长趋势

投资与消费失衡是现行增长方式的突出问题。第一，我国的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低收入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中等收入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低于“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15～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200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居民消费率2000年在62％以上，到2008年只有48％，8年下降近14个百分点。

“十二五”可以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趋势。第一，我国的消费空间巨大。国际上有一句话：潜在的7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大市场是世界未来消费版图的最大亮点。如果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就有大约7万亿的投资需求。我国的文化消费占GDP的比例只有2.5％左右，美国是20％，韩国是15％。如果“十二五”我国的文化娱乐消费增加1倍，提高到5％，就会有4万亿左右的消费需求。第二，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时候正是消费快速增长、消费主导形成的重要阶段。第三，从现实看，城乡消费结构正在快速升级，城市发展型消费支出的比例较大，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开始逐步释放。

如果相关政策到位，“十二五”我国的消费率从现在的不到49％提到52N53％是有可能的。在这个基础上，

“十三五”就有望达到60％左右的合理区间。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有重要突破。社会普遍关心的是：第一，今年“两会”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不能出台；第二，出台的方案能否有较大的突破。例如“十二五”期间城乡居民的实际年收入增长能否达到8％左右；第三，劳动报酬在“十二五”期间能否明显提高。有专家提出我国的劳动报酬并不低，是否是这样呢?笔者告诉大家两个数字：一是2000年劳动报酬约为51％左右，到2007年下降为40％，不到7年时间下降近12个百分点；二是工资收入占企业经营成本只有10％，发达国家是50％，悬殊太大。

推动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初步形成城市化主导的基本格局

城市化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选择。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率应在60％左右。2009年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城市化率只为47％左右，相差10～15个百分点。

为什么要把城市化作为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选择?第一，扩大消费、拉动消费的主要载体是城市，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等于3.6个农民的消费；第二。结构调整与城市化相联系。只有在快速城市化条件下才有可能抑制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才能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三，城市化与就业紧密联系；第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紧密相连，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的城市化。

“十二五”能不能初步形成城市化主导的趋势?第一，2.3亿农民工中有条件的1亿农民工成为市民，就可以明显加快城市化进程；第二，把经济主导与行政主导相结合，可以大大拓宽城市化发展的空间。例如，浙江义乌10年前就有条件成为中等城市，受到现行行政体制的制约，到现在仍是一个县级市。这说明改革行政区域体制，城市化会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如何作出城市化的发展和选择?第一，以大城市带动小城市发展；第二，以城市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第三，以城市化来形成结构调整的一个内在动力。

推动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初步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形成低碳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低碳经济，不仅是压力，也是加快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遇；不仅能带动技术创新，而且能推进结构性转型和调整；不仅能引起环境革命，而且能引起广泛的社会革命和生活方式的革命。

把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耗总量挂钩。按照国家2004年的规划，到201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是24万亿吨标准煤，实际突破了32万亿吨，也就是说实际增加了1.2倍。实行低碳经济战略，就是要在环境承载力约束的前提下，以能源消耗总量制约增长速度，使增长速度与环境可承受的能力相一致。这样，才能走上可持续的增长之路。

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是制度革命。包括环境产权制度，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等。

“十二五”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

第二次转型重在第二次改革，而第二次改革从现在看，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矛盾、经济和社会很多问题都与政府转型相联系。

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

民富优先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追求：它是释放和扩大社会需求的重大选择；是缓解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大选择；是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的重大选择。

民富优先改革导向的突破。比如：第一，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有重大突破，关键在于指导思路的确立。如果按民富优先的改革思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可能有重大的突破；第二，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第四，财税体制改革。

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经济生活领域是市场主导下的政府，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搞市场经济，实行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也会由此产生某些严重问题，如土地批租等问题。市场主导下的政府，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政府调控、干预市场的有效性。

政府占有和控制资源范围的扩大，削弱了市场的作用。比如，政府对土地的配置和控制、对重要资源的行政定价倾向、对行政控制范围的加强，都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对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有着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垄断行业改革困难，主要原因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所致。毫无疑问，垄断行业改革的突破依赖政府转型。

民营经济发展的某些困难与政府的主导相关。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偏向于大企业，偏向国有资本，使民营经济在某些重要领域难以参与平等竞争。

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的背景下，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是一心一意上项目、搞建设，还是一心一意谋民生?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在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下，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才能促进和保持全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经济性、社会性、制度性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任务。

在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国有资本如何在盈利性与公益性中作出选择?国有资本也有赢利性的基本要求。问题在于，它必须在实现自己特定目标的前提下才能去追求赢利性。否则，它的特殊作用又何在?比如，在住房问题上，央企不应成为“地王”，而是在保障性住房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共职责不到位是现行财税体制、干部考核机制的必然结果。第一，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第二，以GDP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机制助推了经济总量的发展导向。

在“十二五”开局之际，需要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问题作出客观判断，需要达成某些基本共识。这样，才会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推进二次转型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