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人,你为何没有归属感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深圳”两个字在中国人的语汇里绝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名字，更是“梦想”、“自由”、“奋斗”、“活力”、“一切皆有可能”的代名词，那里有太多白手起家的奇迹，有太多迅速致富的神话。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在一起，操着方言味十足的普通话，奔波在已建或在建的高楼大厦之间，为的只是一个梦想：淘金。

“淘金”是深圳人永远的主题。在这个号称最像美国的中国城市里，大多数人没有户口、买不起房、频繁加班、面对着陌生的面孔和糟糕的治安。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天堂向左，深圳向右》显然已经表明，深圳在获得“梦想之城”名声的同时，也成了“欲望的城市”、“暂居的城市”、“别人的城市”。这对立志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深圳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里最像美国？

现在工作和生活在深圳的1200万人口中，95％以上是特区设立后进入的新移民。如今的“深圳人”包括了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新移民，成为北京之后第二个聚齐了全国56个民族的城市。

美国史学家H・S・康马杰在研究美国移民时谈到：“他们野心勃勃，甚至最不着边际的计划他们也认为能够实现。他们终于得到这样一个信念：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这同样是深圳人特别是早期深圳创业者的精神写照，也是很多人投奔深圳的原因。

创业者的“孺子牛”精神，确实反映了这个时期深圳市民的开拓意识，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力上的，当时的工程兵和早期到深圳的干部，克服了物质生活上的匮乏，在5年之内就让一座城市初具雏形；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来到深圳的居民受到市场经济的洗礼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击，释放了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个人积极性。

自然，这种全民自觉的牺牲和奉献，与后来淘金者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但两者的表现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善于学习，海纳百川；平等，包容，少成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的移民文化更新了中国传统的移民文化，并赋予其现代性的内容。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或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或是军事上的戍边和垦荒，或是因为灾害而流离失所，包括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皆是非自愿的。虽然深圳的第一代移民多是怀着戍边的豪迈情怀来的政策移民，但1990年代以后，移民则多是冲着自我奋斗的淘金梦来的，他们自觉将经济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动机融入自己的迁移动机中去。

这样一种全新的移民文化，给深圳带来了狂飙突进式的跳跃式发展，特别是深圳的高技术产业，因为有了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而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条件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但是，移民文化带给深圳的并不只是正面的东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许多深圳人，无法掩饰其心中的浮躁。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机关部门和企业都不同程度地热衷于一些“短、平、快”的操作，重于目标而轻于过程。又如，深圳在实践方面常有创新之举，应该是出理论的地方，但深圳学术气氛却不浓。深圳缺少大师，因为大师需要甘于寂寞地修炼，需要天长日久的积累。由此可见，浮躁之气归根结底是文化积淀较浅。浮躁派生的冒险精神，走到一定极端就是铤而走险，这对深圳社会稳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暴力抗法问题，已使多名执法人员或死或伤，迫使公安局副局长向社会发出了“果断开枪”的信号；比如某城中村的社会治安整治，需要在一个晚上出动上千名干警，在警犬的配合下进村清剿才能完成；而拆除违法建筑，已到了必须采用爆炸手段才能解决的地步。

同时，移民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缺少共同的历史，难以建立稳固的信任关系，加之建市时间短，原有的城市文化资源有限，显然不可能使外来者得到更丰富的滋养。在此情况下，深圳人产生了普遍的归属感缺失。

归属感从何而来？

缺乏归属感固然是移民文化与生俱来的特征，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其间的距离，政府尚有可为：通过政策导向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让人们不但留下来，也由衷地对这里产生认同。美国就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深圳市政府当然也想了很多办法，无奈见效不大。

有调查显示，深圳暂住人口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口为70%，占深圳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考虑他们微薄的工资和近乎无权的状况，他们没有归属感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这个城市似乎也不欢迎他们，深圳市目前的人口政策是减少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把这些“低素质”的人“赶”出去，同时延揽那些具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或者是具有较强纳税能力的企业老板。但是，一个城市显然不可能只有白领，就是在最讲高科技的地方，也有大量需要普通劳动者的岗位。深圳目前突出的治安、交通等一系列问题，不能仅仅简单地归咎于外来劳工。

深圳的另外一类人是受过高等教育或有一技之长的白领，他们是这个城市声称在竭力延揽的人。但不幸的是，这部分人在享受着较高收入的同时，一样没有归属感。“交通、医疗、保险、治安、消费、工作压力、供楼压力等等都让我对深圳没有归属感。虽然我已在这城市呆了10来年，还有了房子，但依然觉得没有被这城市接纳。不小心有个感冒发烧，一上医院就是几百块才能出来。公司办了社保，但对我们这些没有深户的人只能住院才能报销90%。一般门诊费用不报销。有户口的医疗卡只花10来块，我们却要10倍以上，心里真是不平衡！”这个网友的发言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深圳白领的真实心态。

平心而论，深圳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营造“家”的感觉。比如，为解决外来人口看病问题推出的“布吉模式”，每人每月6.6元，由用人单位缴交，虽然就几元钱，却能既保门诊又保住院；给一些产值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深圳户口指标，由他们出面为员工申请户口。但就是前者这样一个保障水平不高的制度安排，却反反复复了20年才得到推广。后者则因为入了户之后企业要足额为员工缴纳各种保险的缘故，应者寥寥。

最近，深圳盐田区政府开始在辖区里推广居住证制度，让外来人口享受一些市民待遇。这显然比纯粹的“暂住”要好很多，但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当手持居住证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身份、权利待遇时，当手持居住证与户籍人口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时，当新的居住证制度覆盖包括户籍人口在内的全部常住人口时，才是真正的居住，至少可以从权利、人格上接近所谓“诗意地栖居”。

值得期待的公民社会

在深圳，活跃着一个以房屋所有权为基础和平台、积极维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群：景洲大厦业委会主任邹家健竞选市人大代表；碧岭华庭业主江山为讨要选举权多次将街道办告上法庭；南天一花园业主在70岁的范国振老先生的带领下，打了15场维权官司追讨被卷走的物业维修基金……这样一群人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深圳人权利意识的高涨。

“我们都不是老农民了，不会对那些不合理的事逆来顺受。我估计，我们最少还要打三场官司才能最终胜诉。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放弃的。”这是范老先生的“权利宣言”；但另一方面，他们屡战屡败、甚至被打被砍的事实也说明了，深圳的维权空间很有限，距离公民社会还很远。

前一段时间，号召人们不买房而遭到封杀的邹涛，已经离开了深圳；更早前，本刊曾经报道的嘉佳豪苑维权被砍事件的受害者张玉林，也离开深圳去了上海。以前，人们把归属感的缺失更多归因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但以上案例已经说明，仅仅是经济的富足还不够，作为最早接受市场经济洗礼和权利观念熏陶的中国人，一些深圳人在实现经济上的小康之后，更关心的是保障自己的权利和相关的救济渠道，而且这样的人正越来越多。

这才是一所现代城市值得期待的未来，让伤心而走的人们转回身，共同营造公民社会人们彼此互根的归属感，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