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取得时效制度中的期间的规定及其理论意义

摘 要：本文一改其他论文从宏观上探讨取得时效制度的视角，把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取得时效制度中的期间的规定。在思考在2007年的物权法立法中我国为什么不接受取得时效制度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一改以前求大的观念，转而对取得时效中的各项具体规定进行细微的分析，以寻求合理的依据以及解决方法。

关键词：取得时效；期间；平等性；期间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265-01

一、提出这一思考的主要原因

取得时效制度源于古罗马法，在《古罗马法原论》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因原物主既长期不行使其权利，即可推定他已抛弃其权利或其权利根本不存在。其期间为，不论动产或不动产，当事人同住一省的为10年，异省的为20年，期满后占有人即有权拒绝所有人的追诉。在学习过程中，笔者发现各个学者对于取得时效制度中的期间的论述以及考量比较少，在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以及是否应该被一个国家所采纳，不能光从该法律制度的整体去考量，我们应该更加细化的去看待其中的问题，应该沉下心去思考我国没有采纳这一制度的原因。

二、取得时效期间规定存在问题的分析

取得时效制度的两个主要基点是：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占有和经过一定的期间。我国的大部分学者在期间的探讨上基本是借鉴大陆法系一些国家的既有观点和看法。在笔者看来出现这一现象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我国现在采取的法律体系主要是采取大陆法系，而且在发展法律的过程中也主要是参照大陆法系的相关法律制度。

第二、关于法律平等性的考量。在法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人人平等，人人平等的要求虽然无法真正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却也要求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即形式上的平等性。

第三、我国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而且个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往往相差很大，再加上我国自从1987年改革开放，1992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倾向，导致我国个个地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虽然这些方面的原因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原因不能真正成为阻碍我国在取得时效的期间规定方面的探索的脚步。

三、如何完善取得时效期间的规定

那么究竟我们在设置具体的取得时效期间的时间时要依据什么去规定呢？笔者认为在讨论取得时效制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关于财产的划分。

对于动产在德国法动产取得时效要求的时间是10年；意大利民法区分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而规定了不同的期限，前者为10年，后者为20年；我国的民法典草案将一般动产的取得时效期间规定为两年。

对于不动产，我国民法典草案将不动产的取得时效规定为五年，这一时间规定过于短暂也和民众的“祖宅”思想有冲突。

其次，关于取得时效期间的规定，大陆法系可以参照的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在取得时效构成要件只有普通取得时效；第二种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取得时效构成要件中依据占有人是否善意无过失将取得时效划分为普通取得时效和特殊取得时效。就我国的国情来讲，笔者比较赞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取得时效构成要件中的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在规定取得时效期间的长短和分类时，在参照适合的立法模式的时还应特别注意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我国的地域划分为不同的结构，第一个划分标准是，我国根据全国各地的经济的发展状况及海陆位置把国家的地域结构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并由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公布。虽然国家看到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并且对不同地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扶持，但是我们要认清的是，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既然在短时间不可能解决这一现实的问题，我们在考虑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的时候就应该符合这样的事实，根据具体的地域改变这一制度的适用性。

其次就是我国的另一个划分标准即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划分。这种划分相对于前一种划分来说，就显得比较细致。但是这一划分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划分得过于细致，导致立法及司法实践的繁琐性。

就实际情况而言，在不动产方面笔者比较倾向于于按照东、中、西部来设置不同的取得时效期间。这样既照顾到了不同地域的不同现实状况，又不会使得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繁琐。至于动产，笔者赞同我们国家民法典草案的两年期间的规定，因为动产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流通频率比较大。而且，大部分动产的价值也比较小。

参考文献：

[1]周.罗马法原论[M].商务印书馆，2004.

[2]孙宪忠.争议与思考-物权立法笔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