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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1895－1968）所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书，凡三卷，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3月出版；《丛刻》共收英、法、美、俄、德、意、匈牙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荷兰、塞尔维亚、芬兰等十四国作家47人的50篇短篇小说。此书出版后，中华书局按照当时的规矩，向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送审，得到鲁迅的赏识，并因此获得了乙种奖状（甲种奖状奖给创作）。发奖的评语是由鲁迅为主撰写的，他的二弟周作人也参与了文本的起草。
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后来首先提起的是周作人。上世纪40年代末，他写过一篇短文介绍其事：“这大概在民国六七年之交，上海各书局出版的新书常常送往教育部请求审查，虽然不是教科用书，本来无此必要，但是审查核准之后，算是版权确定，有了保障，也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周（瘦鹃）君的《欧美小说译丛》也是审查书之一，当时教育部不但准予通过，而且还很有褒奖的话……教育部主办这件事情的即是鲁迅先生。其时他在教育部任佥事科长，属于社会教育司，正是办理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事业的。他见到这部《欧美小说译丛》，特别携回S会馆，仔细研究，几经斟酌，乃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随后由教育部的便是。周瘦鹃君虽然被人列入礼拜六派，但鲁迅先生当时对他却是很有好意，大约有点空谷足音之感，希望他继续的做下去的。”大概因为年代久远，周作人当时又刚刚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未久，手头没有资料可查，全凭记忆，所以这里的介绍在细节上不是那么准确。现在还可以看到奖状（当时称为“褒状”）颁发的时间是民国六年（1917）9月24日，评审该书的时间自然还要更早一点。书名原来是《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而“褒状”上写成《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到周作人的回忆文中更误记为《欧美小说译丛》，其实都是同一部书。负责审查小说的部门也不是鲁迅供职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而是当时附属于教育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通俗教育研究会，该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9月，成员以教育部的官员为主，也有若干其他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参加。办事地点设在通俗图书馆。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小说、戏剧、讲演三股；该会成立之初，鲁迅被指派入会并被任命为小说股主任，主持制订过《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办事细则》、《审核小说标准》以及《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议案》、《公布良好小说目录议案》等文件。1916年2月鲁迅辞去主任一职，只当审核干事――周译《丛刻》正是由他负责审核的。
按《公布良好小说目录议案》所拟办法凡两条，一是“上等之小说于审核时，应加具评语以供社会之参考”；一是“上等之小说目录及评语，除登载本会议事录外，应送登教育公报及各种新闻杂志”。1915年12月27日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大会上提出报告说：“关于小说之审核，现经本股审核完毕者，已有数十本，大概以中等者居多。诸君对于此事均非常注意，故附带报告”云云。
周作人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对于其时上海文坛的不重视乃是事实，虽然个别也有例外，有如周瘦鹃，便相当尊重，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作品的。这书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这里就说得比较准确了；事实上鲁迅与周作人合拟的评语先报研究会审核，再由教育部批准，于1917年9月22日以教育部指令的名义发表；9月24日又发出了由教育部次长、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签发的“褒状”。二周合拟的评语稍后又载于《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
凡此种种都给予译者周瘦鹃以极大的鼓舞。许多年以后他就此事写过一篇很动情的名文《永恒的知己之感》。
评语高度评价周译《丛刻》的取材、选目和附有作者小像略传的做法，也提出了几点批评意见，其全文如下――
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绍介；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群鸡之鸣鹤矣。
这一段评语写得很见功力，文字不长，内容丰富，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至少有下列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评语的作者有着广阔的世界性的眼光，决不局限于英语世界。这里对于周译《丛刻》的取材之广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有些国家的作品过去还没有人翻译过，《丛刻》首次予以介绍，评价尤高。二周的评语指出英国文学的长处并不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的佳作多出于欧陆，此语非胸中有一部欧洲文学史者不能道。国家的排列主张按照种族来安排次第，也是相当内行的意见。
本书下卷俄罗斯之部凡四篇，列于第四的盎崛利夫（今通译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鲁迅先前曾有意翻译，没有做成，只译出了他另外两个短篇；现在看到别人译出来了，自然大有“空谷足音”之感。
其次，评语强调直译，因此对《丛刻》中篇名多换成中国成语提出批评：“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诚”就是“信”，实为翻译的第一条军规。用中国成语译外国语句或作品的标题，是翻译界常常采用的办法，至今仍方兴未艾；而周氏兄弟自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代以来一向坚持严格意义上的直译，所以不能容忍多用成语的办法――尽管这一办法现在往往还被视为一种高明的技巧。
原书前天虚我生（陈蝶仙）序中论及翻译之道，说：“同一原本，而译笔不同；同一事实，而趣味不同。是盖全在译者之能参以己意，尽其能事，与名伶之演旧剧，同一苦心孤诣，而非知音识曲者不能知也。”这种不大讲究“信”而一意标举“参以己意”的翻译路径，一度颇为流行，而这恰恰是鲁迅很不以为然的，这里遂仅略点到。
第三，大力提倡翻译外国的“纯洁之作”，批评无聊的创作。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文人是兼事翻译和创作的，而所谓“哀情惨情”正是鸳蝴派小说最为重视、始终抓住不放的主打题材；这里却通过对周瘦鹃翻译工作的褒奖，对该派的创作倾向提出委婉的批评。鲁迅希望通过此举给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提出建议：与其写那些东西，不如多介绍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这样于读者更有益。
周瘦鹃兼事翻译和创作，早期翻译居多，后来则以创作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主，对于“哀情惨情”亦复乐而不疲。鲁迅对这一派小说是很不看好的，所以稍后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直截了当地规劝他们不如多搞翻译，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热情地呼吁道：“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阿！诸公有这许多文才，大可以译几叶有用的新书。”劝鸳蝴派才子译书，并非突发奇想，因为鲁迅知道他们是有能力译书，并且是做出过成绩的，不久前他评论过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对于既搞创作也搞翻译的人，如果他的创作倾向不是太好，鲁迅往往劝他多去做翻译。对早年的周瘦鹃是如此，后来对林语堂也是如此。1934年8月13日，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提到：“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这里的一片苦心，同他先前表彰周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的评语，同他劝南方才子们“译几叶有用的新书”，完全一脉相承。
中华书局原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今已难得一见，幸而有岳麓书社的重印本（1987年8月版），书名省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列为该社“旧译丛刊”之第四种。此书以及整个鸳鸯蝴蝶派在翻译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至今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注意和估价。由此引出鲁迅文化思想的一个侧面，也颇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