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石窟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几个问题

摘要：由于政治经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早期学术界对陕北石窟的关注很少，近年来虽然有部分学者开始进行相关考察，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基础的描述性介绍，缺乏系统性和专题性；而且介绍多是出于交通要道上的规模较大的石窟，而对星罗棋布于广大农村的数以百计的石窟则没有调查；在石窟断代方面，也多采信前人的说法，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陕北石窟；研究现状；问题

提起陕北石窟，人们很容易想到黄陵的双龙石窟、延安的万佛寺、子长的钟山石窟等等，且多为北宋作品。因为这些石窟是专家学者关注较多，并且有相关论著出版的。但事实上，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些石窟只是陕北石窟中处于交通要道上规模较大的几处，远非陕北石窟的全部，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星罗棋布的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小石窟，且多为隋唐以前的作品，如果抛开这些谈陕北石窟，无异于忽视广大农民群众谈中国国情，是无法全面考察的。所以笔者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为陕北石窟下一个相对计精确的定义。顾名思义，陕北石窟是指处于陕北地区的石窟，而陕北是一个宏观上的地理观念，即陕西北部，包括现在延安、榆林两市及所管辖的地区，陕北石窟就是指处于这些地区的石窟和石窟群。但是由于这些石窟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分布分散、规模较小，所以学者们关注很少，研究一直处于低潮阶段，在各种文物普查中也仅仅是走马观花的对象。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术界对陕北石窟的关注逐渐增多，只是考察的对象也基本上还是延安学者早期关注的一些处于交通要道上的规模比较大的石窟，同时也就陕北石窟时代问题出现了争议，主要分为北朝始建说和北宋为主说。貌似这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我们可以理解为陕北石窟始建于北朝，历经隋唐五代，北宋时佛教信仰更加兴盛，开窟建寺的活动更加频繁。但是学者们在肯定北朝石窟始建的同时，将部分大比较著名的陕北石窟的开窟年代定在了北宋，笔者通过对陕北石窟的实地调查后，发现这样的分期存在一定问题，先作一简要分析：

1、北宋为主说

1959年，古代建筑整修所李竹君、李哲元、张智等三位前辈对陕北石窟进行了勘察、测绘后得出的结论：“从整个窟内外的铭刻来看，多为北宋绍兴（公元1094――1097年）、元符（1098――1100年）、崇宁（1102――1106年）年间的。仅一处为金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造像虽有的被后代粉抹彩绘，但就其特点分析，可以肯定，万佛寺石窟当为北宋绍圣年前后开凿，后世虽有雕凿、塑绘，但并不多，大致尚存原来面貌。”①1985年，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延安宋代石窟艺术》一书。延安文化馆工作人员姬乃军先生在考察后发现：“延安地区的石窟寺其时代上起北朝，下至明清，其中北朝至唐代15处、宋代88处，金元明清41处、代考11处。这次新发现的保存较为完整的石窟寺……绝大多数为宋代开凿。”②靳之林先生虽然对姬乃军先生的部分观点予以反驳，但是基本赞同他对陕北石窟提出的多为北宋时期作品的看法。而且他自己在《对一文的订正》中提到“子长钟山石窟始凿于北宋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延安市清凉山万佛寺始凿于北宋元丰元年，即公元1078年；黄陵县西峪村千佛寺始凿于北宋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③注意是始凿于，也就是认为石窟的开凿年代是北宋，而不是某一石像的雕刻时间。刘斌继承了张智先生、靳之林先生的观点，并在《对介绍中有关问题的补充和订正》一文中分析了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他提到：“宋仁宗时，由于阶级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挑起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西夏乘机连年进忧，人民灾难深重，苦不言堪。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利用佛教统治人民，进一步在桥山附近的富县阁子头、马蹄寺沟、子长县石宫寺和延安县的清凉山等，留下了不少石窟造像，黄陵县万佛洞即为当时的产物之一。④齐天谷在《子长钟山石窟调查记》中提到：“就全国讲，石窟艺术到宋代已有衰落景象，但在陕北却不同，就十个大小石窟中，绝大多数是宋代石窟，不但不见衰落，反有崛起之势，这就填补了我国北方宋代石窟艺术的空白。”⑤200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何利群先生做了题为《延安地区宋金石窟分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专门就延安地区的石窟进行了分期，而且其时间段就确定在宋金时期。此外，杨宏明《一完整宋代石窟在陕北安塞发现》、《安塞县发现一批元代佛教石造像》，贺玉轩《陕西宜川县发现宋代石窟》，《陕西富平县发现金代铁铸佛像》，刘耀秦《陕西富平县发现金代铁铸佛像》。

2、北朝起源说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陕北石窟，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是李凇先生，先生在相关著作中多次提到陕北在北朝就开始修建石窟的观点，如《陕西北朝道教雕刻》中：“陕西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较大的建寺规模和造像高潮，其一为北朝后期至唐，其二为北宋中期至金代中期，其三为明代。”⑥另外，先生提到“陕西北朝时期的石窟发现不多，主要集中于陕北，有年代题记的更少……。陕西唐代石窟主要凿造于初唐至武则天时期，盛唐时期的石窟不仅数量不多，且毁坏严重，（建华寺石窟），五代至北宋初的石窟造像更少（富县大佛寺石窟创于北宋初）……。”⑦“陕西道教造像艺术发源很早，在北朝时期就开始创立了道教造像，至元、明时期，道教更加盛行。”⑧同时，研究陕北石窟的著名专家靳之林先生曾发表《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明确指出横山县接引寺摩崖造像、安塞县云山品寺石窟、吴起县石空寺石窟、安塞县建华寺石窟等等均为北朝时期的作品。⑨此外，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张弓研究员在其专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中指出：“今年文物考古工作揭示，在中古时期主要的政治中心――关中地区，存在着一个长期被注意的石窟艺术群……它散布在渭北黄土高原上，大体呈现为两个走向：一是处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至代京（今山西大同）的古道上；一是处在长安至延安的古道上。窟点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濒临入渭诸水。这一窟群的重要遗存所在地，有吴起、安塞、黄陵、耀县、彬县、麟游等处。”⑩此外，靳之林先生发表的《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安塞县界华寺石窟》，姬乃军、王沛、陈明德、袁继民合撰的（《文博》1990年3期）《延长发现一批隋唐佛教石造像》，李凇先生《佛教美术全集（9）陕西佛教艺术》等相关著作也

总体上讲，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还是陕北石窟主要是宋金时期的作品，笔者恩师郑炳林先生和屈直敏先生亦持同样的观点。但是笔者一直不敢苟同，因为陕北紧邻佛教的盛行地西安，为什么在佛教刚刚传入中原之初的东汉或南北朝时没有受到影响？在北宋之前人民信仰什么？有佛教信仰吗？如果有，陕北早期为什么没有石窟的开凿？是没有传播、还是当时信仰的人不多？还是统治者的抑制？这几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陕北处于陕西北部，南与政治中心长安相连，西和丝绸之路毗邻，在这样的环境中陕北没有佛教的传播是说不过去的；更甚者，南北朝时的在中国，佛教兴盛，各个统治者都极力支持佛教，陕北地区的统治者反对的可能性不大。笔者窃以为北宋为主说，特别是把陕北大部分石窟的开凿年代定在北宋的说法值得商榷。

二、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异，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陕北石窟分布广、规模小，可以说是村村有石窟，庄庄修寺庙，加之这些石窟多分布在比较偏僻的山村，所以平日很少有人涉足。只有到了特殊的节日或需要时人们才去拜访，否则就连当地的人也很少去，所以前辈学者在做研究时很少涉及这些石窟完全可以理解。

（二）、佛教有重塑金身、以修功德的习俗，石窟重修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具体到陕北也不例外。重修石窟主要有一下几种原因：一、就是该窟的主尊给当地人带来一定的福音或者当年经济兴盛、人民安居乐业，集体重修；二、实现了某人的愿望，个人还愿性重修。基于这样的原因，信众越多的石窟重修的可能性越大，所以笔者窃认为我们通常提到的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子长钟山石窟、黄陵双龙石窟等都有重修的可能。

（三）、当时整体石窟研究理论还处于探索时期，前辈们对石窟的断代分析有时不够缜密，好多就是单单依据造像风格和题记，有的连题记都没有就断定年代，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贺玉轩先生对宜川县寿封乡石窟的断代，依据就是一则题记。（《陕西宜川县发现宋代石窟》，《考古与文物》，1988年4期，全文仅一百余字）

三、关于石窟分期断代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重叠：雕塑中发现的两层泥皮中的重叠现象，应该注意是否是当时工匠的修改之处，而不能轻易断定是重修的痕迹，特别对于素面泥皮。

（二）题记：题记一般是断定石窟年代的重要标志，如靳之林：《对一文的订正》中说：黄陵千佛寺石窟也是全国著名的石窟寺之一，由于洞内外均有明确的题记和碑记，它的创建年代也是早有定论的。

冉万里《陕西安塞新茂台石窟调查简报》，简报中提到了题记，这是重要的信息，可为石窟年代的鉴定提供一个的依据，但也不能就此断定。因为由于年代久远，石窟自身的残损非常严重，题记由于属浅阴刻，残损的可能性更大；而且题记的出现年代还有待考订，如果早期石窟没有题记，后来的造像中才有题记，而我们恰好以此为依据断定石窟的年代，那么将会使其年代大大推后。

（三）主窟：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子长钟山石窟的开凿年代是北宋，其依据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窟――第3窟，笔者窃以为不妥。因为钟山石窟共有5个洞窟，其余几个石窟因为年代久远，渐渐被土层所掩埋，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而3号窟只是其中最大的石窟，未必是最早的石窟，相反，规模最大的石窟在该寺香火旺盛之后修建开凿的可能性更大。当然，石窟的断代分期不能妄自揣测，而应该结合石窟开凿的层位、题记、造像风格等来判断，同时参考其他石窟的年代。

四、总结

陕北石窟是陕北地区的圣殿，是中国宗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陕北地区的民土风情、研究的重要素材。但是因为政治、地理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因素，长期得不到重视，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笔者拙文，只是为了引起大家对陕北石窟的关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作者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注解

① 张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文物》1965年5期。

② 《延安地区新发现六十余处石窟》，《中国文物报》1988年9月23日，第38期《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第10期。

③ 载于《文物》1984年12期。

④ 《文物》1966年2期。

⑤ 《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⑥ 《艺术学》第6辑，艺术家出版社。

⑦ 李凇：《陕西关中石窟的艺术演变》，《美术》，1989年第11期、12期，北京.

⑧ 李凇：《陕西北朝道教雕刻》，《艺术学》第6辑，艺术家出版社（台北），1991年。

⑨ 靳之林：《文物》，1989年第4期，总期395.

⑩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研究基金丛书，p571-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