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若论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当属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如果说到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信徒则更可能会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对经济学人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即使在他逝世四年之后的今天，当有人质疑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是对弗里德曼思想的背叛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会忍不住反驳道“我相信弗里德曼若在，将与我们做同样的选择”。

美联储寄希望于QE2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却犹如隔靴搔痒，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伯南克如此肯定，自有他的道理。弗里德曼最杰出的学术贡献之一，即是他对于大萧条的研究。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若非美联储当初紧缩货币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大萧条本是完全可以防止的。而伯南克今日所为，可看作立意继承货币主义大师的衣钵，防止悲剧的重演。

但是，并非所有的经济学人都认同伯南克的选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事易时移，今日的经济环境与大萧条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上世纪30年代，美国银行业深受挤兑风潮之苦，流动性严重不足；而今日，在美联储QE1大规模的债券收购之后，再说美国银行业资金匮乏，则有些牵强。

美联储寄希望于QE2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一条重要的理由是相信银行业在通过其债券收购获得充足的储备金之后，可以大开信贷之闸门，推动社会消费和商业投资，从而将经济拖出衰退的泥潭。但问题在于，目前美国银行业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于缺乏信心。这就好像隔靴搔痒，虽然下了重手，但终究隔了一层，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在这一点上，日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例证。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衰退之后，日本央行曾屡屡试图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重振低迷的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之后，日本央行都曾向经济体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基础货币供给量增速两度达到20%以上（见图1）。但不幸的是，基础货币并未转化成相应的商业信贷，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增速一直低迷，而日本经济也一直未曾走出泥潭。

图1日本货币供给增长率

图2本世纪的美国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

QE2更实际的奏效途径恐怕在于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以刺激人们提前消费或是投资

实际上，恐怕伯南克也不会真的相信QE2会如此直接地推动信贷增长，乃至拉动经济。就拉动经济的实现路径而言，QE2更实际的奏效途径恐怕在于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以刺激人们提前消费或是投资。

以核心通胀率观之，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今日的美国正出现越来越多的相似性（见图2），通货紧缩正日渐构成对美国经济最大的潜在威胁。如果未能成功地制造通胀预期，美国确实很可能陷入如日本“失落的十年”一般的经济泥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望上世纪80年代，伯南克前任的前任沃克尔，不惜牺牲自身的政治前途，以高失业为代价控制了美国持续不断的高通胀，赢得自己不朽的声誉；而今日的伯南克，则要沿着相反的路径，以通胀为代价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若其成功，无疑也将成为名垂美国货币史的人物。

即使通货膨胀能够奏效，但一旦实现，能否再将其收入囊中同样将是对中央银行的考验

问题在于，所谓纵虎容易缚虎难。即使通货膨胀能够奏效，但一旦通货膨胀实现，能否再将其收入囊中同样将是对中央银行的考验。在这一点上，伯南克可谓正在走钢丝：一旦通胀发展至不能收拾，同样将是功败垂成。更何况，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很可能成为美联储控制通胀的最大阻碍。不管怎么说，QE2都可以算是帮了奥巴马政府一个大忙。美联储成为美国政府债券最为积极的买家，已经为政府发债融资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中央银行不得为政府直接融资的铁律，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这里得以绕过。如果美联储在通胀成形之时欲将货币政策逆转，其将遭遇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这也是经济学家们普遍不看好QE2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QE2即便结束了美国通货紧缩的威胁，也很可能接着带来高通胀的恶果。

正是因为如此，弗里德曼在其货币理论中，才不愿选择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而更倾向于稳定的货币规则。要知道，无论是社会消费还是商业投资的扩张，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如今，显然还没有出现让人们看好经济前景的条件。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不乐观，一个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政府的作为。美联储连续不断地货币政策调整以及美国大规模的医疗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税制改革等等一系列改革之下，要让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可谓难上加难。可以想象，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市场环境中，除了投机者，很难有稳健经营的企业会展开大规模的投资。但是，政治家毕竟不同于经济学家，在一个大众需要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的年代，抱持“不作为”的原则远比“作为”需要更大的勇气。这也许才是自视传承了弗里德曼衣钵的伯南克，更愿意选择弗里德曼给大萧条开出的药方，而不愿选择遵奉货币规则的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