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内府刻书叙谈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父祖的“十三付遗甲”起兵，开始了建州女真的征伐与统一大业，拉开了清王朝的序幕。我们所谈的清代内府刻书也从这个时期开始。

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爵通之。”(《满洲实录》卷三)随着建州女真的不断拓展，使用蒙古文已经严重阻碍了新政权的发展。明万历二十七年(L599)，清太祖努尔哈赤“命巴克什(baksi，意即儒者、学者，或谓汉语“博士”一词的借音)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对应满洲语音，联缀成句，因文见义，遂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史称“老满文”。(《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明崇祯五年(1632)，清太宗皇太极又命达海改造满文，增补一些新字母和新的拼写形式，改进和固定了字母的发音与书写形式等，后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满语的推行促使了女真族进一步统一，也推动了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满文创立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非常注重借鉴汉文化的精华，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如《三略》《素书》《三国演义》《明会典》《国语》《四书》等，共有十余部之多，不过清人关前这些翻译成满文的书籍并没有被刊刻。此一时期，政府的雕版印刷品多为各种诏书和政令，有满文、汉文也有蒙文。

传世的有满文刊刻的崇德四年(1639)六月二十六口户部关于禁止官民栽种和吃卖丹白桂(烟草)的布告，此件作品雕印非常精美，是现矧存世最早的满文雕版印刷品。用汉书写的《清太祖起兵伐明告天七大恨榜文》，天聪四年(1630)刊刻颁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清太祖努尔哈赤聚众誓师，宣不脱离明政府，并以“七大恨”祭告天地，阐述起兵伐明的七条理由。该文书原件现已不存，皇太极天聪四年再度人关时，复述了七恨之文，是现存清朝开国史上及其重要的文书。是书纵100厘米，横75厘米，这篇榜文文体格式简单，刷印纸质粗糙，用于张贴和宣读，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乃经后人重新装裱。《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刻于天命三至五年，存23叶，每叶8行，行12字，内记刻工人名、书名为后人题。存世的蒙文刻本有《军律》，是书系崇德三年(1638)八月二十二日颁布，存19页，每页框纵22厘米，横17厘米。从此时期的刊刻作品来看，清入关前，政府正处于对外征伐扩张对内改革稳固的阶段，雕版刷印品绝大多数服从于军事战略需要，而大规模的纂修和刻印典籍则是在清政府入关定都北京以后。

真正意义上的清内府刻书应该始于顺治朝。清入关后，清政府为治国之需，刊刻颁布了大量政书和典籍。现存清内府入关后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为顺治元年(1644)七月八日，清军进入北京后第四天印刷的《安民告示》，为整版雕刻，横180厘米，纵55厘米，四周绘刻云龙边框，镌刻精细，为清内府整幅版面最大的印刷品。

顺治一朝内府共刊刻汉文书籍24种，内容大多为汉文化中的施政治国方略，传统的伦理理念和道德准则。从目前存有的文献和记载来看，清入关后刊刻最早的汉文书籍应是清顺治四年(1646)纂修刊刻的《大清律集解》。顺治元年(1644)八月，多尔衮令法司官会同廷臣详译《明律》。顺治三年(1646)，大学士刚林等奉命以《明律》为菔本，加以增删，并附上“因时酌定”的条例修成《大清律例集解附例》，次年刊刻颁行。是书是清代第一部法典，奠定了清朝典律的基础，以后各朝除对所附条例陆续增修外，律文则一直沿袭未改。

顺治一朝，清内府大量刊刻汉文典籍应集中在顺治十二年(1655)至十三年(1656)这两年当中，顺治十二年(1655)内府刊刻了《御制资政要览》(图一)、《御制劝善要言》、《范行恒言》(图二)、《内政辑要》、《御制人臣做心录》，十三年(1656)又刻印了《御注孝经》《万寿诗》《御注道德经》《御纂内政辑要》《劝学文》《表忠录》等。

顺治一朝刻27种少数民族文字图书。顺治三年(1646)刊刻的满文《辽史本纪》《金史本纪》《元史本纪》和《洪武宝训》则是清入关后已知最早刊印的满文图书。辽金元三史的译者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希福，清满洲正黄旗人，明万历二十七年投归努尔哈赤，因兼通满、汉、蒙三种文字，皇太极崇德间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常出使蒙古各部，是清初重要的满族文臣。《洪武宝训》是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敕翻译，是书是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告诫臣下的诏令谕旨汇集。顺治皇帝对太祖朱元璋十分推崇，认为《洪武宝训》一书对朝廷大有裨益，遂下令翻译成满文，是清朝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籍。另有顺治七年(1650)刊印满译本《三国演义》、十一年(1654)翻译刊刻的《诗经》、十二年(i656)刊刻的《内则衍义》、十四年(1657)刊印的《劝学文》等，都是内府刊刻满文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些满汉文典籍的刊刻，将汉族文化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了满族文化体系当中，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满汉民族的融合，进一步稳固了满清贵族的统治地位。

顺治二年(1645)，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进呈《西洋新法历书》(图三)，为清内府收藏最早的进呈本。《清史稿》“时宪一”云：顺治元年“十一月，若望以明大学士徐光启所译《崇祯历书》，改名《新法历书》进呈”。明清更迭才一年，加上付梓需要时日，汤若望向清内府进呈之《西洋新法历书》乃在明《崇祯历书》上略加增改，加入自己的部分新作《筹算》《历法西传》《新法历引》等编写而成，共103卷。是书进呈后，更名为《时宪令》，多尔衮当即下令颁行天下，是清廷入关后颁行的第一部历书，对清代的历法发展有深远影响。

早期清代内府刻书地点设在明代司礼监刻书处经厂，并利用原有工匠承办，因而其行款格式、刻印风格与明经厂本大同小异，承袭了明代刻书的特点。顺治朝刻书汉文本字体以方长宋体字为主，横细竖粗，撇捺落笔尖劲展开，版式字大行宽，典型代表有《御注孝经》(图四)、《御注道德经》等，如不以序跋及所记年月或书籍内容加以识别，较难区分清顺治内府本与晚明经厂本。

顺治朝的满文刻本则字体秀丽，写刻严整，如行云流水，将书法艺术融于写刻之中，《御制劝善要言》(图五)、《三国志演义》等都是少数民族文字刊刻的代表之作。另外内府刻书的装潢也非常考究，以蝴蝶装、包背装为主，也有部分线装书籍，印刷用纸多为棉纸与开化榜纸，很多书籍虽没有乾隆朝的精巧华贵，却显得格外质朴端方。

康熙朝的六十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全面复兴和发展的黄金时期，清廷为维护和加强皇权统治，启用了一大批优秀的汉族儒臣开馆修书。修书的范围囊括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多达 百余种，极人地促进了康熙朝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的发展。

“崇儒重道”乃清廷入关所推崇的治国理念，这一点在顺治朝大量纂修儒学典籍中可以得到反映，但直到康熙亲政后，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才被正式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康熙八年剪除鳌拜后，康熙皇帝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并下令刊刻了一系列日讲教材，如《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等。他在《日讲四书解义》序言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具。为在全国范围内宣传理学，清内府义陆续刊刻了《四书章句集注》(图六)、《钦定篆文六经四书》(图七)、《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本义》(图八)等理学书籍，颁发全国，广为流布。

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皇帝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装潢事宜，办公地点就设在武英殿，清内府开始了武英殿刻书的时代。康熙朝武英殿刻书共百种左右，著名的《古文渊鉴》、《御选唐诗》、《御定康熙字典》(图九)、《御制避暑山庄诗》(图十)、《御制耕织图》、

《万寿盛典初集》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康熙四十年(1701)后，内府刻书需求逐渐增多，除武英殿外，部分书籍还交发扬州、苏州承刻，且多数是由大众所熟知的曹寅、李煦等人督理。从康熙四十年至康熙五十五年(17011716)，扬州、苏州诗局承刻书籍有十余种，且多为卷帙繁浩的大书。在清代刻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全唐诗》(图十一)即为康熙皇帝下令在扬州书局刻印的第一部书籍。《全唐诗》九百卷目录十二卷，全书荟萃了唐人300年诗作之菁华，共收录唐人诗作近49000首，作者2200余人，在各种唐诗汇辑本中是最完备、最具参考价值的一部总集。《全唐诗》，曹寅，彭定求等辑，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清汉军镶蓝旗人。曹寅在接到主持刊刻《全唐诗》的圣旨后，四处召请江南文学名士为之纂辑、编校，甚至刊刻《全唐诗》的匠人也是擅长书法的刻了名手，并对他们进行专门训练，使其字迹整齐划一。《全唐诗》刊刻完毕后，得到皇帝很高的赞誉。是书的刊刻摒弃了官刻常用的宋体字而采用圆润隽秀的楷体字，加之使用细薄洁白的开化纸和卜等的印墨印刷，品相精美，成为康熙年间清内府修书的代表之作。继《全唐诗》刊刻完成后，扬州和苏州诗局义陆续刊刻了《佩文韵府》、《历代汇赋》、《御批通鉴纲目》、《佩文斋广群芳谱》、《渊鉴类函》(图十二)、《佩文斋书画谱》等大型书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康熙中期开始以铜活字排印书籍，有研究人员称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仅限于康熙末年至雍正两朝，尤以康熙朝最多。其中最为著名的乃《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图十三)。该书的编撰自康熙四十年(1701)始到雍正四年(1726)才全部完成，内容几乎囊括了当时全部的学问，被西方学者誉为“康熙百科全书”，雍正皇帝在御制序中赞誉该书为“成册府之巨观，极图书之大备”，实不为过。《清宫史续编》卷九十四云：“我朝康熙年问御纂《古今图书集成》，爱创铜宁版式，事半功倍，允堪模范千秋”，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堪称清内府最大的印刷工程。

康熙朝也是清代宫廷版画迅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宫廷版画多属奉牧制品，用于宣扬政教，宫廷艺术表现浓厚，这些版画记录了当时的宫延建筑、宫廷礼仪、宫廷器物、行宫园圃、山川风物、市镇寺庙、风土人情、科技农业等，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康熙朝内府版画将绘、刻、印艺术融为一体，笔法流畅舒展，刷印精良，也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现存康熙朝内府优秀的版画作品如《皇舆全览图》、《御制耕织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万寿盛典初集》(图十四)等。

《皇舆全览图》又名《皇舆遍览全图》，木刻墨印设色，不注比例，是康熙朝绘制全国舆图中刊刻年代较早而又罕见的善本舆地图。绘制此图前后共用了三十余年，康熙选派官员和精通天文算法的专家梅毂成、明安图及皇子们，并聘用外国传教士白晋、费隐等技术专家，分期分批前往全国各地进行测绘，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测绘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洲也是创举，意义十分重大。《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使用固定统一的尺度，用绳量地法测量各地的距离里数，采用三角测量、梯形投影法等等，这些都是首次运用，很有创见，不仅奠定了中国地理学、测绘学的基础，对世界地理学也是一大贡献。

《御制耕织图》(图十五)以江南农业生产为题材，系统地描绘了粮食生产从浸种到入仓，蚕桑生产从浴蚕到剪帛的过程，康熙年版本的《耕织图》每图配有康熙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大意是表述对农夫织女寒苦生活的感念。《耕织图》的原创者为南宋楼瑞，楼璃在任于潜县令时，深感农夫、蚕妇劳作之苦，便作耕、织图诗来描绘农桑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后人研究宋代农业生产技术最珍贵的形象资料。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江南士子纷纷向皇帝进献藏书，其中就有“宋公重加考订，诸梓以传”的《耕织图》。皇帝随即命令宫廷画师焦秉贞根据此图另行绘制《耕织图》，图中添加了清代风俗，画风也更为工细纤丽，在技法上还参用了西洋焦点透视法，是清代宫廷版画的代表作。

康熙年间，内府刊刻的版画还出现了一类新的画种――铜版画。铜版画起源于欧洲，明代万历十九年(1519)，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来华携带来宗教题材的铜版画，引起了国人的注意，但直至清康熙年我国才第一次尝试刻印铜版画作品。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命令供职于宫廷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尝试用铜版画技术雕印《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马国贤起初并不懂铜版印刷技术，仅根据书中记载的程序和他在欧洲时所见的铜版画的雕刻技法，几经试验和改进，终于印成。1939年中国影印出版名为《京廷十有三年记》，详细介绍了他亲自主持雕刻印刷铜版画的情况及培养传授雕刻印铜版画技法于中国学生的经历。铜版《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图十六)是中西绘画艺术和版画雕造艺术珠联璧合的第一次完美结合，在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清代宫廷印刷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世界闻名的乾隆铜版战图的诞生做了最重要的铺垫。

康熙年间内府刻书一改前期的方长宋体字，改用欧体和赵体字，字迹秀雅、间架疏朗，内府本多为善于书法的儒臣缮写底本、雕刻高手雕版、反复校对后方付梓，配以上等的榜纸、黄纸、开化纸或罗纹纸刷印，书品精良，赏心悦目，史称“康版”。清代著名学者金植《不下带编》中对“康版”书籍有“康版不在宋版之下”的高度评价，是世界出版史、印刷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康熙朝，内府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管刻书事宜，从此武英殿成为内府相对独立的修书机构，这一机构变动对清代内府刻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武英殿一直作为清代最主要的官方出版机构，左右着清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康熙朝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不仅传统的版刻技术得以继续发展，还出现了铜版画技术、铜活字印刷等新颖的雕印技术，内府刻书的内容也从以政教、文书类拓展到文学、音韵、地理、舆图、历象及书画、植物、自然科技等诸多方面，为后朝刻书奠定了技术和思想基础。清代内府刻书经过顺治朝的萌芽阶段和康熙朝的成长期，开始逐步走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