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易》学的变辙

摘 要： 潘耒晚年究心《周易》之学，此学虽师承于顾炎武，然其治《易》之路径与模式则殊不同归。潘氏《易》学除讲求修己治身之实用性以外，尚包含世俗教化、伦理规范等“资治”内涵。这种新型《易》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潘耒在清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潘耒；顾炎武；《易》学

中图分类号： B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075-05

吴江潘氏兄弟虽以史学闻名，然潘耒之学师承亭林，故于经术亦格外重视，他说：“先儒之学，穷经而已。”[1]而其治经又以《易》学见长。其弟子许汝霖为《遂初堂集》作序，云：“（耒）平生得力尤在《十翼》之中，精义入神，不袭九师之说”。[2]潘耒对《周易》之心得主要集中于卦象、术数方面，曾“著论十三篇”。[3]其实，潘耒晚年所究心之学问有二：一则《周易》之学；一则佛学也。他借此二种超然之学，用以排解官场折戟后失落与苦闷之心境。就二学思想之共同特点而言，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经世”意味，此为其“避世而未能忘世”所致。而这种“经世”意识显然又与其史学思想一脉相承。故欲知晓潘耒思想之全貌，明晰其治学特点，必需对其《易》学作一剖析。

一、批判汉代象数派之“五行”说

在《易》学发展史上，汉代象数派是较早形成的对《周易》进行系统诠释的学派。其代表人物为西汉的孟喜、焦赣和京房。据钱基博《经学通志·周易志》称：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易》学代代相传。其中，孟喜“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焦赣自称“从孟喜问学”；“然汉《易》之流为术数，自延寿（焦赣字）始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京）房传延寿之学，故言术数者，称‘焦、房’，而房之推衍灾祥，更精于延寿。”[4]孟、焦、京之《易》学，均以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谶纬灾异之说附会《周易》，并由此开创出以“象数”（即卜筮）为研究主体的孟京《易》学。孟京之《易》属今文经，故其治学善发挥己见，专务谶纬之说，因此改定《周易》本意最甚。东汉古文经学兴盛以来，历代儒者大多折诟此派。

潘耒论《易》也以汉代象数派为最先研究对象。清初学者往往以复古、崇实为治学特点，故潘耒在将目光投向于汉代《易》学的同时，也对其中所包含的虚妄、迷信之说做出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其批判乃以非议“五行”为其津筏，他说：“《洪范》言五行，而《易》未尝言。以八卦配五行，此京房、郎凯之《易》，非四圣之《易》也。”[5]显然，潘耒对西汉今文经学家附会“五行”，曲解《易》学，导致“其他巧说纷纭杂出”的混乱局面表示不满，他认为：“《易》以道阴阳，不言五行也。阴阳可以括五行，五行不可以该阴阳。阴阳为五行之祖，五行非阴阳之根，《易》言其本，未及其枝也……学《易》者言阴阳，不必言五行。”[6]

为了更深刻地揭露今文经学家“五行”之说的不合理性，潘耒特作《四象非五行论》一文予以辩解。他指出，今文经学家为了运用“五行”解释《周易》，提出过两种谬论：一为“以五行配四象”，一为“以五行配八卦”。这两种说法是西汉象数派论《易》之基础，然皆牵强而不可信。潘耒认为：“《系辞》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一阴一阳之谓‘仪’，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之谓‘象’”，《易经》的这种表述是按照“生物之序”，“从微而至著”加以排列的，故“解四象者言阴、阳，太、少可矣，而注家多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当之，失其序矣。”[7]而“以五行配八卦”，“亦欠自然”，他说：“八卦自八卦，五行自五行。羲皇根阴阳而画卦，大禹推五行以演畴，迥不相涉。”[8]以上仅是潘耒通过常理判断，试图切断“五行”与《周易》卦象之联系；接着，他又从《易》学流变史的角度，指出汉代经学家援谶纬入儒典的行径：“文周《彖象》、孔子《系辞》无一言及五行。迨西汉之末，刘向、刘歆、谷永、翼奉辈盛言五行，于是谶纬诸书，繁典杂出，穿穴正经。焦延寿、京房本术士，其学自五行入而参诸《易》数，不得不两相配属。播五行入八卦，正欲援八卦以用五行也。其术行而八卦遂为五行之所夺……而羲皇画卦之本旨失矣。”[9]在潘耒看来，西汉今文经学家这种变乱经典、“师心自用”的做法，最终造成极其恶劣的学术影响。他说：“郑康成、孔颖达汉唐大儒，犹以五行配四象，余子纷纷，何足怪哉？邵子出而先天之学传，《易》象始还故物，复以图书之数配之，而八卦、五行仍杂糅而不可解。《易》其终晦矣！”[10]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潘耒已经认识到汉、宋《易》学的传承关系。邵雍所创《易》学图书派的知识来源之一即汉代象数派的“五行”之说。潘耒曾说：“言画卦本于图书者，必参之五行而后可通。”[11]又说：“自周子（敦颐）作《太极图说》，以阴阳、五行合言之，而图书与《易》始胶而为一。宋儒尊《太极图》，遂笃信图书。”[12]由此可见，他对汉代象数派的批判实际上视为探讨宋代图书派学术得失之前奏。

二、批判宋代图书派之“河图洛书”说

宋代图书派对《易》学的最大发明在于提高“河图”、“洛书”的地位，并以此为核心，对《周易》内涵进行了新一轮的诠释。其中，朱熹所著《周易本义》将“河图”、“洛书”列于书前，这一做法影响深远，使得宋代以后《周易》之“河图洛书”说几成定论。[13]

受清初学界“理学清算”思潮的影响，潘耒对于宋儒提出“河图”、“洛书”，以压低《周易》本经之地位，并借此阐发性命之理的学术举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首先对“河图”、“洛书”之授受关系进行辨明：

“河图”、“洛书”，《经》、《传》虽有其名，莫详其状，盖其亡久矣。汉唐诸儒未之见也，宋初陈希夷始传诸人，犹未大显。至朱考亭推尊之，以为作《易》之原本，置诸《易》前，于是儒者人人言图书矣。而欲详图书之义，先改图书之名，则自蔡季通始也。此二图者，希夷传之种放，放传之李溉，溉传之许坚，坚传之范谔昌，谔昌传之刘牧，牧作五十五图发明之。李泰伯……取三图，然谓九为河图，十为洛书……而季通更定之，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考亭从之，而人无敢异议者五百年于兹矣。[14]

宋儒将《系辞》中语焉不详的“河图”、“洛书”奉为圭臬，认为它作于伏羲之时，并煞有其事地“复原”其图。如此一来，“图书”就在年代上远早于周、孔所作《经》、《传》；而宋儒亦可名正言顺地将“图书”作为《周易》之本源，并借此自由发挥己说，而不再需要墨守于经文。对于这种背离经典的行径，潘耒难以容忍，他强调：“圣人作《易》之蕴，备载于《系辞》，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易》之本原也。”[15]在潘耒看来，《周易》的“本原”就在于简单的经文中，而绝非宋儒所捏造的所谓“图书”。另外，他还对宋代相传的“图书”之真实性提出怀疑：

“河图”、“洛书”虽常言及，然图书作何状，《经》、《传》无明文，汉唐诸儒无言之者。自宋陈希夷递传至邵康节，遂大行于世。观其纵横布置之间，殊有精义洵数学之渊源，然于《易》道不相谋也。而宋以后解《易》者必宗之，一似羲皇准图书而画卦，孔子依图书而赞《易》者，则愚未敢以为然也。[16]

潘耒从卦象、卦数、卦位三个方面，辩驳宋代所传“图书”非远古之图，乃后世所造。他指出，“‘图’与‘书’已自不同，何况于卦？‘书’与畴尚且不类，何况于《易》？后人曲为说以会通之，极其巧妙。止可云图书配卦而已，不可云卦法图书也。”[17]

潘耒在扪及宋儒所传图书之真伪问题时，实际上已经点到宋代《易》学图书派之要害。宋儒以“图书”为基础，构建起一整套以讲求性命道德为主的《易》学体系；若批判“河图”、“洛书”乃伪造之物，就可从根本上撼动甚至整个宋代《易》学体系。然而就在面对是否要突破宋学藩篱的关键时刻，潘耒却选择了撤步。这是因为他遇到了学理上的“难关”。

潘耒驳斥“河图洛书”说的基本立场及主要论据是经文原典；但在《系辞传》中确实有“河出图，洛出书”一句，因此尽管已经无法重现“图书”原貌，但其仍然不能从源头上断定“图书”不存在。换言之，作为批判宋代图书派的理论武器——《易经》、《易传》，在进行最后一击时，竟一变而为“河图洛书”说的“护身符”。正是这种学理上的悖论使得潘耒批判宋代图书派只能点到为止，而无法再有突破。他说：“图书诚不可废。《易》道无所不贯，浅术小数皆有合焉，而况图书乎？”[18]

因此对于“图书”与《周易》之关系，潘耒只能恪守底线，认为：“（图书）作《易》之兼资，而非本原也。”[19]除此以外，对于宋代图书派的其他《易》学主张，潘耒均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云：“大抵诸儒持论各有师承，苟无大害，不必过贬。”[20]

三、对待朱熹《易》说的双重态度

康熙四十年（1701），清圣祖下令编纂《朱子全书》。清廷此举乃有意提高朱熹及其学说之地位。对于这种文化政策的改变，潘耒已经有所察觉，故在反思理学的问题上始终不敢与宋儒尤其是朱熹，作彻底之决裂。这种“暧昧”的学术态度，折射在《易》学研究上，就表现出其对宋代图书派进行批判时的不彻底性。

潘耒在《易图论》一文中，有一段评论：“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书藉图以明，而《易》为象数之书，尤非图不明。谓有《易》可无图者，不知《易》者也。《易》图无虑数百种，而希夷所传诸图最为切要……朱子取而置之《易》前，为功大矣。”[21]这段话，看似与其之前批判宋代图书派的观点“自相矛盾”；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潘耒在配合清初官方树立朱子学说之学术权威的同时，收敛了对宋儒“图书”《易》说的批判锋芒。而其文之结论，亦包含着调和“图书”、《周易》之意味。他说：“‘河图’、‘洛书’自是五行家所用，与《易》卦本不相谋，而诸儒多取以言《易》，不可径去……若夫朱子发、刘长民、吴斗南、林谷水、张仲理、税与权之流，演《易》为图者甚众，其中非无精确者……学者博稽而详择焉，可也。”[22]

潘耒对于朱熹《易》说有过深入研究，并认可其中部分结论。如潘耒《九六七八论》一文提到：“汉唐以来说经者，韩康伯、孔颖达、僧一行、刘禹锡、毕中和、邵康节、李泰伯、沈存中之流，莫不以‘九六七八’为‘过揲’之数；惟朱考亭力主‘挂扐’之数。”[23]朱氏作《周易启蒙》，对“蓍策之说”、“过揲之数”进行阐释，其大要“以‘挂扐’之数为主。谓‘挂扐’之数乃‘七八九六’之原，‘过揲’之数乃‘七八九六’之委，而斥专主‘过揲’者为舍本而取末，去约以就烦。”[24]潘耒赞同朱熹此说，认为其“于《易》深矣”。[25]又如，《九图十书论》指出：“观《启蒙·本图书》篇有云：‘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范》，安知图之不可为书，书之不可为图？”此种说法，其实是朱熹对“‘河图’、‘洛书’，可能一为二，二为一”这一情况的大胆猜测。潘耒对于朱熹这种怀疑及存疑之精神非常欣赏，认为“虽设为问难之辞，实存其说以启人之披寻，殆未尝以更置为定案也”，此乃“朱子之明”。[26]

尽管潘耒对朱子《易》说有所褒扬，但是在“尊经”与“求真”意识的影响下，他并不是全盘接受朱子学说，而是对其有所辩驳。潘耒对朱熹《易》学的批判，其核心在黜“虚”而崇“实”。出于对朱熹学术权威的服从，潘耒对其以“图”冠《易》，以“图”解《易》的学术举动讳莫如深，并转而将批判之矛头悄然移向朱熹《易》学中的抽象、“空虚”之论。如其《参天两地论》指责“朱子主图三图四之说，舍实策而取虚图，又用全用半，无所依据，恐非《大传》本指。”[27]又如，《挂揲论》指出：“夫《启蒙》者，将以发人之蒙蔽也。”而朱子以“图三用全”、“图四用半”，“参错陈之，使人开卷茫然，目眩心迷，而不得其解。非注不明，注愈多而愈不明，未见其能‘启蒙’也。”[28]从学术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朱熹所作注疏是对《周易》思想的全新发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然而由于受到清初学界弃虚蹈实学风的影响，潘耒却将朱子这种学术创造性视为学无所依，变乱经典的无用之“注”。这种学术立场正是其对待朱子《易》说之所以具有双重态度之根本原因。

实际上，清初诸儒对于宋明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学术态度十分复杂。如胡渭、阎若璩、陈确等人对宋儒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的学术行径进行激烈批判的学者仅是其中极少部分；绝大多数清初学者由于在形而上的思辨层次无法突破宋儒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加之受到清廷奖励理学的文化导向影响，故往往采取“批判的接受”这一态度。因此总体而言，潘耒治《易》时所采取的客观公正、开放并举的学术态度值得肯定。他不以朱熹之说而废其余宋儒之见解，曰：“夫理之所在，各伸其是。汉儒解经，刘向、刘歆父子且相异同，马融、康成师弟不嫌违反，未有尊一先生之言，而尽废众说者。宋人如胡玉斋、黄瑞节、刘云庄之流，皆恪尊朱说，不敢一字异同……亦可慨也”。[29]

四、潘耒治《易》之立场与特点

潘耒治《易》始终强调“本于经典”的学术立场，这与清初学界倡导“复兴经学”的时代风气有关。他说：“学《易》者……求诸四圣人之言，毋先入诸家之说可也。”[30]在他看来，自汉至宋的《周易》注家对于经典的解释，固然有助于《易》学研究的发展，但不免有“繁曲”、附会之弊。因此，解《易》之首要原则，应当立足于“至易至简”。[31]他曾批评历代注家：“不直抉其根源，而纷掠其枝叶，岂简易示人之道哉？”[32]基于这种治学立场，潘耒在驳斥诸儒《易》说后，往往能够得出某些较为简朴的《易》学创见。如其《九六七八论》指出：“《易》卦爻之称‘九六’也，注家……皆曲说，非正解。”关于爻名之起源，他认为：“夫羲皇画卦之初，止有一奇一偶，迨后人以蓍求卦，以策定爻，而后‘九六七八’之数生焉。”[33]又如，潘耒曾自创“揲蓍之法”并自述其作法之目的，云：“其画为拆如是，则简括明显，虽言之不文，而初学一览晓然，无所藉于众格，亦无烦众说之纷纭矣。”[34]此外，为避免重蹈以往注家过于武断，失于偏激的旧习，潘耒在解《易》时大多采取平和、谦谨的表述方式。他在推测《易传》“参天两地”一语可能是指“蓍策之数”时就说：“此义在眉睫之间，而未经阐发，辄抒之以备采择，非敢绌群言而仰己说也。”[35]

要之，潘耒主张言《易》本于《经》、《传》，一方面是为了破除历代注家之“繁曲”；另一方面则为了批判明代以来科举兴、经学衰的实际现象。他说：“明初编纂《大全》，惟取朱门弟子之发明师说者，其他概弃弗录。习举业者奉为章程，循墙而走尽，天下之聪明而锢之，不敢出一见，吐一辞。”[36]因此，他呼吁学人回归“五经”研究，旨在借此开启士人自由才智之发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指出，汉代象数派与宋代图书派之《易》说均“不切于民用”。[37]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学者对于汉、宋《易》学的态度。清初诸儒在解《易》时就格外看重《易》学与现实生活之联系。以潘耒为例，其《易》说即讲求实用。他说：“夫学《易》者非徒说之，将以法之也。法‘坎’之孚而刚中，笃实、闭邪、存诚，其学为自诚之明；法‘离’之明而致虚，主静、黄中、通理，其学为自明之诚。明诚合一，通复兼资，而圣学枢机在是矣。”[38]将《易》卦与学人治学之标准相结合，这种说法使得原本辞义深奥的《周易》，具有了类似《论语》、《孟子》等典籍的现实修身意义。这显然体现出潘耒《易》学的实用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潘耒《易》学受其师顾炎武之影响极大。亭林亦重视《易》经的致用性，说：“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世自有主张。”[39]亭林治《易》始于晚年，他曾自述道：“退而修经典之业，假年学《易》，庶无大过，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论朝廷之政也。”[40]潘耒从学亭林久矣，深知其师《易》学精髓。亭林六十大寿，潘耒特为之作序，开卷即投其所好，以《易》卦之象比喻亭林学品，云：“君子霜雪集而不凋者，松柏之所以待春也；风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待晨也。”[41]

不过，顾、潘师徒之《易》学仍有不同之处。张舜徽曾指出，亭林治《易》以“修身寡过”为旨归。[42]换言之，亭林《易》学之“致用”，仅是针对个人内在修为而言，强调修己治心而已。这一点固然为潘耒所继承，同时他还进一步将《易》学的实用性扩大到社会教化方面。这里，潘耒显然已将其师所谓的“致用”，转变为“资治”之用。

他在《卦位论》中提出：“先天卦序准浑天之象”，而“后天卦序准方舆之象”。[43]其中，“后天尊乾坤为父母，而以震坎艮为三男，巽离兑为三女……八卦分布八方，而乾居西北，坤居西南，殷道尚右，西者右也，尊父母也……乾统坎艮震位于东北，坤统巽离兑位于西南，父率子，母率女，阴阳各从其班也。”[44]他还指出：“其在于人，乾为首、坤为腹、离为心、坎为肾、艮为肩背、兑为孔窍、震为手足、巽为呼吸，象先天也。君统百官，父统众子；兄弟相次，夫妇相偶；文武分班，昭穆分列，象后天也。先天、后天相反而相济，相易而相成，有先天不可无后天，故文王起而演《易》，有先天、后天，不可更有增加。”[45]潘耒以人事应卦位，其现实目的即在于用经典之文规范社会伦理关系，并借此强化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这种资治性的《易》学思想，在清初学界并不多见，且对于后世影响深远。晚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一节中，就指出：“《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46]此时的学者已经完全摒弃汉代象数派与宋代图书派“不切日用”的《易》学体系，而重新构建起通经以明道的阐释模式。这种新型的《易》学体系，若从思想源头上讲，即发端于潘耒等清初《易》家之学说。

结 论

综上所述，潘耒的《易》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受清初学术界理学清算思潮的影响，潘耒对汉代象数派及宋代图书派的部分《易》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他舍弃西汉今文经学家与宋学家对于《周易》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思想内容，转而就形下之“器用”进一步阐发解《易》之心得与创见。因此其《易》学除讲求修己治身之实用性以外，还包含着世俗教化、伦理规范等“资治”内涵。以上这些思想特点奠定了潘耒在清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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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汝霖：《遂初堂集序》，《遂初堂诗集》（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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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基博：《经学通志》，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13页。

[5][6][11][12][15][16][17][18][19][30][31]潘耒：《画卦不本图书论》，《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392-393、392、393、392、392、392、393、393、393、393页。

[7][8][9][10]潘耒：《四象非五行论》，《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394、394、394页。

[13]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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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32][34]潘耒：《挂揲论》，《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1、401、401页。

[21][22]潘耒：《易图论》，《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4页。

[23][24][25][29][33][36]潘耒：《九六七八论》，《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397、397、399、394、399页。

[27][35]潘耒：《参天两地论》，《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400、400页。

[37]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页。

[38]潘耒：《卦德论》，《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

[39][40]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9、80页。

[41]潘耒：《顾亭林先生六十寿序》，《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

[42]张舜徽：《顾亭林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页。

[43][44][45]潘耒：《卦位论》，《遂初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409-410、410页。

[46]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