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

离开东北。对张学良说:“你有个团长(万毅)十分反动!”

万毅，原名万顷波，辽宁金县(今大连金州)人，满族。

金县地处辽东半岛南部，1898年被俄国侵占。1904年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旅大租借给日本，从此，大连､金县､旅顺成了日本一个直辖区――“关东州”。1907年8月8日，也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六月三十日，万毅出生在金县四十里铺的一户农家，父亲万宝贵去给万毅上户口，户口簿上填写的却是“明治四十年六月三十日”。

1925年3月，万毅参加了奉军，被分配到军士教导队。万毅在教导队训练6个月后，被分配到张学良的司令部当二等兵。他进步很快，1926年4月，经考核被提升为张学良副官处少尉副官，主要工作是在指挥列车上担任文牍工作。

1928年，张学良继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后，任命万毅为第一旅军械官。

1930年6月，万毅升任东北陆军第二十旅二十团少校副团长。11月12日，万毅跟随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会议。这是万毅初次离开东北到关内，身份是张学良的临时副官。张学良南京之行受到的隆重接待。这是因为，被炸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决定“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视张学良为有功之臣。这次南京之行，万毅在事后回忆说:

11月12日，张学良在夫人及我们随行人员陪同下，由100名卫兵护送抵达南京。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欢迎极为隆重。也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接待他。张学良就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参加了国民代表会议。通过与和其他国民政府官员会谈，张学良与南京政府达成了一些协议。把北方善后事宜全权委托张学良，自己则专力“围剿”工农红军。

从南京回到东北后，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中少校以上军官集体加入。万毅自然随之加入，成了一名党员。

张学良“东北易帜”，对日本自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之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

9月21日，上级命令万毅所在部队向关内撤退。撤退中，万毅深深地责问自己:作为军人为什么保卫不了故乡?但军人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两难之中，万毅所在团退到了北平旃坛寺驻扎下来。

离开东北后的万毅，先是任独立第一五师二旅四团一营营长，后又于1936年1月调任第五十七军一九师六二七团团长。

六二七团是1936年1月重建的。该团在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歼灭。万毅上任前，张学良对他说:“你知道的，东北军团长均是上校，而你还是中校，说明你是东北军最年轻的团长。所以，你组建部队要快，训练部队要快，4个月后我要用兵。另外，我已通知你们师长贺奎，你拿他的信去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处联系招兵。”

万毅很快就把部队拉起来了。1936年9月18日，万毅组织部队召开“九一八”国耻纪念晚会。万毅没有想到，派驻六二七团的政训员张功铸在晚会上说:“攘外必先安内!……”

万毅没有让张功铸继续说下去，而是站起来朝张功铸脸上扇了一耳光。

张功铸一手捂着脸，一手指着万毅，问:“你为什么打人?”

万毅说:“我打的就是你这号人!”说完，万毅又拎起手杖要打张功铸，被人拦住了。

张功铸被打之事，很快告到了派到张学良司令部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那里，最后惊动了。对张学良说:“你有个团长十分反动，打政训员!”

张学良说:“委员长，交给我办吧!”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晚，师长贺奎命令万毅:“带部队强行军从州赶往渭南，16日上午8点到金家巷见张副司令(张学良)面谕。”

万毅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张学良直截了当地对万毅说:“找你来是想让你对你部官兵讲清楚，我们扣押蒋委员长是为了争取抗日，不是为了争地盘，也不是为了争权力。调你们来是准备对付中央军不久可能发动的进攻。”

万毅说:“坚决听从张副司令的指挥!”

张学良问:“部队士气怎么样?”

万毅回答:“部队情绪很高，准备决一死战!”

张学良有些疲惫，说:“好。还有一件事由孙铭久通知你。”

万毅从张学良那里出来后，孙铭久对万毅说:“你已被批准加入‘抗日同志会’!”

“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为核心的秘密政治组织，其政治主张是“还我河山，披甲还乡”。最初筹组时骨干只有15人，第一批会员有70人左右，成员主要是将校军官､东北籍社会名流，还有个别中共地下党员。万毅被批准吸收到“抗日同志会”中来，是张学良对万毅的信任。

张学良送到南京后，扣押了张学良。从此，万毅与张学良再也没有见过面。万毅也因加入“抗日同志会”被关进了监狱。

思念东北。日军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监狱里的万毅提出要到抗日前线去，要到东北作战。10月10日，万毅被任命为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三三六旅六七二团上校团长。

万毅参与抗日的第一仗是江阴保卫战。11月27日，日本海军和陆军沿长江和沪宁铁路向南京方向追击从上海撤退的军。而奉命死守江阴城的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说:“我们都得死在这里了!”

师长不但没有决心抵抗，而且还泄了士气。万毅率六七二团守在城东，获悉师长霍守义以负伤为由脱离指挥岗位，并命令师参谋长李寓春师长时，心里想，江阴城丢失为时不远了。

12月1日晚，日军第十三师团进迫江阴，李寓春下令六七二团担任后卫，部队全线撤退。万毅接到命令后，利用江阴城防，整整抗击日军一天。完成掩护任务后，万毅指挥六七二团，建制完整地撤退到镇江。

到了镇江后，万毅接到命令，前往南京，进行南京保卫战;不久又接到撤退至徐州的命令。部队在保卫战､撤退､再保卫战､再撤退中疲于奔命。万毅觉得“统帅部指挥无能，的这一套实在不行”。就在这时，两位东北老乡找到了刚由六七二团团长改任六六七团团长的万毅。

这两位东北老乡不是别人，他们是派来的中共长江局的巡视员张文海和谷牧。当然，此时的张文海改名叫张吉人，谷牧改名叫刘曼生。

通过交谈，万毅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心想抗日的万毅，经过几天深思后，再次与张文海､谷牧见面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如果组织上觉得我够格，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谷牧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有一支小队伍你愿意接收吗?”

万毅问:“什么样的小队伍?都是些什么人?”

谷牧说:“大部分是学生，也有教师，知识分子占多数，老少男女都有。”

万毅一听，很高兴，说:“有文化的人我是非常欢迎的，但这还得请示师部再作决定。”

经过万毅的努力，师长霍守义同意了。后来，万毅知道了这支小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高密游击队。张文海和谷牧也留在了六六七团。1938年3月11日，经驻武汉的长江局副书记批准，由张文海和谷牧作为万毅的入党介绍人，正式批准万毅为中共特别党员，秘密联系人为长江局工委书记伍志钢。

1938年5月，徐州失守。万毅所在部队退守到连云港。9月，武汉吃紧，命令五十七军驰援策应。万毅率领的六六七团作为五十七军一一二师的先头部队，绕道泗阳､蒋坝､嘉山到达安徽合肥定远。这时，五十七军命令六六七团袭击合肥机场。

万毅接到命令后，一边组织实施，一边与伍志钢取得联系。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在合肥附近。伍志钢根据的指示，让八团团长周骏鸣向万毅提供了日军情报。同时，和还给万毅发来一封电报，鼓励他率部杀敌。这是万毅首次与新四军建立联系，也是万毅率部抗日后的第一个大胜仗，焚毁日军飞机四架，歼灭日军一个加强连。

袭击合肥机场之后，万毅率领六六七团回师苏北平原，袭宿迁，打归仁集，守罗圩子，消灭了大量日军。1939年2月，命令五十七军“填防”鲁南，六六七团进入了沂蒙山区。这样一来，万毅如鱼得水，与新四军的联系更密切了。

1940年1月，万毅升任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9月12日，万毅知道了一件事: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要出卖部队，与日军签订共防协定。

万毅与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联系，共同策划了锄奸计划，在9月22日粉碎了缪澄流投靠日军的阴谋。

常恩多､万毅等人就“九二二”锄奸通电全国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肯定了事件的重大意义，而却派人来调查。其间，万毅协助中共特别党员､六七二团团长刘杰等军官率部脱离军，让其穿过新四军驻地，另创抗日根据地。结果，在的授意下，万毅被关了起来。万毅被关押后，山东分局接中共中央电报，派谷牧带了一个连去营救，未果。

1942年8月2日晚，万毅趁看守大意，越狱逃跑。次日凌晨，万毅跑到了一个村庄外，在村长的引导下，来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旅六团三营九连驻地。九连连长向团部作了报告。团政委王建青很快就赶来了。接着，二旅旅长孙继先和政治部主任孙繁彬也赶来了。再接着，谷牧也赶来了。

谷牧见到万毅，高兴地说:“万毅同志，你大难不死，虎口脱险，现在好好休息，我把你的情况马上向分局汇报。”

1943年1月，由东北军一一一师改编而成的新一一一师，整顿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7月，山东军区授予新一一一师番号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万毅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王振乾任支队政委，原一一一师副师长郭维城调山东行政委员会工作。

万毅率部破袭津浦路时，生俘了日军少将原山方友。从此，日军据点中流传开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

万毅在抗战后期的一次作战中，被日军的子弹打掉了牙齿。当时抢救万毅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还开玩笑说:“万毅同志，请放心，你的伤很快就会好的。但你被打掉的七个半牙的牙根要拔掉，再装上假牙，不会妨碍你吃饭，也不会影响你的容貌，相反，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加漂亮，你的脸上会出现因这次负伤而产生的一对酒窝。”

打回东北。万毅任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司令员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央军委决定，由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等部队组建东北挺进纵队，万毅任司令员，率先进入东北。

1945年6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7月，刊登七大消息的《大众日报》到了，梁兴初就大声读起来。当读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时，有一个叫“万镊”的，梁兴初大声说:“老万，你看中央委员里还有一个姓万的，你好好干，也是大有希望的!”

万毅知道梁兴初是兴致所至，并没有在意，不曾想，这个“万镊”就是“万毅”，是报纸搞错了。8月，组建东北挺进纵队时，组织上正式传达了万毅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消息。9月初的《大众日报》还刊登了“更正启事”。

率先进入东北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纵队兼辽吉军区，司令员万毅，政委周赤萍，副司令员解方，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王振乾。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8月至10月间，先后以山东第一､第二师及原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纵队一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万毅任司令员兼政委，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一纵在万毅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给军予以重创，把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打成了“残废”，将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十三军八十九师全部歼灭，共歼军4万余人。

1947年4月，在双城召开会议时，找万毅谈话，中心意思是松江军区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李天佑与万毅对调。

万毅对这样的决定感到不愉快。事后，万毅这样回忆说:“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应该在第一线作战。到第二线去，生活上是安定了，但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到松江军区去，主要任务是训练部队，向一线输送兵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决定，但这一次，我讲了价钱，说明党性还是不强，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一个遗憾。”

万毅气呼呼地问:“为什么要对调?”

一听，马上说:“不用说了!”谈话就此简单地结束了。

两天后，又一次找万毅谈话:“自从要调动你的工作，你的情绪就很不好!”

万毅如实说:“说我情绪不好，我承认。但是，总司令应当给我说明为什么要调动。我作为军人，应当服从调动，但领导上应当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在什么地方，到新的岗位上我才能改正。”

说:“有人讲你回去后大发牢骚。”

万毅问:“我发什么牢骚啦?”

列举说:“唱《霸王别姬》;还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去照相，你为什么不去照?这两件事，说明你在闹情绪，我说对不对?”

万毅又一次顶了牛:“一､我喜欢唱点京剧;二､照相不是会议内容，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没有参加照相。”

说:“你不愿到松江军区去，还可以到齐齐哈尔当步兵学校校长嘛!”

万毅说:“我就不说了。”

对立情绪更浓了。万毅知道，这样下去很不好。于是，万毅在谈话之后，找到梁必业，让梁必业去给解释:“上级调动我万毅工作，我万毅应该服从。但是，我万毅不愿意离开一线。让我万毅留在一线，降职工作也可以。”

梁必业把万毅的思想情况报告给了。

再次找万毅谈话:“松江和齐齐哈尔都不用去，让你继续留在一纵，改任政委。你当政委可以不管政治工作，主要是学习打仗。”

让万毅向李天佑学习打仗，万毅服气。因为万毅觉得自己是旧军队出身的，而李天佑是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结果，两人在一纵一个当司令员，一个当政委，相处得很好，并一起指挥一纵，和兄弟部队一道，四战四平，扭转了东北局势。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2月，新组建了第五纵队，万毅从一纵政委位置上调任五纵司令员，刘兴元出任纵队政委，纵队副司令员是吴瑞林。

东北解放。万毅要求随野战军入关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标志着东北全境解放。此时，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总部率部入关，会同华北军区部队，实施平津战役。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心想“打回东北老家”的万毅思忖:“自己是东北人，野战军要入关，东北也还要有部队的，上级会不会把自己留在东北呢?会不会不让自己随野战军入关呢?”于是，万毅专门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发了一封电报:“我要求随野战军入关，在解放全国的作战中继续锻炼自己，希望组织上考虑安排留东北的军事干部人选时，不要考虑我。”

东北野战军总部接到电报后，回电称:“没有留你在东北的打算。”

万毅接到电报后，便安心地组织五纵入关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5日，万毅和刘兴元奉命率五纵向辽宁义县开进。在义县休整期间，五纵接到命令，五纵改称中国人民第四十二军，万毅任军长，刘兴元任政委，辖一二四师､一二五师､一二六师。万毅成了人民四十二军首任军长。

12月初，四十二军接到命令，从义县向河北蓟县､三河一带集结。12月12日，四十二军在万毅和刘兴元指挥下，到达指定位置，傅作义部望风而逃，大部逃往北平。万毅果断命令部队，昼夜奔驰，最后占领了南口､八达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战役要地丰台，隔断了傅作义部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底，万毅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到通知后，万毅有点紧张，他是旧军队出来的，从未见过，不知道见面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3月初，万毅到了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简单问了一下路上的情况后，话题转到万毅的姓上。风趣地问:“万毅同志，你说百家姓里，除了姓伍的，姓陆的，姓千的，姓万的之外，还有什么姓与数字有联系呀?你姓万，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啊?”

这一问，让参与会见的人都笑了，万毅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下来。万毅说:“不知道，数字姓氏，主席讲的，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过去从没有作这方面的考证。”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过去了。

在西柏坡开会，工作､学习和业余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进餐厅，凑够十人就开一桌，座位并不固定，谁来谁吃，边吃边谈，很是活跃。有一次，万毅去晚了点，许多桌都没空位了，正好边上还空一个位子，万毅没有更多考虑，就挤到那里坐下了。看了看万毅，边吃面条边开玩笑说:“万毅同志，你可算是的‘余孽’呀!”

万毅说:“主席，我不能算是的‘余孽’，的‘余孽’应该是张学思。”

问:“张学思现在在什么地方?”

万毅说:“张学思现在在辽宁省当主席，还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说:“那还不错呀!”

万毅说:“张学思曾对我讲过，他是学军事的，现在干的不是他学的那一套，希望能到部队工作。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个人谦虚。”

说:“好哇，那就回到部队来干，那容易。”

后来，张学思果然回到部队工作，当了海军副参谋长。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万毅回到四十二军。4月，中央军委命令万毅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司令员，四十二军军长由副军长吴瑞林接任。

1952年3月，万毅调到北京俄文学院，准备学习半年俄文后，到苏联去学习炮兵。8月，成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找万毅谈话，让万毅去当副部长，负责军工生产。1953年5月，总参谋部成立兵器装备计划部(1958年8月改称装备计划部，简称装备部)，万毅被任命为部长。万毅是装备部首任部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6年。

1955年9月，万毅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夏，万毅因一个简短发言，成了“集团重要成员之一”，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邓小平就万毅的情况作了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1977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万毅为总后勤部顾问。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宣布摘掉扣在万毅头上的十顶“帽子”，20年的沉冤彻底。1997年10月31日，万毅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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