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歌声与敌斗争的奋斗剧团

战争年代，红军、八路军、新四军都创建过数不胜数的宣传队，时至今日，这些宣传队几乎都成为了历史。然而，现驻扎在甘肃省平凉市的武警8670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竟延续了近70年的光辉历史。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创建于1938年12月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政治部宣传队。1940年9月，随着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的成立，该宣传队扩建为第三支队政治部奋斗剧团。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初期，是在钟辉、张爱萍、韦国清等人的亲切关怀下创建的，刘少奇、、黄克诚、彭雪枫多次观看过它的演出，并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佳话。

老百姓渐渐知道了：共产党的部队会唱歌，只要听到唱抗日歌曲，那一准是八路军来了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军长驱西进，相继占领了苏皖边区的主要县城和集镇，建立据点，组织维持会，实施伪化。参加徐州会战的几十万军顷刻瓦解，逃之夭夭。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人，根据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苏皖边区的情况，决定将邳睢铜地区地方抗日游击队改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任命钟辉为司令员兼政委，梁海波为副司令员，李浩然为苏皖特委组织部部长兼书记，张震寰兼宣传科科长（后任政治部主任）；要求他们“出山东，入徐海”，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破坏日军打通徐州至连云港通道的企图，在那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21日，钟辉、梁海波一行从山东省沂水县到达江苏省邳县许楼村，召集当地党组织领导人，传达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指示，正式宣布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成立，把当地相关抗日游击队改编成1个团2个营。至此，苏北出现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日武装部队。

鉴于苏北是一个新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培养干部，他们在邳县铁佛寺开办了随营学校，钟辉兼校长，李浩然兼政委并直接负责学校的工作。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政治部宣传队，隶属于张震寰任科长的宣传科，梁浩、刘培聪、周锐先后担任过宣传队队长。宣传队刚组建时只有10人左右，队员多数是十三四岁的“小鬼”，其中也有女孩子。后来陆续调来了一些文艺骨干，队伍逐渐扩大。

宣传队刚一成立，就配合部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由于苏皖边区是刚开辟的新区，当地群众对八路军不了解，感到陌生。起初八路军到一个村庄，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老百姓不是被吓跑了，就是躲藏起来，闭门不出。这时候，宣传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每到一地，宣传队的战士们放下背包，就挨门逐户进行口头宣传，书写、张贴抗日标语，教儿童唱抗日歌曲，表演节目。他们一旦在村里的空地上奏起乐器，唱起歌，原先紧闭的大门打开了，躲到野地里的群众也都回村了，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人。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渐渐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部队会唱歌，只要听到唱抗日歌曲，那一准是八路军来了。

在司令员钟辉的率领下，陇海游击支队首战老滩，拔除伪军据点；巧占加口埝，活捉匪首姜东海；在官湖与日军交锋，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两次攻克邳县县城，吓得日伪军不敢在邳县安据点……每一次战斗，不论是枪林弹雨的前沿阵地，还是紧张忙碌的后方，都能看见宣传队员活跃的身影。他们救护、运送伤员，为伤员包扎伤口。两次攻打邳县时，他们还和突击部队一道，在最前沿向县城里的伪军喊话，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瓦解敌军，规劝伪军掉转枪口打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行动。

1939年9月，陇海游击支队奉命改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下辖3个营。1940年6月下旬，中央决定撤销苏皖纵队，将苏皖纵队一团划归南进支队，原南进支队主力组建为二团。整编后，钟辉率1个营护送江华回山东，后去延安，自此钟辉离开了陇海南进支队。新中国成立后，钟辉先后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炮兵副司令员、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少奇把队长徐忻叫到自己身边说：“演得太感人了！这样冷的天，别冻坏了，要关心他们的健康、生活。”

1940年9月1日下午1时，一支又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雄健的步伐，从四面八方向江苏省泗阳县朱湖东南的野地里开进。到达指定位置后，各部队齐刷刷地坐在背包上唱起歌来，一时间，歌声、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会场主席台非常简陋，只有一张木头方桌、几条长板凳，桌上摆着一个大茶桶和几只大黑瓷碗。

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黄克诚、张爱萍、韦国清、孙象涵、张震球、张震寰等首长走上了主席台。参加大会的指战员来自不同的部队，互相还不太熟悉，主持会议的张震寰先作了自我介绍，接着介绍了主席台上的首长。他说：“我是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主任张震寰，受首长委托，叫我主持今天的大会。下边欢迎黄克诚司令员给我们作指示！”

黄克诚穿一身黄色的旧军装，站在桌子前，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黄克诚首先说，他是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首长的指示，来给大家传达党中央、、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命令的。他介绍了国内外和华中敌后抗战的形势，并宣布：“今天，我们把在座的几支部队来一个大整编，也就是把韦国清同志领导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张爱萍同志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我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任命张爱萍同志为第三支队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孙象涵任副司令员，张震球任政治部主任，张震寰任副主任，杨志雅任参谋处长。”

接着，张爱萍司令员宣布了五纵三支队各团的编成和团首长任命。三支队下辖3个团：七团、八团、九团。

此后，尽管部队番号多次变化，八路军五纵三支队3个团的编制却一直延续了很多年。现驻扎在甘肃省平凉市的武警8670部队，至今仍把1940年9月1日朱湖改编作为本部队的诞辰日，把张爱萍、韦国清视为本部队的第一任军、政主官。

与此同时，在陇海南进支队宣传队的基础上，加上从山东“鲁艺”及地方上分配来的同志，扩建为五纵三支队政治部奋斗剧社，又称奋斗剧团。从部队编制序列来讲，奋斗剧团相当于连级单位，实际上是一支宣传队，领导人不称团长，而称为队长、指导员。因对外常称奋斗剧团，舞台上常挂着“奋斗剧社”字样的幕布，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于称之为奋斗剧团。

奋斗剧团第一任队长是徐忻，刚开始没有指导员。1942年春，五纵三支队七团宣传股股长李九胜调来当了指导员。徐忻、李九胜都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奋斗剧团成立后，经常跟随部队行军、作战，演出场次很多。曾有一个统计，仅1941年就演出73场次。除了为支队直属队、3个团和后方医院演出，还要为地方政府、人民群众演出。每换一个演出地点，常常是背着背包，荷枪实弹，带着乐器、道具、舞台设备，步行七八十里地才能到达。根据地处在日伪顽匪几股势力的包围、夹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战斗。演出舞台是动员群众临时筑的土台，竖起几根柱子，一面天幕遮住后台，再挂上两条边幕，把两盏汽油灯点亮，就可以演出了。

奋斗剧团演出的剧目，有一些是延安和各根据地比较流行的作品，如《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更多的来自于自己创作、自编自演。他们根据抗战形势和任务，创作了大量部队官兵、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如歌曲《中央军真可恨》、《团结友爱歌》、《整训歌》、《练兵小调》、《抗属占了先》、《勤纺纱》、《多拾粪》；街头活报剧《杀鬼子》、《捉汉奸》；反映铁路工人与汉奸作斗争的话剧《红灯》；皖南事变题材的话剧《大矗山下》（大矗山是皖南事变时敌我激战的一座山头）、话剧《兴隆店》、《峪口村》；反映八路军以木船克敌钢板划子全歼洪泽湖湖匪的大型秧歌剧《陆军海战队》；讽刺悲观恐日的京剧调喜剧《恐日病》；反映扫盲识字的京剧《两个错字》等。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阶段时，还曾排演过苏联大型话剧《前线》。

1940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皖东北。八路军五纵三支队组建后不久，刘少奇便来视察部队，在三支队的驻地陈圩子住了一些日子。就在这期间，刘少奇观看了奋斗剧团的演出。

那是1940年10月的一个夜晚，演出地点在陈圩子露天广场。节目中有一个独幕话剧《十字架》，讲述的是1939年6月军张萌梧部（后投降日军）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惨杀部战士400余人的故事。幕布开启时，由曲士良扮演的一位共产党员，被顽军五花大绑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曲士良仅穿一条裤衩，浑身，胸膛涂着红黑油彩，远看就像腹部开膛，遍体血迹。剧情要求他纹丝不动地站在舞台上，保持一种姿势长达四五十分钟。该剧从1940年夏季开始上演，一直演到寒冬。不满20岁的曲士良，虽说没有一句台词，夏天演出时被蚊虫叮咬，冬天则被冻得四肢麻木，每场演出过后，他几乎都是被同志们搀扶下舞台的。

刘少奇观看演出时已进入秋天，夜晚寒风习习，天气较冷。刘少奇和在场的观众都被剧情感染了，沉浸在剧情里。演出接近尾声时，刘少奇把队长徐忻叫到自己身边说：“演得太感人了！这样冷的天，别冻坏了，要关心他们的健康、生活。”

有人高叫：“请陈军长先唱一个，好不好？”爽快地说：“革命都革得，唱个歌算个么子哟。”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统一整编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五纵三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张爱萍任旅长，韦国清任政委。原三支队七团、八团、九团3个团，依次编为九旅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二十七团。

奋斗剧团从开始组建，就受到了张爱萍、韦国清等人的亲切关怀。每次演出，张爱萍、韦国清只要有时间，就一定会来观看，演出前还要到后台看演员们化装。他俩熟悉每一位演员，在后台和演员们说笑，问寒问暖。演出期间，张爱萍、韦国清都是和指战员坐在一起，不时为演员们鼓掌叫好。张爱萍、韦国清对奋斗剧团的关怀，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上、日常工作中，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渗透着他们对奋斗剧团的严与爱。

九旅旅部驻扎在濉河北岸的新行圩子时，一天拂晓，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军号声。旅部直属队和奋斗剧团的同志，背着背包跑到集合场地。这时天也快亮了，一位参谋集合好部队，只听一声口令：“全体脱帽！”大家脱下军帽，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张爱萍旅长下达的口令。大家以不解的神情看着他，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行动。

张爱萍手里攥着自己的军帽，从队伍排头走到排尾，挨个检查。当走到司令部队列前，看见一位男同志留着小分头，张爱萍停住了脚步，开始讲话了。他严厉地说：“我再给同志们讲清楚，除了奋斗剧团和侦察员因工作需要可以留头发外，其他人员都不行。同志们要懂得，我们随时都要准备打仗，留着长头发，头部负伤时容易感染，手术也不方便……”

原来张爱萍是在检查军容风纪。许多人打量着奋斗剧团个别留有长头发的男同志，低声嘀咕：“看来张旅长对奋斗剧团还是网开一面的嘛！”

1941年9月，张爱萍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韦国清任第九旅旅长，康志强任九旅政委。九旅与十旅对调，九旅归属新四军第四师建制，九旅所辖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二十七团3个团的建制不变。新四军第四师师长是彭雪枫，政委是邓子恢，参谋长是张震，政治部主任是肖望东。从此，九旅成为彭雪枫指挥下的一支劲旅。

11月，来到了九旅驻地新行圩子。这时，奋斗剧团正在排练大型歌剧《军民进行曲》，准备欢送张爱萍。因当时天气寒冷，不适宜露天演出，晚会改在旅司令部的一间大房子里举行。《军民进行曲》受场地限制也不演了，奋斗剧团另准备了一些小节目。那天晚上，会场墙上挂起了“欢迎欢送晚会”的横幅，两盏汽灯把整个房间照得通明，坐满了旅部机关的同志，个个喜气洋洋。随着一阵欢声笑语，旅首长陪着走进了会场，同志们都站起来鼓掌。

坐下后，便谈起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形势好得很哟！根据地发展很快，部队也在壮大……”接着又说：“因工作需要，你们的旅长张爱萍同志调到三师去，你们的政委韦国清同志任旅长，另给你们调来一位政委康志强同志。”说着，带头鼓起掌来，大家也都热烈鼓掌。

晚会开始了，向四周扫视一眼，指着横幅说：“欢迎欢送晚会，我看该联欢了吧！宣传队准备了啥子节目？”队长徐忻回答：“遵照首长指示，全是小节目。”

风趣地笑着说：“既然是联欢，我看到会的都是表演者。”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有人高叫：“请陈军长先唱一个，好不好？”会场的同志一起高叫：“好！”

站起来，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爽快地说：“革命都革得，唱个歌算个么子哟。”说罢，就用法文唱起了《马赛曲》。他那充满激情的歌声震荡着会场，激励着人们的热情。一曲终了，同志们还在回味，瞬间醒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韦国清立即看望了两名受伤的摇机员，了解朱家岗的敌我态势，确定了主攻方向。二十六团血战朱家岗，惊天地，泣鬼神

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彭雪枫有“三件宝”：《拂晓报》、拂晓剧团和骑兵团。其实四师不仅有拂晓剧团，其所辖部队和地区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艺团体。如：四师直属的抗大四分校有生活剧团，九旅有奋斗剧团，十一旅有创造剧团，十二旅有海燕剧团，淮北行署有大众剧团……

1942年，汤化达开始担任奋斗剧团队长。

1942年11月7日，四师在师部驻地半城举办了盛大的十月革命节竞赛大会。白天，由骑兵团进行马术、骑射、劈刀表演，各旅、团进行射击、投弹、跨越障碍等军事科目比赛。晚上，观看拂晓剧团、奋斗剧团等文艺团体的轮流演出。开幕式上，彭雪枫新组建不久的骑兵团进入会场时，白马连、黑马连、红马连，整整齐齐，一丝不乱。骑兵们手持雪亮的马刀，马蹄声声，威风凛凛。观看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掌声雷动，无不为之喝彩。这次大会展示了四师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展示了四师文艺队伍的实力。那时候，拂晓剧团已经能够演出曹禺的多幕话剧《雷雨》、《日出》，这是奋斗剧团等旅一级的文艺团体所不及的。

11月13日，半城的大会尚未结束，日军以十七师团和十三旅团各一部，及伪十五师、二十八师等部近万人，分五路对青阳、半城合击，这就是苏北著名的33天反“扫荡”。奋斗剧团将少数女同志、病号和不便携带的物品疏散或隐蔽在洪泽湖畔的村子里，其他同志在队长汤化达、指导员李九胜的率领下，随主力部队行动。奋斗剧团有10余支枪和少量的手榴弹，汤化达、李九胜配备有手枪，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四师与敌周旋20多天，日伪军疲于奔命，到处挨打。12月9日夜，日军金子联队3个大队和少量伪军共1500多人，把刚进驻朱家岗（今江苏省泗洪县境内）几个钟头的九旅二十六团围得水泄不通。10日4时许，敌人发起进攻。二十六团团长罗应怀曾是红四方面军许世友麾下的一名老红军，他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一场空前激烈的守备战在淮北大平原上打响了。

那一天，奋斗剧团驻在距离朱家岗仅四五里地的尤岗村。同志们睡得正香，听到激烈的枪炮声，不约而同地一跃而起，操起武器，跑到村口，透过朦胧的晨曦，朝朱家岗方向眺望，不知出了什么事。为了弄清敌情，汤化达、李九胜派出几位身强力壮的队员，带着武器，前去搜索侦察。10时许，派出去的同志返回尤岗村，还抢救回来了两名受伤的摇机员。大家赶紧给伤员包扎伤口，喂水、喂饭，询问朱家岗的战况。

四师确定此次反“扫荡”的战略方针是：二十六团在内线作战，吸引并拖住敌人；四师主力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内线作战的被动变成外线作战的主动，寻机歼灭敌人。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韦国清旅长先后找罗应怀团长谈过话，布置任务，面授机宜。为及时联系，二十六团配备有电台1部、电台台长1人、译电员1人、摇机员2人。

罗应怀团长经历过长征，深知电台的珍贵和重要性。天将破晓时，他发现当面之敌绝大部分是日军，攻势异常猛烈，遂命令后勤机关和电台台长、译电员、摇机员，带着电台伺机突围。这些同志刚冲出朱家岗，就遭日军追击，除了两名血迹斑斑的摇机员昏倒在尸体堆中，全部壮烈牺牲。电台台长和译电员在牺牲前砸烂了电台，烧毁了密电码。

奋斗剧团派出的同志发现了这一情况，偷偷摸了过去，见两名摇机员还有一口气，便冒着生命危险，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他俩从尸体堆里救了回来。

韦国清得知二十六团在朱家岗与敌遭遇，亲自率领骑兵部队远程赶来增援。他先是赶到了尤岗村，听说奋斗剧团救出了两名摇机员，十分重视，立即和张震寰一道看望了他俩。韦国清一边安慰伤员，一边也从他俩口中了解了朱家岗的敌我态势，从而确定了主攻方向。

二十六团血战朱家岗，惊天地，泣鬼神。日军是多路进攻，二十六团各营、连分头抵抗，反复与敌争夺，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击。至晚上6时许，敌人死伤280多人，弃械遗尸，仓皇败退。二十六团实施火力追击，增援部队趁势追歼残敌。22时，朱家岗战斗胜利结束。

朱家岗一战，日寇付出了三四倍于我的代价，最后狼狈溃逃，此役极大地振奋了我方的士气。四师各部队对敌展开猛烈进攻，捷报频传。一周之内，进犯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先后撤走。至此，历时33天的反“扫荡”以我方的胜利宣告结束。

张爱萍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给拂晓剧团和奋斗剧团各买了一架手风琴。七兵团把奋斗剧团“一锅端”，师首长随后下决心重新组建

1942年12月31日，九旅政治部精简机关，奋斗剧团宣告解散，人员分配到各团连队和地方基层单位。

1943年秋天，形势开始好转，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下放到连队和地方的10名同志奉命调回，剧团恢复了活动。刘凤锦任奋斗剧团队长，指导员空缺。他们紧密配合形势，以打退1943年春天第三次高潮为背景，及时创作了两个剧本：描写陕甘宁边区群众配合八路军粉碎军进攻的话剧《峪口村》（李九胜执笔）；反映国统区人民不满统治，向往解放区，与特务作斗争的话剧《雨的重庆》（吴瑾瑜执笔）。两部戏写出后同时排演。由于剧团仅有10余人，缺少演员，九旅政治部大力支持，把机关不少同志派去参加了排演。观众对这两部戏的反响很好，淮北和其他地区的兄弟剧团观摩、学习之后，依照奋斗剧团的剧本，相继移植演出。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不幸牺牲。张爱萍随之继任四师师长。

1945年，张爱萍因伤去苏联治疗。在苏期间，张爱萍仍然挂念着四师和九旅，他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给拂晓剧团和奋斗剧团各买了一架手风琴，辗转捎了回来。

1945年10月，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组建，下辖3个旅：第四旅（原新四军二师四旅）、第五旅（原新四军二师五旅）、第九旅（原新四军四师九旅）。1946年1月，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和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下辖3个师：第四师、五师、六师（原九旅）。与此同时，奋斗剧团经逐年充实，又扩大到了20多人。

1946年，奋斗剧团原队长汤化达等人与从其他部队抽调出来的文艺骨干，组建了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文工团，团长许平，副团长汤化达、王誉平。抗战胜利后，部队普遍存在着和平麻痹情绪，为了统一官兵认识，迅速适应解放战争的进展，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文工团以郭沫若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为思路，在山东峄县创作演出了大型话剧《李闯王》，汤化达在剧中扮演闯王李自成。1947年排演了歌剧《白毛女》，汤化达扮演杨白劳，原奋斗剧团女队员方正扮演喜儿。后来汤化达和方正结婚，同志们都开玩笑说：“杨白劳和喜儿结婚了！”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把所辖3个师的文工队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政工大队，下辖4个队：一队由二纵六师奋斗剧团原班人马组成，刘凤锦任政工大队副大队长兼一队队长，指导员杨文勋；二队由华野第二纵队四师文工队组成；三队由二纵五师文工队组成；四队由华野第二纵队文工团组成。

1949年2月，华野二纵改编为中国人民陆军第二十一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建制，所辖3个师依次改称步兵第六十一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原九旅）。4月，二十一军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横渡长江，昼夜兼程，紧追逃敌，转战浙、闽沿海，解放了杭州和浙东南、闽北广大地区。华野二纵（二十一军）政工大队所辖4个队，跟随南下部队，活跃于苏、鲁、皖、浙、闽数省，用文艺形式充分发动群众，鼓舞部队士气。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壕，还是推着小车的支前大军里，都能看到他们矫健的身影，听到他们激昂的歌声。

1949年春天，也就是渡江战役前夕，第七兵团政治部将刘凤锦率领的二十一军政工大队一队（由奋斗剧团原班人马组成）抽调出来，与其他部队的文艺骨干，在安徽省合肥市组建了第七兵团政治部文工团，刘凤锦任团长。

此前，虽说奋斗剧团被抽调到华野第二纵队（二十一军）政工大队，由于政工大队中的3个队分别来自3个师，他们也经常返回各自的师里演出，所以六十三师师首长还是非常放心的：“奋斗剧团早晚还会回来的嘛！”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七兵团居然把奋斗剧团“一锅端”，连人带乐器、道具、舞台设备，一个不剩，全调走了。师首长这才发觉：“奋斗剧团回不来啦！咱哪敢向兵团首长要人啊！”于是，师首长下决心重新搭班子，组建自己的文艺队伍。

1949年10月下旬，由六十三师宣传科科长宋新民主持，把从师青训班分来的20多人、军青训班分来的20多人、军文工团调来的4人，在浙江省瑞安县合编组建了六十三师文工队。队长张继科，指导员丁荣。下辖2个分队，6个班，共40多人。之所以仍称为文工队，是为了与军文工团对应，统一名称。虽然名称变了，六十三师文工队仍将奋斗剧团视为自己前身，并引以为豪。

1953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三师在军的编成内赴朝参战。志愿军第六十三师文工队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活跃在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战场上。

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因部队编制体制、形势任务的变化，这支文艺队伍曾经几度解散，就像1942年底奋斗剧团解散时那样，把文艺骨干分配到各个团，但过不多久又会重新组建起来。20世纪60年代初，这支文艺队伍的名称改定为宣传队，一直延续至今。他们创作演出的文艺节目，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深受广大官兵和群众欢迎，并多次在军内外获奖。

奋斗剧团是一所大学校，锻炼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奋斗剧团的队员，有的后来走上了军、师领导岗位，有的担任了重要职务，有的依然从事文艺工作，成为著名的艺术家。从1938年12月创建就到陇海游击支队宣传队的李超，先后担任过我国驻牙买加首任大使、驻苏里南首任大使、驻墨西哥大使。奋斗剧团原队长汤化达，1950年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任演员、导演，演员剧团副团长，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演过电影《上饶集中营》、《南征北战》、《护士日记》，导演过电影《红日》、《等到满山红叶时》、《石榴花》等，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