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机制

摘要:由于环境侵权涉及受害人之多、造成损害之大、侵权人认定难度之高,使传统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难以充分地救济受害人,所以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应运而生。可是,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在我国刚刚起步,尚存在一些问题,应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完善我国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实现路径,从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侵权损害公共补偿基金等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机制

中图分类号:DF96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167-02

一、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内涵

环境侵权往往具有社会性,其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如印度博帕尔毒气泄露、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美国三里岛核污染等,都是因加害人(责任人)无力担负巨额赔偿破产而使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这些情况使得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并且传统环境侵权救济类型不能很好达到保护受害人和兼顾侵权人利益的目的,环境侵权的社会化救济应运而生。所谓环境侵权的社会化救济,也称从“个人损害到社会损害” (From Individual Damage to Social Damage)[1],是指环境侵权损害行为所产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环境责任保险、公共补偿等高度设计的损害填补制度,由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承担和消化此种损害,从而使损害填补不再是单纯的侵权人自我负担,实现损害赔偿责任转移和分散。环境侵权的社会化救济既能及时、充分地救济受害人,维持社会稳定,又可以避免加害人因负担过重而破产,保护经济发展,有利于形成一种双赢局面。

二、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理论依据

(一) 利益衡平理论

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的平衡。与传统的侵权行为相比,环境侵权行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诸如排放烟尘、倾倒废物、流放污水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其本身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中的衍生行为。这就意味着环境侵权已不是纯粹的无价值的违法行为,而是带有相当程度价值正当性的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例如,在科斯的理论中,排污就是作为一项权利对待的。科斯认为,要解决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就应该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理解,并且“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果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这样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就可以得到矫正。科斯还争辩说:“正如我们可以将一块土地用作防止他人穿越、停汽车、造房子一样,我们也可将它用作破坏他人的视野、安逸或新鲜空气。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所蒙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谧和呼吸新鲜空气。”[2]由此可见,环境侵权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侵害。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正是恰当的衡量了环境侵权行为的合理性和保护受害人权益的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平衡了致害企业、受害者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分散和转移环境侵权赔偿责任达到各方利益的恰当关照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二)社会本位理论

传统的侵权行为法是以个人责任、过错责任为基础,充分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本位。但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破坏现象愈演愈烈,出现了环境侵权这一新型侵权行为,而该行为发生往往是高度工业技术缺陷之结果,若根据个人本位过错责任原则理论,受害人只有在证明雇主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赔偿,而如果让缺乏专业知识的受害人去举证加害人有过失,无疑举证加害人有过错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使得受害人得不到赔偿;而且环境侵权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累积性、持续性的污染损害。因此,若要引导环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得到合乎正义的解决,就要充分考虑到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修正传统的侵权行为个人本位过失责任理论,于是,社会本位无过错责任理论应运而生,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如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公共补偿基金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个更好的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并且给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更多的保护。

三、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在我国存在的问题与实现路径

在整体上,我国关于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在实践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我国目前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并缺少有效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主要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调解,一方面污染受害者无力承担高昂的诉讼费和律师费,另一方面排污企业或明或暗地受当地政府的保护,使得受害者在索赔过程中困难重重;再加上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在我国并未真正建立。二是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的强制性不足。三是范围过窄。我国目前只把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标的。事实上,造成环境赔偿责任的不仅仅限于突发性污染事故。突发性的环境侵权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症状,但一旦发生,就即时造成损害。而持续性的环境侵权延续时间长,甚至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之结果,侵权人和受害人对侵权行为发生的具体经过,常常缺乏深切认识,以致于对侵权行为难以认定,其结果是难免阻却救济之实现[3]。为了有效的克服这些现实问题,有必要对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在我国的实现路径作一番审慎的探讨和选择。

(一)环境责任保险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因自身或其他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并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故又被称为“绿色保险”。环境责任保险因其具有强大的分散和转嫁风险功能,所以深受污染企业和污染事故受害者的青睐。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首先要组建环境责任保险承保机构。可是我国开展环境责任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很缺乏,因此,为了积累经验,可以选择现有的合格保险公司逐步的开展特定领域的环境责任保险业务。等到环境责任保险发展成熟时,成立专门的环境责任保险机构,将该业务交给专门的环境责任保险机构办理。其次,承包范围。环境侵权一般分为突发性的环境侵权和持续性的环境侵权。对于突发性环境事故来说,是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可以充分发挥环境责任保险的优势,分散和转移风险,在保护企业的正常发展经营和保障突发环境事故受害人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对于持续性的环境侵权对其是进行有条件的限制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的,因为持续性环境侵权一般是由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引起的,来源于一个企业或者数个企业的污染物在自然界中复合、累积或者通过生物富积的作用,渐渐的对第三人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危害。再次,保险费率。保险费率是指单位保险金额应交付的保险费。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保险费率的确定是最困难的,这是由于费率的高低取决于风险大小及最大赔偿金额的估算。因此,在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制定时,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风险评估,对污染危险的级别和危害大小进行区分,建立适当的保险费率体系。在具体到每个保险标的时,要让专门技术人员进行考察认定,对污染和危害程度不同的企业分别确定一个合理适当的费率。最后,保险赔偿限额与受害者全额受偿相结合。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十分巨大,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如果不设定保险赔偿限额,则保险公司不愿承保,或者可能使保险公司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因此,实行责任限额不仅保证了被保险人不至于因赔偿责任而陷入经济困境或破产,也保证了受环境侵害的第三人能获得赔偿,符合环境责任保险的目的。而对受害人来说,实行的是全部赔偿,即受害人有权要求得到其所受到损失的全部赔偿,如果保险公司所做出的保险赔偿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受害人对剩余部分可以要求侵权人予以赔偿。

(二)环境侵权损害公共补偿基金

环境侵权损害公共补偿基金是指由政府通过环境税等筹资方式设立基金,环境侵权受害人在其他方式不能合理救济时,通过申请,符合相应条件者便可以迅速、确实得到该基金补偿的一种救助方式[4]。首先要确立损害补偿基金的来源问题,因为这是该制度存在的基础。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补偿基金的建立应当多方筹措资金,除了向企业征收外,征收环境税、发行环保福利彩票等,这些都是基金来源的途径。其次,公共补偿基金管理机构的建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防止设立过滥,在国务院、省、市三级设立补偿中心,负责受理不同层级的补偿申请。国务院受理全国性或跨省的污染和破坏环境引起的补偿申请,各省负责受理跨市的较大范围内的补偿申请,市级的补偿中心负责受理其管辖范围内的跨县和县以下的补偿申请[5]。再次,公共补偿基金支付的条件。第一,申请的主体必须合格。补偿基金适用的对象仅限于那些因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以及毒性化学物质而受到重大损害的受害人。第二,申请的内容应符合相关规定,补偿的内容须是符合条件的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对于健康损害的赔偿首先应规定实施救济的疾病范围,其次要考察受害人居住的区域是否存在过或正在存在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而对于财产损失的赔偿只赔偿直接损失。第三,受害人能够证明已正确寻求过民事救济或行政救济,但救济不能或救济不足。因为我国的环境侵权损害公共补偿与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相比,具有次序上的后位性、功能上的填补性,是对现有救济的补充和完善。最后,公共补偿基金支付的范围。环境侵权公共补偿基金赔偿的范围应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公共补偿基金是以环境民事责任制度为基础的,因而公共补偿基金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可以参照我国《民法通则》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财产损害主要包括财产的直接损失。关于精神损害赔偿,2001年3月10日最高院出台了《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资格、精神抚慰金的方式、赔偿数额依据的因素等,为我国今后的环境侵权精神损害的公共赔偿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24.

[2] R・科斯.社会成本问题[C]//胡庄君,译.陈昕.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2.

[3] 邱聪智.公害法原理[M].台北::三民书局,1984:21.

[4] 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44.

[5] 邹雄.环境侵权救济研究[M].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