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乌斯藏十三万户

摘 要：乌斯藏十三万户，藏语称“”，是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并渐次牢固地统治地区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在乌斯藏（前藏）地区逐步建立起来的地方行政机构，它是元代管理乌斯藏地区整个行政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建立为元一代有效地统治乌斯藏地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历史文献资料对乌斯藏十三万户建立的背景、十三万户的名称以及划分十三万户的依据等做一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乌斯藏十三万户；萨迦；八思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并一步步歼灭强劲政敌后，致力于对自己王朝的管理，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后代忽必烈改号为元后，为了进一步管理全国，建立了一系列的统治机构，考虑到“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教派林立，无所统属，提出了“以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管理方法，派八思巴前往建立行政体制。作为总制院院使的八思巴到达后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建立了一系列的行政机构，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乌斯藏十三万户。

一、乌斯藏十三万户建立的背景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于北方。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歼灭了西夏、金等劲敌，统一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甘青等一部分地区的藏族也依次归顺了蒙古。而第一个和地方发生关系的蒙古汗国王室成员是阔端，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多达那布率领一支蒙古军队进入侦察当地的军事等实际情况。这支蒙古军队在拉萨北面遭到了寺院武装的小规模反抗，多达那布攻占热振寺、烧毁了杰拉康寺。与此同时，多达那布将了解到的各派政治、宗教势力等社会情况及时向汗王反馈，为蒙古汗国统一地方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地方各势力集团被蒙古的强大军事势力所震慑，公元1244年，年高63岁的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应蒙古汗王之邀不顾个人安危和路途艰险带着自己的亲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阔端。公元1247年，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即藏族历史上的凉州会晤。两人就和平归顺蒙古事宜进行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共同达成了归顺蒙古的协议。阔端扶持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命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事务，萨迦派也从此取得了在各地方僧俗势力之中的领导地位。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圆寂后，聪明好学的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后来被封为“国师”。

从公元1260年到公元1264年，忽必烈在击溃以阿里不哥为首的蒙古内部争夺汗位的反对势力和镇压汉人李f的叛乱后，着手于政治路线的调整，有步骤地进行自己新王朝的建设工作。自古以来，领导者在建设和管理自己的王朝国政时，都会明白“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道理，在组建新王朝的各种统治机构时，忽必烈高瞻远瞩，自然也考虑到了位于边疆的广大藏族地区。

忽必烈认识到藏族地区“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教派林立，无所统属，因而“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也就是要找到一种适合藏族地区的政治宗教情形的牢固统治办法。因此在继位不久后就将诸王在的全部封地收回。当时忽必烈已经考虑到要设置中央王朝的机构对进行统治，但同时也认识到藏传佛教僧人在统治中所起到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把“实现新王朝对的统治、在建立新的行政体制的任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宗教领袖八思巴。”[1]

公元1264年，忽必烈颁布《建国都诏》，在以上都为都城的同时，改燕京为中都路，开为都城，并改年号为元。此时，忽必烈在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地区的行政事务，并领之于国师，也就是让“八思巴掌管总制院的事务”[2]，忽必烈命八思巴统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和僧人以及领总制院，对于完成委派八思巴在建立行政体制这一重大任务是必须具备的权力和条件。

二、乌斯藏十三万户的建立

公元1264年，忽必烈委派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返回去完成建立行政体制的使命。公元1265年，八思巴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萨迦并开始着手建立行政体制，八思巴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了建立乌斯藏十三万户的使命。

（一）划分米德和拉德

13世纪中叶的正值封建农奴制度发展巩固的时期，各地的世俗封建领主有自己的庄园，各教派的寺院和宗教领袖也有属于自己的庄园和农奴，僧俗封建领主之间又存在着复杂错综的联系。随着归属于蒙古汗国，在政治上开始走向统一，这就需要建立稳固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秩序，明确封建领主对农奴的占有关系。因此八思巴建立行政体制的第一步就是划分俗人户和寺属户即藏文中的米德（）和拉德（）。

米德是世俗领主占有的农奴，在人身上依附于自己的领主，并要世代保持着这种依附关系。从米德的地位看，“它等同于清代噶厦政府时期贵族庄园的农奴，除了向贵族领主承担封建义务、人身依附于贵族领主以外，还要向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承担差役。”[3]拉德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领袖所占有的农奴，人身依附于寺院或宗教领袖，同米德一样，也要世代要向寺院和宗教领袖承担封建义务。关于米德和拉德的具体划分办法，至今还未见到明确的史书记载。《汉藏史集》在讲述元代统计户籍的办法时记载道，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拉德。[4]也就是“寺属民户占总人口的十分之六，而俗人只占十分之四。”[5]因划分米德和拉德牵涉到各派僧俗领主的经济利益及各万户对元朝的经济负担，所以作为宗教领袖的八思巴在划分其时希望将拉德划得多一些。

划分米德和拉德在历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为以后划分十三万户以及建立健全的行政体制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以牢固的世代领属关系为元朝统治下的萨迦派政教合一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三万户的初步划分

八思巴在米德和拉德的基础上主持划分十三万户，调整和确定各个万户的辖区，并委任万户长和千户长，建立万户的管理机构等。十三万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位于前藏①的六个万户依次为：

1.止贡万户，具体户数为363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直孔区，止贡的写法有直孔、直贡、直工、必里工、必里工瓦等。

2.蔡巴万户，具体户数为3702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拉萨市蔡公堂办事处所在地――蔡公堂，蔡公堂在史书中的写法名有刹巴、蔡里、菜宗等。

3.帕木竹巴万户，具体户数有2438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山南地区的乃东县，乃东在史书中的写法有勒东、尼东、乃布东城、亚龙乃东等。

4.雅桑万户，具体户数有300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山南地区的乃东县亚堆区亚桑地方。

5.嘉玛万户，具体户数有2975户，其万户府设于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墨竹工卡区的甲玛甲玛沟，甲玛在史书中的写法有呷马、加麻、嘉麻等。

6.达隆万户，具体户数有50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以前的达垅公社，达隆在史书中的写法有达垅、达龙、达隆等。

位于后藏的六个万户依次为：

1.夏鲁万户，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方的夏鲁寺一带，又名沙鲁，具体户数有3892户。

2.曲密万户，具体户数有3001户，其万户府设于以前自治区日喀地区市日喀则县的曲密区址。

3.拉堆绛万户，“绛”即北面的意思。拉堆绛万户具体户数有225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昂仁在历史上的曾用名有昂忍、昂木仁、昂仁孜、敖不忍、阿不林、将阿木凌宗等。

4.拉堆洛万户，“洛”即南面的意思，具体户数有1089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协噶尔一带。

5.绛卓（又称香）万户，具体户数不详，其万户府设于在今自治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一代，此万户管辖南木林、乌郁等地方。

6.萨迦（又称固莫）万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日喀则市岗巴县一带。

还有位于前藏和后藏之间的羊卓万户，具体户数有75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自治区山南地区浪子卡县羊卓雍错湖畔白地一带，白地在史书中的写法有拜地、羊卓白地、雅尔博罗克巴勒底宗、岳吉牙来杂等。[6]

十三万户是乌思藏地区13个比较大的地方势力集团，其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和雅隆河流域，都集中在的腹心地带。八思巴划分十三万户，并按照元朝的制度明确和调整各个万户的辖地和属民，使各万户逐步走向地域性的行政组织。

（三）十三万户行政机构的进一步完善。

十三万户的最终建立是以全面清查各万户的户口为标志的。公元1268年，忽必烈派阿衮和米林进藏后会同萨迦班钦释迦桑布对十三万户的土地、人口、户数等进行清查统计，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十三万户应缴纳的贡物品种及其数量。

公元1268年，在平叛乌斯藏内不满分子的动乱后，忽必烈派了阿衮、米林等三名官员抵达乌斯藏，进行精确的人口调查，“其目的不外乎确定乌斯藏地区握有统治实权的封建首领为谁，所辖人口多寡，资源丰啬，以便于设官征税调发。”[7]关于此次清查户口的具体情况，《汉藏史集》中这样记载道：“从上部纳里俗古鲁孙到夏鲁万户的辖地以上，是由米林和阿衮二人清查的，其以下到止贡万户辖地以上，是由司徒阿什杰等清查的。”[8]这次人口调查是蒙古官员和地方势力合作完成的，“‘万户’作为中央委任的官职名称也在这次人口调查结束后开始在地区使用”[9]。由于中央与地方精诚合作，齐心协力，其结果比较圆满，为此后安排驿站和建立地方行政体系提供了便利条件。蒙古在乌斯藏以及纳里俗古鲁孙地区进行的这次规模宏大的户口清查，重点是对十三万户的户口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查，这次调查户口不仅确定了各个万户所属百姓的户口，界定了各万户所管辖的范围，而且与各个万户成为元朝命官相一致，各个万户所辖的百姓也就登记入籍成了元朝中央政府的编户齐民，它不再是某个寺院或者某个地方势力私有的部众、属民，而是直接受元朝统治，享受一定权利并必须承担一定义务的元中央王朝的编民。

三、划分乌斯藏十三万户的依据分析

十三万户的划分并非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其一定的依据，笔者通过参考有关历史文献以及藏民的风俗文化习惯等对划分乌斯藏十三万户的依据从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大小

卫藏十三万户的行政建制，主要是依据地方势力和各教派原有的占地范围和属民分布而划分的。十三万户是乌斯藏地区13个比较大的地方势力集团，其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雅隆河、年楚河和拉萨河流域，都集中在的中心地带。十三万户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即萨迦、帕竹、止贡、蔡巴、雅桑等万户等是在各教派势力的占地和民户基础上进行划分和调整的。而拉堆绛、拉堆洛、曲弥、夏鲁、绛卓、羊卓、嘉玛、甲域等万户则不属于控制政教权力的哪一个教派，其行政机构的地域性就更为明显。萨迦、止贡、帕竹、雅桑等万户虽然是控制政教势力的某个教派，但也并不是完全按教派组织来划分的。我们从以上的每个万户的户数可以看出：其人数多少不一。但是八思巴在划分十三万户的过程中，对跟萨迦派关系较好的教派如达隆、羊卓等万户即使人数少也划分其为一个万户。而在十三万户当中，我们没有发现当时具有一定势力的噶玛噶举派，在翻阅历史文献时我们不难找到当时各大教派极力在蒙古王室找寻坚强的后盾时，也许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或许是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巴希不仅没有应忽必烈之邀去谒见忽必烈，并且选择忽必烈的对手为后盾，这为其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我们不能不猜想八思巴后来在划分十三万户过程中考虑到这一因素而没有将噶玛噶举派单独划分为一个万户。帕竹、止贡等教派跟萨迦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关系曾一度达到了拔剑弩张的紧张程度发生过武装冲突，但在划分万户时，萨迦派还是支持原属帕竹万户的雅桑千户从帕竹万户中分离出来组成一个万户。[10]

（二）十三――藏族人的吉祥数字

对于某个数字的偏爱，普天下都有，但各个国家、民族等因文化生活背景的不同，对吉祥数字的概念也大相径庭。这在现实当中我们不难找到例子。比如西方的一些民族和国家视13为不吉利的数字，事事处处忌讳。英美国家的影剧院等地方没有13排13号，荷兰找不到13号住址，如果一定不能缺少时，他们会挖空心思、千方百计用12+A等诸如此类的方法来代替之。西方人忌讳在13号时外出旅行，尤其忌讳13个人共进晚餐。这一习俗据说有两个来源：一说是源于耶稣最后的晚餐。圣经中记载：耶稣在与11个门徒共进晚餐时，又来了位名为犹大的门徒。而犹大迟到的原因竟是他出卖耶稣后才赶过来的，致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说是出于希腊的神话，在著名的弗哈拉宴会上出现了12位天神，而后又来了烦恼和吵闹之神洛基，结果致使天神的宠爱者柏尔特送了命。而藏族却截然相反，视13为神数，在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的13，13具有吉祥、神圣的蕴意：格萨尔在降生时手执13朵白莲花，向前走了13步，并发誓13岁时要成为菩萨。果然在13岁时赛马得胜、迎娶珠牡为妃子，并登位称王。他的身体也和一连串的13相连：如他有13位王妃、13位保护神；他的乘骑赤兔马，体外有飞毛13根，中部有风脉13道，体内有神龛13座，马尾上还附有13位战神；更神奇的是，他所在的岭国有13道山崖、13座雪山、13个湖泊，13位护藏地神、13位山神、13位马主、13位马牧、13匹白骏马等等。黄河边有13棵神柏，13种殊胜，13种特殊工巧，这一连串的13意味又着什么呢？在被称为世界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格萨尔王传》的首部《天界篇》中也能发现一系列的十三：13位护法天神、13位护藏地神、的13位山神、礼物有“此有藏身宝十三件，夜光宝珠十三只”；在祭祀战神时更使用了一连串的十三：

要作集轮供颂诸战神（），金树玉柏清香木（），十三座焚烧烟灶要建筑（）；战神业绩为首诸旗帜（），十三面吉祥战旗要升起（）；因此沙门大敞诸法事（），十三种修幅诵经要建立（）。有福王中米钦伦珠为首者（），祥瑞舞蹈要绕十三场（）。有佳运的甲洛贡桑母姨为首者（），发愿歌咏要唱十三章（）。冰糖红糖等为首甜蜜食（），十三盘油炸果子要摆上（）。藏土一定呈祥瑞兆（），林图一定要昌盛[11]（）[12]。

《天界篇》在使用十三这个数字时有个明显的特点，即在有关神或神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在其的《和蒙古的宗教》一书第7章“的本教”中，在论述“赞普一旦当其王子到了能骑马的年龄（也就是13岁时），（自己）就放弃了（做王的）权力”[13]，接着说：13“这一数字表示了尽善尽美和纯洁”。在藏族人看来，十三就意味着神“尽善尽美和纯洁”。这种观念源于古时候的苯教。而苯教作为藏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可以说是藏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苯教神话里，天有十三层，苯教的祖师辛绕米苯钦13岁时被鬼神牵引游遍全藏区，13年后才返回人间传教。苯教有宰杀牲畜进行祭祀的习惯，而牲畜被宰杀后也要被卸成13块才献祭。作为藏族建筑代表的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也有13层；赞普松赞干布也在13岁时即吐蕃王位。藏族牧区的男孩在13岁时要举行成丁礼；民歌里也唱颂13岁“说大不大刚刚十三岁，说小不小刚刚十三岁，十三岁少年去了康定，当了商人罗布桑布的小伙计。”等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八思巴自己身为藏族，当然熟悉藏人的习俗，所以在划分十三万户的过程中，为了尊重藏族人民，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将13这个表示尽善尽美和纯洁的数字加以运用，也可能是希望将自己在建立行政体制这一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圆满完成忽必烈交给自己的任务。

总之，十三万户的划分，体现了元朝对乌斯藏地区原有的各地方势力集团予以承认并依赖的政策，元朝所采取的这种政策即努力扶持萨迦派势力但同时又对其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予以承认并对它们加以充分利用和极力依赖的治藏政策，不但维护了政局的稳定，而且也在乌斯藏的各教派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尤其是在萨迦派与其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之间维持了一种相对的利益平衡。从而使他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元朝所给予他们的权力和好处。所以，元朝在实施的各项行政统治措施，不光得到萨迦势力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它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合作与支持。因十三万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后来得到了元明两代统治者的青睐，这种行政体制一直延续到明代万历年间方被废除。可以说，十三万户的建立是蒙古有效统治乌斯藏地区的开始，而且，在乌斯藏宣慰使司设立之前，作为蒙古大汗诏命的朝廷命官为蒙古人管理乌斯藏地区的主要是十三万户。因此，十三万户的建立对于安定乌斯藏的社会秩序，确立蒙古对乌斯藏的统治具有非凡的意义，也为元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施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时，乌斯藏十三万户为元中央王朝能够牢固地控制乌斯藏地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蒙古统治者借助这些分裂割据势力，使其各自为政，管理自己属下的百姓，相互牵制对方的势力，从而达到其有效控制乌斯藏地区的目的。这些地方势力必须听命于元中央王朝，蒙古统治者不允许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万户具有特别强大的力量，以威胁他们对乌斯藏地区的统治。因此，乌斯藏各个万户各自经营势力，互相掣肘，各万户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而元中央政府则利用这种形势，使自己成为这些万户之间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平衡力量。总之，万户的建立确定了元朝在的行政建制，为进一步建立萨迦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八思巴时期划分十三万户是按照元中央王朝的制度，明确和调整各个万户的辖地和属民，使各万户进一步走向地域性的行政组织。实际上，十三万户就是元代在乌思藏地区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它从建立之日起直到元朝灭亡，都是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统治和管理乌思藏地区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是元代管理乌思藏地区的整个行政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作者单位：1.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2.人民出版社藏文编辑部）

注解：

① 藏族历史上，将划分为“前藏”和“后藏”，今拉萨、山南地区被称为“前藏”，今日喀则地区则称为“后藏”。

参考文献：

[1] 陈庆英.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P86

[2] 陈庆英.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P88

[3] 陈庆英.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P98

[4]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人民出版社，1986，P271

[5] 陈庆英著.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P99

[6] 以上万户府所在地均参考于杨仁山先生在《研究》1989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昔日万户府 今地在何方》一文。

[7]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人民出版社，1985，P139

[8]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人民出版社，1986，P187

[9]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人民出版社，1985，P139

[10] 陈庆英.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P105

[11] 刘立千译.格萨尔王传――天界篇.拉萨：人民出版社，1985，P31

[12]

[13] 图齐.海西希.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P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