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卫藏战争爆发的原因

[摘 要]1727年6月18日，阿尔布鼐、隆布鼐、扎尔鼐等在拉萨大昭寺利用噶伦会议之机杀害康济鼐，并派兵到后藏追杀颇罗鼐。颇罗鼐在后藏联合阿里总管噶西鼐等，率后藏及阿里精兵数千人，与阿尔布鼐等人宣战，史称卫藏战争。从18世纪社会全局来看，卫藏战争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突发性事件，而是长时间的各类矛盾积累后爆发的产物，也是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发展过程。本文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纵观卫藏战争前夕的种种矛盾，客观分析爆发卫藏战争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卫藏战争；原因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11月份，准噶尔军攻陷拉萨，拉藏汗在布达拉宫向北突围时被准格尔军杀害，结束了蒙古和硕特部统治的历史。准格尔部占领拉萨后，逐步显露出豺狼般残忍的本性，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地方许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反抗。康济鼐时任阿里地区总管，阿里北部处在准噶尔军往来于新疆和的交通要道，康济鼐利用地理优势，“经常出奇制胜地拦截准噶尔军抢掠来的财物，切断新疆和之间的交通，阻止准噶尔由此往来”（1）。1720（康熙五十九年）年，利用清军第二次入藏之机，颇罗鼐秘密联络以康济鼐为主的后藏地区的一些贵族，并暗中组织军队，与两路清军遥相呼应，伺机反抗准格尔军的统治。准格尔军兵败并逃往新疆后，“1721年，清廷废第巴，设四噶伦（2），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封爵选任官员”（3）。清廷任命驱逐准噶尔时有过立功表现的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为噶伦。1723年，清廷又任命颇罗鼐及扎尔鼐为噶伦，要求同心协力办理藏事。至此，“噶伦会议”代替了以前的蒙古汗王及“第巴”制。由“噶伦会议”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但这种“噶伦会议”在地方政府中维持了短短几年。1727年，因噶伦内讧后导致的大规模战争将“噶伦会议”时代告终，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之为卫藏战争。

纵观噶伦内部矛盾及噶伦内讧、卫藏战争等整个过程，这一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的各类矛盾的积累，也是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发展过程。

一、地方政府中权力结构的变化

当时地方政府中前藏地区的政治势力占主导地位，但后来这一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1642年，固始汗应格鲁派的邀请，带兵来到结束了藏巴汗政权。此后，在蒙古和硕特部统治几十年（75年）来，地方的高层官员多数由前藏地区的人来担任，而后藏在地方政府中的势力因受到藏巴汗政权的这个历史原因的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这种长时间的限制已形成一种约定俗成，这种限制延续到卫藏战争前夕。根据《颇罗鼐传》记载：“任命颇罗鼐为噶伦时，噶伦等其他人说按照噶丹颇章政权的旧例，没有后藏人任命为重要官员的先例”（4）。仅此可以看出，当时在地方政府的权利机构中主要官员都由前藏地区垄断，相对而言后藏地方的政治势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1721年，康济鼐被清廷封为贝子，成为噶伦之首，但其他两位前藏噶伦是噶丹颇章政权的中心地带的大贵族，有雄厚的政治势力，因此对康济鼐的权力得到了很大限制。1723年，颇罗鼐和扎尔鼐成为噶伦后，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权力才逐渐转移到康济鼐与颇罗鼐为代表的后藏派手中。自此，在维持了近百年的前藏势力主导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初步变化，逐步成为后藏势力主导地方政府的政治格局，但是在这个关键的转变期又没有其他更强大的势力维持其稳定。所以，地方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卫藏战争提供了基础。

二、诸噶伦因才能和修养的差异而发展的个人矛盾。

如果对《颇罗鼐传》的各种记载加以分析和梳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五个噶伦中隆布鼐阴险狡诈，唯利是图，其余四噶伦都骄傲蛮横，很难团结在一起。《清实录》也有这样的记载：“康济鼐为人甚好，但恃宜勋绩，轻视众噶伦，为众噶伦所恨，阿尔布巴赋性阴险，行事异于康济鼐。…隆布鼐行至妄乱，扎尔鼐庸懦无能”（5）。加上岳钟琪、鄂齐、颇罗鼐等人的奏搞和达赖喇嘛对康济鼐被杀原因的解释等众多资料都可以看出诸噶伦相互猜忌、相互弹劾的意图。所以，康济鼐和颇罗鼐只看到自己的才能和功绩，未能从整个地方政府的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来统筹考虑当前的种种矛盾和困难；阿尔布巴和隆布鼐为旧时贵族的代表，多年盘踞在噶丹颇章政权的中心地带，有前藏地区的贵族等权势人物的支持和背景，对康济鼐的首席噶伦职位耿耿于怀；扎尔鼐庸庸无碌，当选噶伦之后一直被阿尔布鼐利用，从他被当选为噶伦时的掣签办法和阿尔布鼐的推荐来看，还是之后的从政道路中的功绩来看，只是作为格鲁派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又符合阿尔布鼐的利益，当时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诸噶伦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才能，同时也互不相信、互不服气，很难团结在一起。康济鼐等人积极配合清朝中央政府军队击退准噶尔后，邀请后藏康济鼐、颇罗鼐等人来拉萨，康济鼐派随从额克霞康现行到拉萨通报噶伦阿尔布鼐等人，请准备住房，但未给安排地位相当的住宅，当时康济鼐“大怒言到：昔日，准噶尔军统治着藏民，人们像堕入地狱，受苦受难，连个大气不敢出。那时，抵抗恶魔的只有我们，而现在连个住房都不给”（6）。既是代表后藏的康济鼐和颇罗鼐两位噶伦之间也最后出现了缝隙，据《简明通史》记载：“1727年，因为噶伦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当时地方的势力来进行比对的话，卫区的三为噶伦有所优势，因此，颇罗鼐多次向康济鼐密报需要有所准备，但其因胆大骄傲而不屑，最后不耐烦地对颇罗鼐进行辱骂，之后两人的想法也就不同了”（7）。所以，诸噶伦骄傲蛮横，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对卫藏战争提供了条件。

三、诸噶伦各自为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五位噶伦中，康济鼐和颇罗鼐都是来自后藏的贵族，代表着后藏地方的利益；阿尔布鼐、隆布鼐为前藏地区的大贵族，自然也代表着前藏地区的利益；扎尔鼐为达赖喇嘛的强佐，加上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父亲索诺木达尔扎两人的影响，代表着格鲁派。因此，那时的上层统治者形成，即卫、藏和格鲁派。因为五位噶伦各自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同，都为各自的利益群体尽心尽力，自然也就有意无意地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各种矛盾随之而来。比如《简明通史》记载：“康济鼐和颇罗鼐分别到南北两面巡逻时，阿尔布鼐、隆布鼐、扎尔鼐三人对后藏人民加大税收，后藏的大小人物都泣喊康济鼐”（8）。可见康济鼐在后藏利益中的代表作用。康济鼐和颇罗鼐回到拉萨后，“细查拉萨情况，发配近两百余名不受规矩者。在拉萨有很多穷人在重税之下苦难不堪，但富人们在历代藏王期间想尽办法拿到特令不缴一分税收，仅拉萨一城执行许多不同制度，康济鼐见不公平之后规定近四百余人昂首挺胸的权势人物同百姓一样缴纳税务”（9）。这就大大损坏了以阿尔布鼐、隆布鼐为代表的前藏地区的既得利益。噶伦之间的个人权利和利益冲突加上噶伦各自为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个人与群体的复杂矛盾相互参合混杂后发展成更为复杂的矛盾。这是卫藏战争的根本原因。

四、噶伦内讧

据《颇罗鼐传》记载：康济鼐等人恳求将驻藏官兵留下，从阿里派阿旺元丹及达尔甘台吉等人向公策旺诺尔布等人呈书信，其中称：“藏民又互相倾轧，思想不统一，在此情况下撤驻军，对藏不利”（10）。并请求公策旺诺尔布等人，说贝子康济鼐上奏皇帝的奏折批复到达后再离开。其中不难看出康济鼐的困惑和忧虑。因当时基本以“噶伦会议”处理的重要事情，康济鼐虽身为噶伦之首，但对其他噶伦也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其他噶伦又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和势力，康济鼐在很多方面的权力得到了限制，这在当时那个时代中撰写的《颇罗鼐传》中有很多例子，在此不予赘述。康济鼐想用官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后来官兵被撤，前、后藏噶伦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更加尖锐。

1725年，康济鼐要求辞职来试图以退为进。后又想联合达赖喇嘛向清朝政府请求恢复“第巴制”，自五世达赖以来，“第巴”是噶伦的绝对上司，有人将“第巴”称之为“藏王”，比起正副噶伦间的权力区别，“第巴”具有绝对的统治权，所以康济鼐试图以恢复“第巴制”，完全掌握的政权。这样既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又能够更好地维护地方的政治稳定。但当时清朝中央政府针对的主要是准噶尔部是否会再次侵藏或扩展势力，地方的内部问题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康济鼐的意图也未能实现。1726年正月二十五日，清雍正皇帝给达赖喇嘛的谕旨中称：“因噶伦内不可无为首之人，以康济鼐为首，辅佐阿尔布巴与其他噶伦同心协力办事等因。……使康济鼐般可信赖之人办理藏务与由朕处派遣之官员并无异”（11），从中可以看出清朝中央政府只是有意旧事重提，使康济鼐的“首席”噶伦职位和其他噶伦之间的区别加以强调，以此来支持康济鼐在的权威，解决内部矛盾。但这同以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未能取得显著效果。后来，噶伦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发展为半公开化。但由于清朝政府鞭长莫及，一时只能用圣旨和谕来进行恩威并使，加上达赖喇嘛年幼，在没有一个人有足够震慑各方的权威和影响力，众多矛盾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最终发展成了你死我活的公开斗争。

1927年，清朝政府准备派员亲自到拉萨解决相关事项，但派遣大臣事宜被阿尔布鼐等人得知后，彻底打破了原来微弱的平静局面。阿尔布鼐等害怕清朝政府大力支持康济鼐，而康济鼐与他们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斗争。如若康济鼐一人独大，自己在卫藏政治舞台上将无立足之地，甚至会有性命之忧。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来个先斩后奏，待钦差到藏之前解决康济鼐为主的后藏势力。于是，1727年6月18日，阿尔布鼐、隆布鼐、扎尔鼐等利用噶伦会议之机，在大昭寺内杀害了康济鼐，并派前藏军仲科尔吉巴塘巴和嘉康巴等头目率三百名前藏军，到后藏颇罗庄园追杀颇罗鼐。颇罗鼐联合阿里总管噶西鼐等人率后藏军民与前藏军进行直接交锋，卫藏战争全面爆发。清朝政府派遣大臣事宜的泄密成为噶伦内讧的直接原因，而因为噶伦内讧才导致了卫藏战争。所以，清朝政府的撤军、不够重视、派遣大臣事宜泄密等失策是爆发卫藏战争的重要原因。

五、颇罗鼐的军事才能

18世纪初，在战火连连，斗争不断。包括第巴桑吉嘉措和拉藏汗的斗争、拉藏汗和准噶尔军的斗争、驱逐准噶尔军的斗争、噶伦内讧后导致的卫藏战争等。短短二十几年，地方政权更替四次。这样一个乱世必然成就英雄，后来成为郡王的颇罗鼐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一个英雄。在此，颇罗鼐的军事才能作为爆发卫藏战争的一个原因提出来，可能会有很多人不会接受。但作为历史，只能是裸的事实，不能因正面或反面的人物而加以区别，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历史事实被情感或政治所左右。

1727年6月18日，康济鼐及其亲信被杀害，前藏军直捣颇罗庄园，颇罗鼐在后藏即可准备相关事宜，“再次与后藏起兵，联合康济鼐之兄噶西鼐等，率后藏及阿里精兵数千人，向阿尔布巴等人宣战”（12）。据《颇罗鼐传》记载，当时颇罗鼐准备了避难、暂时放弃、战争等三个方案，但最后选择了战争。这当然与他的军事才能和做事风格有极大的关系，颇罗鼐的祖父达吉和父亲白玛吉布在协助蒙古汗王统一卫藏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对颇罗鼐的武功及军事才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723年，钦差鄂赖奉旨到藏委任颇罗鼐及扎尔鼐两位噶伦时，达赖喇嘛父亲索诺木达尔扎说“对于军事，在雪域没有几个人能与颇罗鼐配敌”（13）。对于这一说法当时在场的诸噶伦等无疑义。显然，颇罗鼐主要是靠自己的军事才能走上噶伦之路的。如果当时康济

鼐被杀后，另一位被追杀的后藏噶伦不是颇罗鼐，而是其他什么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军事才能。就很可能选择其他一种方案。或者说当时选择了其他一种方案，可能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卫藏战争。所以，颇罗鼐的军事才能和行事作风成为了噶伦内讧后直接导致卫藏战争的关键条件。

六、结语

从现在的资料来分析卫藏战争，其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众多原因残杂在一起的，是各种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首先，地方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代表新贵族的康济鼐和颇罗鼐的强力冲击下，旧时众多贵族的利益收到了严重影响。包括被发配的近两百人和强收差税的近四百人，这也间接地影响了其他众多贵族的利益，其中包括其他三位噶伦。从而导致了旧时贵族和新贵族间的矛盾。

其次，因为诸噶伦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在共同办理藏事的过程中，政见不一，意见不合，我行我素，加上不恰当的为人处世之道，各个骄傲蛮横，无法团结。这也就滋生了噶伦个人之间的矛盾。

再次，噶伦个人间的矛盾被他们各为代表的利益群体所扩大，从而个人矛盾及利益群体间的矛盾相混杂。同上所述，仅从后藏和前藏的征收差税的问题来看，这点很明显。在前后藏两地区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的作用下，前后藏的噶伦间产生分歧，噶伦间的分歧有反作用于各自为代表的利益群体，在这样反复的作用于反作用的过程中，各种矛盾日益扩大化。

再其次，诸噶伦间和各方利益群体间的众多矛盾日益尖锐和复杂化的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当时的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局面的大势力或有绝对权威的大人物，导致矛盾日益加深。

最后，噶伦间的矛盾成为公开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导致噶伦内讧。又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噶伦斗争发展成为两个地区之间的公开战争。因此，卫藏战争可以说是各种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1]曾国庆、黄维忠编著：《清代藏族历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2]多卡瓦・策仁旺杰著：《颇罗鼐传》（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

[3]自治区档案馆编：《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年。

[4]李凤珍著：《清代郡王制初探-读清史札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5]恰白・次旦平措、诺昌・吴坚编著：《简明通史》（藏文版）（下），藏文古籍出版社。

注释：

（1）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转引自李凤珍著：《清代郡王制初探》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31页。

（2）应为三噶伦。1721年只有三个噶伦；1723年，增加两位噶伦后成为五噶伦。

（3）李凤珍：《清代郡王制初探-读清史札记》，中国藏学出版2012年，82页。

（4）多卡瓦・策仁旺杰著：《颇罗鼐传》（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454页。

（5）《清实录・世宗实录》卷52，页29。转引自李凤珍：《清代郡王制初探》，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124页。

（6）李凤珍：《清代郡王制初探-读清史札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116页。

（7）恰白・次旦平措诺昌・吴坚：《简明通史》（下），藏文古籍出版社，46页。

（8）恰白・次旦平措诺昌・吴坚：《简明通史》（下），藏文古籍出版社，1989年，42-43页。

（9）多卡瓦・策仁旺杰著：《颇罗鼐传》（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442页。

（10）多卡瓦・策仁旺杰著：《颇罗鼐传》（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453页。

（11）自治区档案馆编：《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年，36件。

（12）曾国庆：《清代藏族历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21页。

（13）多卡瓦・策仁旺杰著：《颇罗鼐传》（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1981年，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