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书评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33-2738（2012）07-0124-01

摘要：江南地区历经长期的积累与沉淀，从宋代以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作为我国最为发达的经济中心之一，江南地区多为专家学者所关注。刘石吉先生此书是根据其论文《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等汇编而成。本书总的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后市镇的继续发展，最后对明清时代江南的市镇数量做了分析。

关键词：明清；江南经济；市镇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与标志。广义的说，农村市镇也是城市的一部分。而且现在的江南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有像沪宁杭、苏锡常等许多大中城市，小城镇的经济也极为发达。因此，关于中国历史上市镇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镇的研究，目前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史学家注意。刘先生在此基础上开始着力于对小城镇的研究。他广泛搜集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各种方志、笔记、文集、碑刻等类资料，通过查阅台湾图书馆的地方志，尤其二十余种市镇志，例举江南著名的市镇在明清时代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形成和兴衰消长，来一步步论证江南市镇的发展。虽然由于一些资料条件的限制，作者也未能进入到江南地区去实地调查访问，难免造成了一些史实上的失误，但就其所在的条件下搜集到如此丰厚的史料，并做了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刘先生之深厚功力可见一斑。

第一部分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

刘先生在引言部分引出了“江南”的概念，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近世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无疑居于最显著的地位，无论就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甚至人文政治的发展，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清末的江南地区人口压力和赋税负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重，再加上商业利润的刺激与经济诱因，使得江南农民在作物品种选取及农业经营方式上发生了转变，从而导致了商业性农业为主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棉作的普及与专业棉织市镇。江南木棉的种植，从宋元以来即已盛行，尤其是在松江府及太仓沿海各地。明代已有“棉布衣被天下”的记载。直到清末民初，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业的发达，一直是构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最重要的因素，尤其列出了太仓最繁华的鹤王棉市。

其次，蚕桑的发展及专业蚕桑丝织市镇。明清时代的江南，蚕桑业成为太湖流域及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专业性商品作物。现存的浙西三府明清两代的地方志，绝大多数列有蚕桑专卷，而其他论述蚕桑的书籍也极为详备，这在全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清政府还在江南的江宁、苏州、杭州分别设立织造局，从事官方的丝织业经营，其规模已类近手工工场。刘先生由太湖沿边及浙西各蚕丝专业市镇从明末以来发展而成巨镇的例子，推知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实际源于商业机能的扩张，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最大的动力。而这种专业性商业市镇的兴起，其重要性均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

最后，刘先生通过苏州米粮贸易中心的衰落来说明苏州商业机能的消长与转变。18C的中国米粮贸易主要以苏州为中心，到了20C初年，历史上这样繁盛的米粮市镇，却几乎变成了一个寒村。20C初年以后无锡的繁荣，却正是以往苏州最好的写照。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机能”的渐次强化。

刘先生认为江南地区农民从事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是“利润的动机”，否定了它作为谋生手段的存在性，甚至认为传统的家庭手工副业已转变为工场手工业，有失偏颇。但是这一讲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刘先生不是孤立地研究江南市镇，而是将江南市镇的发展与整个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进行研究，并将江南市镇结构与整个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体系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进行研究，以而开拓了市镇研究的新方向。

第二部分讲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经济及区域发展之影响具有重大意义。舍其破坏性外，它的出现可说部分解决了江南地区自18C以来沉重的人口压力问题，它不仅使江南减少了近两千万的人口，而且由此因此所导致的人口流动的现象，间接缓和了人口的压力。

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商品贸易的严重破坏，殆为不争之事实。但就19C中叶以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言，如果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意义的话，其意义不只限于这十五年的扰乱期间，太平天国仍能在其占领区的部分市镇中维持相当的商业秩序而已。其积极意义更在于战后江南地区蚕桑事业的推广与丝织贸易市场的扩大。太平天国运动前，江南蚕桑业仅限于太湖周边及附近之湖州、嘉兴、杭州府，战后则渐推广至江宁、镇江、常州及苏州各属。就江南的方志观察，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新生的市镇中，有许多均是“乱后城市”，“乱后更盛”的。显然战争期间的人口移动及战后商品贸易的发达，配合通商口岸近代海港交通与铁路的影响，盛殖了它的经济潜力，是这些市镇形成的充分条件及主要机能特征，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消极影响也很显著。根据方志所统计清代江南千户以上之市镇的分布情形考察，可以发现将近五十个千户以上的江南大镇中，没有一个在江宁府与镇江府（府城、县城不计），而常州府只有一个（华墅镇）。但是刘先生的建功之处就在于他一反片面强调太平天国破坏性影响的陈旧传统看法，并据此进一步肯定了太平天国对江南商品经济的积极影响。

第三部分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

宋代，由于城市中坊市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懋迁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成商业性的聚落，作为固定地名，具有固定居处的“市”于焉形成。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技能为主的城镇，也渐次蜕变转化为商业及贸易的重要据点。直到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

这一讲作者采用计量研究的方法，综合江南地方志书中有关市镇数目及人口数字的极为简略零碎的记载，对明清两代江南六十余个州县的市镇数目分朝代进行了统计，同时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千户以上市镇的人口数字也分区域进行了统计，作者并采用了人文地理学测算地区城市化标准的统计方法，对清代江南部分县的城（镇）乡人口比例进行了估算。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还突破一向以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州城、府城、省城及京城为标准估算中国城市人口，并据之衡量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程度的办法，独创性地将市镇人口纳入城市人口统计范围。现代的人文地理学者虽然不再主张完全以人口的多寡来衡量城市的标准，但在近世中国历史上，市镇的形成既与商业的技能息息相关，今日我们所具备的知识与史料又不允许我们去估计每个市镇的贸易数值，是以如何从有限的资料中旁敲侧击，以估计市镇人口的大略，再配合文字的描述，则似乎是唯一可用以衡量市镇兴衰消长的办法。

明清时代我国江南地区的市镇经济有过长期持续发展的历史，即便是发生了像明清改朝换代和太平天国运动这样巨大的社会变动，这种历史性发展也没有停止。探讨这种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历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纵观刘石吉先生关于江南市镇的研究，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即以江南市镇的发展为线索，探讨与说明中国社会的“传统内变迁”，力图从中国社会内部来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因，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刘先生的观点过分夸大了传统经济转变的作用。通过此书，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方志对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根据县志可以看到区域经济的转变。当然，在利用过程中也要注意实地考察其变化及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