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企业信仰

不赞成企业做成信仰组织，也反对组织信仰化。信仰一定是个人化、终极的，具有超越性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赵晓一直非常活跃，尤其是近几年来一直为“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鼓与呼。

“企业信仰这个提法已经不新了。”赵晓开门见山地说。

这也难怪，早在2002年，赵晓考察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时，有很多大大的问号困扰着他，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究竟有哪些缺陷和不足？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设施”在哪里？这次访美的结果，赵晓写出了他的代表作《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尽管赵晓非常看重市场伦理并因此开始对信仰问题的研究，但出乎记者意料的是，赵晓却不太赞成企业信仰这个提法，而我们的对话也由此展开。

《新智囊》：提到信仰，就不能不提起宗教，你几年前发表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国内关于市场伦理方面的开创性之作，那么，你如何看待宗教与经济发展、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

赵晓：关于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韦伯的研究是最早的，也是最有名的。但我想提一位不太被人知道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巴罗。巴罗一直相信，宗教的差异一定能从经济增长差异中反映出来。为此，他多年进行研究，用了几十个国家的数据，确凿无疑地论证了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强相关性。巴罗发现，宗教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共同体，宗教倡导的诚实能让俱乐部信息流通无障碍，热爱工作则加强俱乐部的财政实力，而节俭同成本控制有关，对陌生人开放则有助于俱乐部的扩张。这些因素都使得宗教与经济增长成正比。

尽管经济发展与宗教成正比，但与信教者在教堂的时间成反比，这是个有趣的结论。在巴罗看来，宗教的组织化和组织的规模化将损害经济发展、占有经济资源，而且把人们在市场上的工作时间抢夺过来，变成了在教堂里的“宗教虔诚”时间，这对经济增长反而有害。我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最早地在强调“经商就是侍奉”、“工厂就是教堂”的基督新教人群中出现而不是在强调“修道”的天主教以及注重修行甚至远离尘世的印度教、佛教人群中出现。

我个人的研究发现，宗教会影响人们的理念与偏好，而人们的理念与偏好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决定经济发展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我研究宗教与发展的关系，用了一个菱形模式，综合考虑发展动力模式、交易行为规范模式、财富支配模式以及社会和谐模式。

至于宗教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考虑动力机制、行为规范、员工合作以及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

《新智囊》：在我们的前期采访中，对于企业信仰这个话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确实需要精神方面的诉求，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就是营利组织，信仰纯属奢谈，你怎么看待这个分歧？

赵晓：我同意前一种看法。同时，我也理解为什么后一种看法会出现，并且在中国目前还很有市场。在企业中，老板的目标是赚钱，在此之上会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对社会的益处等；员工的目标是养家糊口，在此之上也会追求学习机会、良好的关系、工作本身的愉悦。认为企业有精神诉求并并不否定物质的合理性，但将物质追求作为单一的目标，在动力机制上是有问题的。原因在于，单纯物质的动力比较容易衰减。比如，企业员工一开始创业时很有激情，另外新的员工刚工作时也会表现出充足的干劲，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大家一开始还比较穷。但久而久之，财富越增长，事业越成长，就越容易懈怠、暮气沉沉，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即从以物质酬劳为目的的工作中获得的快乐越来越少。可以这么说，如果把工作的目标仅仅定为赚钱的话，总有一天会失去动力。

《新智囊》：那么你怎样看待企业信仰，或者说如何定义它？

赵晓：把某种信仰或非信仰性的东西强加于企业，大概就是企业信仰的做法。但我不赞成把企业做成信仰组织，也反对组织信仰化。信仰一定是个人化、终极的，具有超越性。

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警惕，一些企业将一些非信仰的东西信仰化，实际上搞的是准终极、准信仰，这恰恰是对信仰的反动，最终必然走向虚无。离开个人过度地讲组织信仰，就是把信仰工具化了。虽然也一定会有效果，但毕竟形似而神不似，大多可能会以悲剧结尾。

《新智囊》：既然你认为信仰一定是个人化的，而且坚决反对企业信仰这个提法，那么，企业与信仰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赵晓：我们不妨将信仰看做是个人的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会影响到企业所有的制度、管理的效率。但操作系统一定是内在的，是个人自愿安装的。在此之外的企业管理等等都是应用系统，应用系统一定要同操作系统兼容，否则就会死机，所谓中西文化的碰撞就在于将西方的“应用软件”引用过来，却忽略了其“操作系统”。其实企业与信仰之间是有路径可循的，企业家、管理层、企业员工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信仰，有信仰的人多了，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者，可以建立起基于共同信仰的企业文化。

《新智囊》：中国企业之所以需要信仰，是不是一方面同我们的文化基因有关，另一方面同我们商业伦理的缺乏相关？

赵晓：我们看到，直至如今中国的商业文化仍然过于急功近利。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只讲现实的成功，不讲人格的成功，其道德标准类似于历史观的“胜者王侯败者贼”。中国的企业家普遍缺乏信仰和成熟的价值观，也就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而是试图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新智囊》：谈到企业信仰，往大了说其实是同中华民族的精神复兴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现代社会，企业成了最重要的文化传承和教化载体，是不是这样？

赵晓：我相信是这样。因为在中国文化的变革中，企业将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这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在企业中工作。此外，全球化高度竞争的企业决定了企业对文化的选择必然是追求先进性和实用性，而不是固守某些教条。在国际上，伦理管理已成为新的潮流，美国的大公司纷纷设立伦理主管，中国的企业迟早亦将走上以伦理促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