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垄断国企之死

一旦垄断条件被打破，国企在和私营公司的平等竞争中就会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洋务运动可以说是较早地验证了这个规律的例子。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从1861年开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出，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以往不被天朝放在眼里的小国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历史记录说，洋务运动就此终结。

确实，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李鸿章等洋务派政治家的打击非常沉重，但洋务运动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现代化运动，期间，在全国多个省份，地方官员们创办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在甲午战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达到企业创办者当初的设想，但战争本身毕竟没有摧毁这些企业，那么，说洋务运动因为甲午战争而结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战争中和战争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洋务运动结束以后，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还是要先回顾一下洋务运动的由来。

官办企业之弊

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表明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落后，但清政府的官员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中。18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清政府大员，痛感西方国家的武力强大，力主引进兴办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以图富国强兵。他们的目标一开始仅仅是想要自己制造洋枪洋炮，但很快就发展成为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甚至提出了采用新的政治制度。

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认可。由于洋务派政治家往往担任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他们有机会在自己管辖的省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于是，他们投入巨资，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创办了一批现代化的企业。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开展颇有成效，在政治上也开创出清朝“中兴”的良好局面。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洋务运动改变了清朝建国以来一贯的社会经济政策。清朝沿袭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主张国家不应该直接介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在这种执政原则下，中国经济整体的私有化程度很高。这种状态被洋务运动所改变。洋务派的政治家们以“无例可循”为由，改变了社会传统，转而强调朝廷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留给企业家，而是交由官员掌握。

在这种发展思路指引下，洋务运动的企业都是官员们一手创办和直接管理的，都是国有企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的起点很高，可以筹集大量的启动资金，有能力引起先进的技术设备。但同时，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发展就和官员的个人意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企业的建立、经营或者放弃全凭主管官员的个人意愿和喜好而定。

清朝官场的吏治早已腐败不堪。而官员直接管理企业的结果只能是把企业变成了另一个官场。福建马尾船厂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在造船方面一无所知，却拒绝听从专家的意见。船厂聘用的法国专家指出：“兵船狭深而面平，免招炮招风；商船腹宽而楼其上，货客可多装”，在建造的时候要有分别。沈葆桢大人却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宜改为半兵半商之制，使两适其用”。结果造出来的船实际是“两不适用”。“累年造船至二十九艘……无一船可充海战之用”。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这些隶属于福建水师的船根本派不上用场，很快就被击沉。

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类似这种官僚草率决策，甚至胡乱决策的事情层出不穷。“学费”一直在交，但却总不见“学生”学成毕业。可以说，在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官员从外行经过学习转变为内行的例子。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也一直坚持官办企业的原则，拒绝把企业交到市场中的企业家手中。结果就是，这些企业的经营可说始终未上正轨，没有形成真正强大和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在这种种弊端之下，洋务企业虽然看上去规模庞大，但实际企业质量非常低下，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满足军工或者民用的需要。但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恶果并不明显。当时的中国市场基本还对外界封闭，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要受到种种限制。这是一个垄断专营的时代。在洋务派强势领袖李鸿章的大力保护和享有垄断经营权的条件下，洋务企业得以维持其表面的正常状态。

在开放中终结

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洋务企业的军工产品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现实。这使得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洋务企业的信心大减。但这并不是洋务运动终结的真正原因。真正终结洋务运动的是随后的市场开放。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对外条约之一，诸多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条，虽然目的是为了扩张日本的利益，但却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市场实现了对外开放。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此前清政府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都有最惠国条款。对日本人开放市场也就等于对所有外国人开放了市场。因此，这个条约实际上为西方和日本资本打开了通往中国之路。市场的开放宣告了垄断专营和保护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也就为那些官办、半官办的低效、腐败、管理落后的洋务企业打响了下课铃。

1895年开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每年增长的速度达到10％，而且，以往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也被改变。各国的资本都纷纷涌入中国市场。1895年，上海仅有4家外资纱厂，到了1910年，已增加到了13家。垄断时期属于非法创办的大企业，如上海自来水公司、公共租界的电力公司现在都有了合法的身份，也开始大力扩充资本和增加产量。

外资大举进入的局面刺激了国内资本的发展。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也由此得到了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他们先是推动洋务企业的私有化转型，用各种办法从官员手中接管了这些企业，把这些国有企业转为私营。随后，1901年，清政府推动的新政改革进一步帮助本土企业家加快发展。1895年到1911年，仅上海一地，就有66家华资企业先后创办。20世纪初，上海的27家缫丝厂中，有24家为华资。

当中外企业家进入市场以后，洋务派的国有企业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时候，洋务运动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无可挽回地宣告终结。

潜伏

所有的国企，都只有在这种或那种垄断条件下才能生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为有垄断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企还会发展很快、规模很大。但无论多快的发展速度、多大的规模，其背后的垄断条件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垄断条件被打破，一旦国企和私营公司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国企就会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洋务运动可以说是较早地验证了这个规律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在官方主导现代化进程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又一次恢复到了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私营力量从此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而且，这次恢复不仅仅是简单地回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政府不与民争利，还增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对外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其稳定性要坚实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稳定性，在下一次政府力量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前，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几十年相对自由的发展时间。

遗憾的是，洋务运动虽然终结了，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却始终潜伏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一旦执政者感到他们有能力主导经济现代化向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模式就会突然再现。1895年以后的清政府，显然失去了这种能力，于是，他们不再奢望“中兴”的局面。他们的知难而退给民间私营力量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在中国，怎样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为以企业家、私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确立可靠的保障，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