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勇于触碰改革难题

在任何场合，改革都被看做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即使本刊记者对周其仁的采访是在其结束“蓝色青岛大讲堂”主旨演讲后，从青岛前往烟台的车上，并以闲聊的方式进行的，但谈起改革，一身便装、谈笑风生的周其仁言语中，也还是透露着严肃的意味。似乎触及到改革。总不那么轻松。

周其仁早年上山下乡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开场白。“1968年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到1978年通过高考考到北京，十年下乡，在文化教育上受了损失，但对社会实际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下乡的经历给周其仁定了一个基准。这个心里的尺度和标杆，成为他后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基准点。“有了体验以后，研究问题就不可能太离谱了，因为总有一个标准和尺度在衡量它，这对于形成自己的看法也是有好处的。”

他认为推进改革，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通过实践进行检验，主张研究舆论不如研究行为，这也许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

城市化离不开有弹性的体制

一般意义上，改革的推进会加速一个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并为城市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从1958年到1978年，当全世界的城市化率都在提高之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却在下降。通常，在和平时期，经济越发展，城市化率会不断提高。但中国却是“逆转”的，这与我国的体制有关。

以法国巴黎为例，19世纪的巴黎，进行过一场大刀阔斧的现代城市的改造，将世界空间化，城市规划街道化。也由于军事等因素上的考虑，巴黎形成了放射状的道路构造。但随着现代商流和人流的密集，技术的进步，建筑材料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要求在变化，城市需要通过更新改造，与时俱进。

成功改造后的巴黎保留了很多年，不舍得变动，也让这座城市在某些层面开始慢慢地不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于是在巴黎西郊，有别于传统的巴黎大都不高于六层楼的建筑风格，一个拥有大量高层的拉德芳斯新区建立起来。它的建立不是一日之功，从规划、建设到不断更新改造，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大道的标志性地段，在城市的改造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其地段贵，建筑低矮，容积率低的特点，反而加速推进了拉德芳斯新区的发展，很多大公司的总部也搬迁到了该新区。老城区支撑了新区的发展，新区也给老城区带来了浓烈的现代气息，成为了现代巴黎新的象征。

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例证，也是改革的一个具象体现。因为城市化能否有效推进，与改革体制的弊端不无关联。

反观我国，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的地价泾渭分明。因为要发展工业，所以工业用地的地价相对较低。也因为有人为的差价，所以存在管制，工业用地也就不允许大搞住宅和商业，避免混搭混建。而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技术进步的加快，大量的高端技术人才进入工厂区，但由此带来的配套服务问题又明显滞后。

万达的综合体概念，突破了传统的模式，不再是泾渭分明的、隔得很远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在市场的检验之后，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始效仿，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

深圳的天安数码城，则将传统的单一功能的工业区改造成了与IT发展相关的综合体。IT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除了蓝领工人，还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业人才，以及搞软件和创意的人才。此外，容纳了十几万人的天安数码城，也为工作在这里的人提供了娱乐、休闲的场所和健全的配套设施，将其变成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综合体。

改造的过程就存在改革的问题，因为体制如果没有弹性，主管部门就不允许在工业用地里搞其他的东西，否则就得补地价，但主办方和投资方会因为成本太大，形成摩擦。所以就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都要有弹性，要审时度势，根据现实情况做相应的调整，然后根据规则，形成一套新的法规。

这一成功的模式很快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东莞、广州、哈尔滨、北京等十几个城市开始引进和开发。所以，我国的改革也不是不变，而是跟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变得还不够快。

日本的皇宫周围，最初也不允许盖高层建筑，但随着地价不断上涨，敏感的企业家开始不断提出合理的改造计划，寻找变通的方法，然后再去修改城市建设的规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哪里都不会一开始就特别顺，日本也经历了观念的改变、法律的调整、规则的改变和管制的改变。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天就变过来的，需要各方的参与。

事实上，我国的容积率概念早就过时了。主观上将容积率卡得很低，然后让开发商跑部门，送好处，才给开口子，既增加了腐败，也违背了市场规律，这个政策需要好好反省。同样一块地，建得高一点，等于增加了土地。

当下调控总不见成效，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与全国的货币量问题相关，也与土地供应量不足有关。从全国范围来看，工业用地占据了太大的面积，而商住用地不够，导致房价太高。

大量土地用来搞工业项目，也与我国的财税体制有关。我国以间接税为主，需要上大量的工业项目才能产生税收，所以大量的土地搞了工业。如果这个制度变量不做适度的改变，城市化建设领域的相关问题仍然难以有效解决。

改革不只是一个“破”字，其错与对，既要通过其他国家的情况来参照，也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应变。通过借鉴和学习，跳出固定的框架，变得开放。但开放首先是头脑的开放，不能自己给自己设限。

改革要通过实践检验

爱因斯坦说，搞科学研究，不能老在一个木板很薄的地方打很多洞，但就是不敢去碰木板比较厚的地方。对真正阻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越难越要碰。

垄断就是一大障碍。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资源配置，因为价格变动后，收益就改变了。价格上涨，供应不足时，利润就会相应变高，这是市场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利润也是一个信号，利润产生以后的市场准入非常重要。

房地产行业价格高，说明需求量大，供给量少，所以利润的信号被释放出来之后，就应该开大市场准入的门，允许其他人进来追逐利润。利润追平了，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价格才会下降。但目前准入的门槛显然太高了，包括通讯等行业。

如果说我有十个亿，你只有一块钱，所以你进不来，这是市场发展形成的一个必然。但我们的垄断却不是市场性的垄断，而是法定的，很多事情是不允许你干。包括通讯行业，为什么只有国有的可以干？为什么不让民营企业进去？中移动赚了这么多钱，实际上是给社会发了信号，那就是增加移动的服务信号是有钱可赚的，那就应该多发牌，让更多的公司进入其中。相反，家电的价格越来越低，就与行业准入的门槛不高有关，但在许多关键领域却没有发挥这个机制。

市场机制有两面，一是要让人们以利润为动力，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二是要以利润为信号，盈利高的行业要扩大社会准入。

改革的另一大难题，是与城市化相关的土地制度改革。单纯把地征来然后去拍卖，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会非常麻烦。因为它是“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没有用市场的办法得到地，但却在用市场的办法来卖地。不仅不公平，而且影响效率。许多城市就是通过多征地、多卖地的土地财政，形成了摊大饼的现状。

道路一旦走上去，就很难下来了。当下的惯性思维与行为模式通常是，抵押土地等资产，然后从银行借钱，背负债务，再靠卖地偿还债务，因此改革现在的制度就要改许多环节，会起连锁反应，所以“半拉子”市场经济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大量的分配不公，官民矛盾冲突，等都与此相关。

改革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要通过实践进行检验。比如，移动通讯能不能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某方面的影响，要进行分析。过去，武器生产都是军队自己搞的，现在也可以通过订单制度了，民营经济只要服从保密的协议，同样可以参与军工生产。所以，这是经验问题，也是一个思想开放的问题。

为何我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顽强

计划经济体制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不过20年的时间，相对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来说，它的时间短，但改革起来反而特别难。特别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哪个体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壮大的国民经济相伴随的是，既得利益集团也变得越来越强大。一件事情的背后，往往有着几亿、十几亿元的切实利益，有着强大的利益集团，所以改革就变难了。

我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特别顽强，是因为它的外面包裹了很多皮，而且轻易不能去碰。所以，一点小小的改进在某些领域都变得特别艰难，似乎特别容易触碰到制度的底线，使得既得利益集团变得愈发僵硬。比如铁路，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如何让铁路运输又好又快又省，但如果问题总是跟社会主义挂到一块，扣了太大的帽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容易变成自我设限。一想到这个问题，方方面面的心态和反应，大都会在第一时间有意无意地回避，当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时，才下定决心改革，而不是通过一点点的小调，慢慢地调整过来。

涉及民营经济准入问题的两个“36条”，最后都不了了之。既得利益尝到甜头后，不愿意把门打开。而我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顽强，是因为总把“姓资”、“姓社”搞到一起，一碰就成了“主义”。

改革其实很正常，就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过去没有好的技术和建筑材料，所以容积率不能太高，否则楼就塌了，现在技术进步了，就不能再死守过去的东西，但我们对改革似乎形成了一种焦虑症。

经济学的思维是经验的思维。做事的好处和代价，需要在各种各样的约束下权衡。目标模式极易造成焦虑感，总以为事情有收益，没代价，总感觉心里有东西实现不了，不能达标。其实，改革是一个过程，如果思维方式不改变，会愈发难改。

今天的中国，已经比较开放，没有哪个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但人们却把很多经验性的问题变成了敏感问题，不能碰，而一停就是很多年。缺乏讨论，就无法形成共识。

过去，中国通过改革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加速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对现行制度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但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以及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的出现，则更需要改革旧制度，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高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发展模式，加重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但问题不解决，再富有又能怎样？中国社会需要看到富态，也要看到病态。要面对和承认社会的进步，也要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看到与更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改革不能拖延，也总会付出代价，但重要的还在于找到改革的出路和突破口，勇于面对难题、解决难题。

记者手记：

两个小时的演讲里，周其仁谈的最多的是城市化，对于改革的话题，我总觉得意犹未尽。中信出版社要在近期出版他的新书《改革的逻辑》，中国经济也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对改革都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想听听业界的观点。

因为他密集的行程，我们的采访只好在前往烟台的车上进行。改革的话题尽管严肃，但不时地插科打诨和穿插的笑料，化解了原本想象的凝重，少了距离感。

难怪他199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关于这段经历，他笑称是学生厉害，而不是老师厉害，“那是他们选出来的，我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要通过辩论、投票等方式来选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选”。言辞谦虚，但也透露着获评这一“殊荣”的些许骄傲。

关于改革，他强调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特别顽固，但也强调要勇于面对问题，通过找寻出口和突破口，最终解决问题。他主张改革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要借助经验的思维，强调思想开放的重要性。

也许是因为一直在大学里教书，跟年轻人接触的机会特别多，所以他特别看重当下年轻人的看法。在他眼中，当下的年轻人生活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中，形成了与上一代人不同的参照系标准，他们是当下社会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生产力，最活跃的技术力量和消费力量，对理想社会有着更高的预期，也对很多社会现状不满意。

“当下的年轻人怎么看这个社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国家有希望，就是下一代人会对所处社会的期望值更高。”他认为改革要与主流群体的期望值相匹配，“如果不改革就满足不了这个群体对这个社会公正的期待，如果改革跟不上他们的期望值，就无法动员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