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翻译理论谈文学翻译中意象的再创造

摘 要：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来谈文学翻译中意象的再创造，通过声音意象、结构意象、情景意象和审美意象等具体阐述文学翻译的意象创造，以及其决定性的因素。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文学翻译 意象 再创造

一、功能翻译理论与意象再创造

功能翻译理论来源于交际理论，其核心是目的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 Nord）［１］1997年用英语出版了《目的》一书，系统介绍了功能派的翻译理论。一般的翻译理论，以原文为起点，译文为终点。翻译的第一阶段是对原语言的分析，然后经过翻译过程译入目的语，然后译文要按照译入语的常规加以修改，最后是把译文投入交际情景，完成语用行为。而以目的理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其最大特点是把通常的翻译程序倒转过来，也就是以语用为起点，以翻译的目的、译文的功能为标尺来确定翻译的策略，并且选择把原文中哪些材料传译到译文中。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程序。这样翻译的标准就是译文是否实现了原文的功能，或者是否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让不懂原著的目的语读者借助于翻译来阅读理解、欣赏原著，使原著有一个更大的读者群，这就赋予翻译以特殊的史命――再创造及其它特殊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依据蓝本――原本，要考虑译文语言的风格，写作风格，原文形象的魅力，这一切都来源于原作者所表现的现实，而译者需要体会到原作品中人物的感情、思想、行为，并将把有这一切在自己生活体验中找到最恰当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文的文学语言，意象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形式正确无误地再现出来。

二、意象语言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象语言［２］是指那些能刺激读者的视、听、触、嗅等感官，让读者有某种形象感的语言。意是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象是某种具体的形象。意象“是指熔铸了作者主观意识（包括情感）的事物映象，或是经过想象加工而在脑子里形成的事物形象，即心理学所说的‘想象表象’”。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既是一个基于静态逻辑语符的忠实代言人，同时更是一个能动的、文化性的、有度的、主观认知和潜意识地表现“自我”的重创者或模仿者。把译者当作一个静态机械的忠实代言人，从本质上讲是将文学翻译仅局限于符号对应层面上，忽略了文学翻译中的美学认知和转换中的主体能动性、文化性、主观性，而这是文学作品中美学和风格等诸美学因素的认知和展现的模糊性、隐含性和动态主观性的本质所决定的。强调文学作品“形而上”的翻译中译者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并非否定“信”的基础，“忠实”或“信”在任何翻译活动中都是第一要素，没有这个“第一要素”翻译活动亦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这与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功能翻译理论是一致的。

三、文学翻译中的意象再创造

（一）声音意象

声音可产生特定的音韵、节奏和联想，有助于表情达意，刻画形象，表现气势。《红楼梦》里有这样一段对话：……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会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也不叫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对话里也不示弱，反唇相讥道：“我这辈子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小孩咬舌会把“二”说成“爱”，据考证红学家基本采用曹雪芹祖籍为河北丰润县一说，丰润北部山区的人们以及附近地区的人们都把“二”说成“厄”。对话里用了一连串的语音变格，把湘云活泼娇憨的形象，黛玉敏捷不饶人的性格，以及两人互相取笑的幽默情趣刻画得淋漓尽致。David Hawkes［３］是这样译的：

…“Couthin Bao，Couthin Lin，you can thee each other every day.It th not often I get a chanthe to come here;yet now I have come，you both ignore me!”

…“Lisping doesn’t seem to make you any less talkative! Listen to you：Couthin’，Couth’!Presently，when you are playing Racing Go，you’ll be all thicktheth’and theventh’!”

…“I shall never be a match for you as long as I live，”Xiang-yun said to Dai-yu coith a disarming smile.“All I can thay ith that I hope you marry a lithping huthband，tho that you have ithee-withee’ ithee-withee’ in your earth every minute of the day.Ah，Holy Name!I think I can thee that blethed day already before my eyeth.”

David Hawkes在译文里也巧妙地运用了一连串相应的语音变格（如cousin-couthin，It’s-It’th，chance-chanthe，sixth-thicktheth等），取得了毫不逊色于原文的音韵效果。

（二）结构意象

句子或语篇的结构具有创造意象的功能。汉语重意合，属话题突出性语言，句子结构为流水句（竹竿/节句）；英语重形合，属主干突出性语言，句子结构属葡萄型。杨宪益［４］准确把握汉英语言结构以及民族思维的宏观差异，根据语境适度调整结构，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可读性。如：“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好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老残游记》）

译文：When he reached the temple he looked southwards and saw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the Mount of a Thousand Buddhas.There were temples and monasteries，some high and some low，scattered among the grayed pines and green cypresses;the red were as red as fire，the white as white as snow，the blue as indigo and the green as green as emerald，while here and there were a few red maples.It looked like a big painting by Zhao Qian Li，the Song dynasty painter，only made into a screen a dozen miles long.原文缺省的主语用he译出，尤其是“高下相间”的主语较隐晦，译者运思细密，用some补出；最后一句主语译者根据语境判断指代前文太湖美景，用It译出原文的模糊美。译文还根据英语的特点，加上一些逻辑关联词，把句子转换成葡萄型长句，层次分明，逻辑清楚。此外，颜色意象传译逼真，也是一大特色。

（三）情景意象和人物意象

提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不能不提庞德（Ezra Pound）。他追求一种新的硬朗实在的诗歌，他主张诗歌内容平民化，诗歌形式通俗化，即用接近口语的自由体诗取代传统的格律，诗歌的语言要清晰、准确和简洁，诗人应废弃一切对表达不起作用的词语，并通过意象来思考、感觉等。在对中国诗歌进行翻译时，意象成了庞德学习借鉴的重点，为了引进中国古诗的模式和语言方式，在翻译中国古诗时他不惜违反英语的语法规则。他通过误译把李白“荒城空大漠”的诗句翻译成了“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译文中没有英语常见的主谓结构，也没有介词的连结，造成了中国古诗中常见的意象并置的效果。

在翻译王昌龄《闺怨》中的“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两句诗时，庞德［5］为了突出意象，把汉语诗句中各个词的英语意思按照原诗的词语搭配关系组成英语诗句。如：

In boudoir，the young lady-unacquainted with grief，

Spring day，-best clothes，mounts shining tower.

庞德省掉了“spring day”前面的“on a”和“best clothes”前面的“in”。通过省略这些表示词与词之间关系的词，在译文中创造出“the young lady”、“spring day”、“best clothes”和“shining tower”几个意象组成的意象群。这些诗句典型的中国式英语，英语读者对此感到吃惊是很自然的。事实上这种对译语叛逆的译法也应该是无可厚非，这是国语译者翻译时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译语和原语，还要考虑原语文本的体裁和其内在的属性。

人物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意象最明显和最集中的形式。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翻译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以形象思维捕捉原文人物形象，以情感共鸣去体验人物的悲欢离合，借助想象力进行形象再创造。对此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此文不详尽论说。

（四）审美意象

与其他语言相比文学语言具有更大的表意潜能，其效果取决于语词、语段、语篇之间的粘连和发散的关系。它的传达不仅包含着一般信息，而且还有一种审美信息。审美信息是一个相对无限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捉摸的“变量”，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审美信息越是丰富，译者对它的理解和传达就越难以穷尽。译者参与的审美价值创造就越明显。这里我们不妨用《大卫・科波菲尔》第22章中的一段令译者颇感棘手的文字游戏与几种不同译文的对照形式，让读者进一步具体感受文学语言的艺术独特性以及译者如何参与文本的审美价值创造及译作所具备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原文（Ah! What’s that game at forfeits?）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David Copperfield，XX II)。

译文：我爱我的爱人，因为她很迷人；我恨我的爱人，因已许配他人；她名叫虞美人，是东方丽人。

吾爱吾爱，因伊可爱；吾恨吾爱，因伊另有所爱。吾视吾爱，神圣之受，吾携吾爱，私逃为爱；吾爱名爱米丽，吾东方之爱。［6］（《中国翻译》，1996年第6期，第18页。）

把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一种语言转换成为另一种语言，这种转换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译文里都蕴含着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的修养、形式意义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引致的气质和风格。总之，“艺术加工”，而且在看似被动模仿行为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创造性发现和表现，蕴含了译家个人体验和风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译家与作家是取得了相同的、相平等的文化身份。

结论：翻译的目的与功能决定翻译的意象再创造

功能翻译理论派［7］的理论与意象创造之间的联系，曼德瑞的翻译行动化、弗米尔和莱思的目的论、诺德的功能语篇分析理论都是强调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认为译文的形式并非照搬原文模式，而是取决于是否在译语文化中合理地为其功能服务。功能翻译理论派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与具体的翻译方法。翻译的结果是译文，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的目的与译文的功能，并根据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对原文作调整，才能做好翻译工作。

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他有很大的能动性，是艺术形象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在解读原文过程中，他会利用那些和特定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乃至丰富或提炼既成的艺术形象。有时译者甚至可以捕捉到作者没有意识到的非自觉的东西，并使之上升为自觉的内容，这时的译者也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中介者，他已经成为意象、审美的艺术再创造者。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它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故译者的主体性在审美活动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译者在翻译时，应以原文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本，既要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也要避免胡译、乱译，力求译文生动形象、贴切、自然。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3］Cao Xueqin.Trans.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M］New York：Penguin Groups，1997.

［4］Cao Xueqin & Cao E.Tramp Doctor’s Travelogue［M］.Trans.Yang Xianyi and Dadys Yang.Nanjing：Nanjing Independent Publishing House，1947.

［5］Pound Ezra.Personae：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Ezra Pound［Z］.London：Faber&Faber，n.d.1976.

［6］姜秋霞，张柏然.整体概念与翻译［A］.中国翻译，1996年第6期.

［7］Nide.E.A.& C.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